论郭沫若抗战时期诗歌的艺术风格

郭沫若抗战时期诗歌有着特殊的艺术风格,本文力图从浪漫诗风的演变,诗歌内容风格的现实性;个人本位的让位,人民本位的上升;雄浑悲壮的歌唱;话语权的转变,大众化语言的加重这四个方面展开讨论。     

傅斯年与郭沫若

郭沫若与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两位卓越的文化名人。两者在现实政治中存在很多差异,但他们又在考古学、历史学上有诸多的共同点,如同样重视史料,同受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及西方科学方法的影响,几乎同时想到对殷墟进行发掘等等。此外,他们还彼此称赞对方的学术成就。党派立场、政治信仰、意识形态、历史观等方面的不同、甚至对立,并不妨碍在学术上互相交流、评点得失、取长补短,郭沫若和傅斯年这两位学术大师正是我们的表率。     

论郭沫若自传文学创作的特征

在郭沫若的传记作品中 ,纪实与虚构并存 ,宏大叙事与私人叙事并存 ,其传记是“活”人的自传 ,形象的自述     

历史考证与艺术批评——以郭沫若为例

郭沫若在广博深细的历史考证和文字训诂中,接触了大量古代审美对象,发表了其独到的艺术见解,触及了中国美学史、艺术史有关的重要问题。他对中国古代典章制度、器物的考证,对于了解古代“礼乐相济”的传统,了解古代道德规范、社会风习与艺术审美活动的关系,了解古代审美风尚,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诗歌创作情感与文学修辞艺术

诗歌是抒情性作品,需要诗人具有激越高昂的感情,而喜怒哀乐,情感各异,不同的情感使作者对外物产生不同感受,创作出不同内容与风格的作品,也正由于此,才有百花争妍、姹紫嫣红的诗歌繁荣.而对于不同感情的表现,诗人所运用的修辞手法也不尽相同,这正是适应表达情感的需要而出现的文学创作现象,从这里可以看出各种修辞方法有着不同的表现功能.     

评王富仁的郭沫若研究

王富仁不仅对郭沫若做过很深入的研究,而且他的学术成果具有很高的文学史/文化史研究的启示意义和学术史价值,学界至今没有对他的郭沫若研究做专门的评述。王富仁对郭沫若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1.他以高水平研究成果对郭沫若研究起到了加持和推进作用,遏制了当时郭沫若研究“滑坡”的态势;2.作为鲁迅研究的旗帜人物,他对郭沫若及其创作的客观认识,对扭转“以鲁视郭”的偏向具有示范性和引领性;3.他对郭沫若诗歌的研究真正走进了郭沫若诗歌世界,对其文学史价值和历史局限都有独到的学术发现。     

论尼采对郭沫若前期文艺思想的影响

郭沫若前期文艺思想与尼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原因有二,即时代的因素和相似的个人气质。浪漫主义、崇尚创造、扩张自我和悲剧观是郭沫若受尼采影响最突出的方面。郭沫若早期大力张扬唯意志论的自我,并不是他游离于中国近代哲学思潮之外的独特创造,而是这一思潮在中国合乎规律的发展。不能对郭沫若与尼采曾一度有过的血缘相继关系简单得出“是”或“非”的结论,二者的本质区别不容忽视。     

历史的心灵镜像——郭沫若历史小说论

郭沫若的历史小说可分为前后两期,其前后期历史小说的思想脉络与郭沫若的思想脉络一致.不仅叙述者与郭沫若自我的思想历程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而且被叙述的主要历史人物也常常与郭沫若的自我构成互文关系,郭沫若的自我形象常常隐藏在叙述者与部分历史人物的身影里,他们互为投射自我的心灵镜像.之所以如此,与郭沫若不"博考文献",更不求"言必有据",而是"借着古人的皮毛来说自己的话"这种独特的历史小说创作观念有关.     

关于郭沫若与陈寅恪关系的辩正

郭沫若与陈寅恪在政治观点和学术理念上有所不同,但两人都肯定并尊重对方的学术地位。在有关《再生缘》的研究中,两位大师结下的学缘至今传为美谈。郭沫若与陈寅恪之间的学术争论是正常的学术探讨与切磋。作为诗人和学者,两人在本质上也有许多共通之处。     

郭沫若与云南山水风物

郭沫若生前曾与云南山水有着不解情缘。他曾在出国归来停留云南之机,几次游览云南山水,留下诸多歌咏云南山水风物的烩炙人口的诗篇,表达了诗人对云南山水的无限热恋和由山水激发的壮志豪情。诗人的游历足迹,为云南山水增辉;诗人对云南山水的热情描绘歌赞,丰富了云南山水的艺术形象,使云南山水之美更加丰富多姿,光彩动人。     

如何看待郭沫若的甲骨文与殷商史研究——就郭沫若对“众”或“众人”的阶级分析与姚孝遂先生商榷

"众"或"众人"奴隶身份说,姚先生批评不能成立,以为这是思想方法的主观主义和学风不正.郭沫若的论证,"众"或"众人"奴隶身份说是很有影响的一说,姚先生不顾全面,片面为论,很失偏颇.     

在中国现代文化的"造山运动"中 --简论郭沫若的学术与他的时代

郭沫若的学术活动与20世纪政治运作关系比较密切,这是非常特异的社会现象.这一现象的造成固然有郭沫若自身的主观原因,那便是他超乎寻常的政治敏感以及对于一定政治运作的积极投入,甚至不排除对政治需要的主动迎合.但更重要的还是这一世纪不断出现的文化造山运动的结果.郭沫若特殊的地位和学识,以及他的政治敏感因素,决定了他往往总是处于这种文化造山运动的中心位置,这样既使得他作为一座世纪性的学术峰峦被凸起,也使得他的非学术的负面品德被格外凸显.     

游士异调:布衣诗人刘过的人格与诗风

作为“辛派词人”之一的刘过及其词作,早就引起了学界的注意与研究;而作为南宋爱国诗人尤其是布衣诗人的刘过及其诗作,还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与关注。本文旨在探讨:刘过虽然一介布衣,却能心忧庙堂、以天下为己任,同时,他身上也有江湖之士的游谒习气;刘过诗歌具有粗豪抗厉、不尚雕琢、才气坌溢、狂歌当哭的特质,同时也不乏应酬、溢美奉承之类文字。     

还原郭沫若诗创作的本真起点

本文从创作心理角度重审了郭沫若的早期诗歌,认为死亡之思是其诗创作的原初驱力与本真起点。超越死亡的形上体验,使诗人的生命能量得以完全释放,获得了穿越时空的力量,其诗思与表现形式因此呈现出"绝端"自由的品格。这种超越死亡的自由感,因暗合于五四时代诉求而被解读成为现代意义上的个性解放。这种解读对诗人无疑起了极大的心理暗示与引导作用,使其不断地由个体存在之思转向对外在时代主题的思索与表现,由此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梭罗“诗意的栖居”

梭罗在瓦尔登湖畔隐居了两年零两个月，写出了一本在美国文学中具有独特价值的名著《瓦尔登湖》。文章根据梭罗在这本书中流露出的思想，论证了他在瓦尔登湖畔的隐居是一种“诗意的栖居”。这种栖居不单单是对自然的回归，更是他自由思想的一种体现。     

论拜伦的诗学观

拜伦的诗学思想散见于其诗歌和散文文本之中.拜伦对诗歌目的、任务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追问,他特别认识到诗歌的治疗作用;拜伦认为,诗人应采取认真、负责、自然的写作姿态,他尤其发掘了注释作为诗歌文本的延伸功能;拜伦的诗歌批评策略是感悟式的,这导致了其诗学成分中理性的缺失,而这与他作为个性独特、处境困窘的浪漫主义诗人身份有关.     

试论萧纲的诗学思想

萧纲的诗学思想主要呈现四个矛盾的方面：一是在对待《诗经》传统上的矛盾。二是理论上的诗美标准和实际创作之间的矛盾。三是“立身”与“文章”之间的矛盾。四是诗技论和诗缘情论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思想体现了中国诗歌在逐渐走向形式自觉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     

论中国现代新诗韵律的诗学探索

韵律是中国现代诗形式的重要质素,对现代诗韵律的探索,诗学界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然音节论,二是以新月派诗人为代表的诗应有音乐美的主张,三是以梁宗岱等人为代表的“纯诗”理论的音乐本体观,四是以戴望舒、艾青为代表的无韵自由体主张。在现代新诗的韵律观念的发展上存在着一种新诗歌谣化的趋势,而戴望舒和艾青对无韵体的倡扬其实是对中国现代新诗自由精神的坚守。     

论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

当前我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协调社会上各种不同的利益,尤其是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需要立法、行政、司法保障,即立法者对此做出概括性规定,并通过宪法解释明确公共利益的内涵,在具体立法中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行政机关依据正当程序对此进行具体的判断;在出现纠纷时启动司法程序.由法院针对个案中的具体事实,进行最后的确认.     

毛泽东诗论管窥

毛泽东对中国诗歌运动尤其是对当代中华诗词的重大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其诗词创作的思想与艺术水平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以此向世人展示了中华诗词难以替代的艺术魅力和至今不衰的强大生命力;二是开创和确立了一代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典雅与通俗相结合,以豪放为主而又不废婉约的新的当代中华诗词之风;三是他在长期的学习、研究古今中外诗歌与长期从事诗词创作的过程中,在以领袖和诗人的身份指导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过程中,深刻揭示了当代中华诗歌创作的一系列基本规律,指出了中国诗歌运动尤其是当代中华诗词改革和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