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电车工人的抗日斗争

(一)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武裝侵入我国东北,作为实現其蓄謀已久的独占中国、称霸世界的侵略野心的第一步。“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我国的民族危机达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已瀕于危亡的边緣。可是,代表大地主大資产阶級利益的国民党反动政府,依然实行卖国投降的反动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行不抵抗主义。命令东北軍撤出东北;对全国人民轟轟烈烈     

时代的、民族的诗魂——中国近代爱国诗歌略论

中国近代社会,是我国历史上最动荡、灾难也最深重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清朝反动统治政权不仅腐败透顶,而且奉行投降卖国政策,所谓“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中国领土,遭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瓜分;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真是“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但是,中国人民并没有妥协、屈服,为了     

实事求是的模范——刘少奇同志同王明“左”倾路线的斗争

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日本帝国主义先后发动了“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全国各阶层人民一致奋起,反抗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的卖国投降。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下降到从属地位。可是,王明却视而不见,仍旧执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1931年秋,刘少奇同志从莫斯科参加了职工国际第五次大会后回国来到了上海,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领导上海工人运动。少奇同志提出了指导白区工作的正确方针和策略,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浅论张学良对“不抵抗政策”态度的演变

“对日不抵抗政策”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在“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方针下执行的一条对日投降卖国政策。早在“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即一再电令东北当局和张学良对日军的挑衅“宜隐忍自重”,“我方应于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对于蒋介石对日不抵抗命令,张学良不仅在口头上表示服从,而且在行动中绝对执行,命令东北军遇日军挑衅,不抵抗或躲进兵营,并收缴士兵军械,存于库房,甚至在获悉日军要发劝事变后亦未采取有力的防范措施。张学良奉行对日不抵抗政策,一方面是受蒋介石“不抗日”的影响。张学良在“抗日须全国一致”的思想支配下,担心在政府不抗日情况下,东北军假如违令抗日,孤     

从“济南惨案”的解决,看南京政府的性质

从国民党南京政府同日本就“济南惨案”问题,经过十一个月的谈判解决过程,来剖析南京政府的性质,可以看出,它是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的反动政权,贫穷积弱的旧中国,造就了软弱的南京政府;软弱的南京政府又奉行了一条妥协求和的外交路线。其根本原因是由南京政府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盛宣怀与利用外资

盛宣怀集官僚、买办、资本家于一身,是一个“亦官亦商”,联络“中外”的复杂人物.过去,经济史学界对盛宣怀的评价,大多是否定的,尤其他大借外债的行径更是被斥责为“卖国”和“投降”.其实,盛宣怀是一个矛盾性格的人物,他在借用外债方面也表现出这种矛盾性.因此,对他在这方面的言行应当进行具体分析.     

“一二九”前后广东的爱国民主运动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学生为挽救祖国和民族的危亡。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爱国民主运动。消息传到广州,进步学生掀起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为抗日战争在广东的开展揭开了序幕。“一二九”运动前,广州爱国青年蓬勃的革命活动,已经显示着革命的新的来潮。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吞并我国东北后,又找寻各种借口向我国华北发动进攻;蒋介石一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本侵略采取妥协投降态度,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广东,陈济棠上台后,暗中勾结日本。日本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曾窜到广州活动,受到陈济棠等的盛情款待。由于陈济棠的包庇纵容,大批走私日货源源输入广东,并由此进入中国各地,广东成为日本对华经济掠夺的重要门户。     

理势之辨、战和之争与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卖国——以徐继畬为中心的考察

在中国步入近代伊始,徐继畬可谓是少数“开眼世界”的中国人之一。然而在1850年神光寺事件中,他却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徐继畬因力主和局、反对轻启衅端而为时人所诟病,并为后来的一些研究者说成是“卖国”。这与洋务时期部分洋务派因主和而背负骂名的处境极为相似。事实上,徐继畬等人之所以主和是基于对敌强我弱之势的清楚认识,其主和是“势”不敌人的不得已之举,虽不免屈辱妥协的成分,但也不乏“卧薪尝胆”、“以屈求伸”的隐衷。因此,说其妥协退让、屈辱求和则可,说其卖国投降则不可。     

中法战争中清政府“乘胜而收”原因新探

历来,人们把清政府在清军取得镇南关大捷后“乘胜而收”,与法国签订了《中法新约》,使得中国“不败而败”的原因归于它一贯坚持的投降卖国方针的恶果。但是笔者在着眼于中法越南战争的同时,着重通过对中国当时所面临的国内、国际形势的考察之后,认为:清政府采取乘胜而收”的对策,是经过努力抗争,并鉴于当时国内、国防各方面不利形势而做出的最好选     

修正主义和投降派——从反面教材《水浒》吸取教训

毛主席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通观《水浒》,人们可以极其生动具体地看到:一个敌对阶级的代表人物,是怎样混入革命队伍,又是怎样“修正”革命路线,怎样把革命拉向投降道路的。 《水浒》所反映的时代,即北宋末年,封建制度已经没落腐朽,以宋徽宗为代表的封建王朝,极为反动、腐败、昏庸。农民与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如同烈日焦土,空前     

读《谈金圣叹》

《水浒》写宋江等人向封建统治阶级投降的全过程,歌颂了投降主义路线,它的主要倾向无疑是反动的。鲁迅在《流氓的变迁》一文中早就指出:“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最深刻地揭露了《水浒》的反动本质。依据毛主席的重要指示重新评论《水浒》,批判投降派,批判修正主义,是我国政治思想战线上又一次重大的斗争,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忆往事——一九三三年营救政治犯的一些活动

1931年“9.18事变”、1932年“1.28事变”相继发生后,国民党政府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外妥协投降,对内继续镇压人民,大肆逮捕、杀戳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当时在上海通过特务和英法租界捕房逮捕的著名中外革命者有:国际革命组织之一、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牛兰和夫人范露伊丝,中国共产党干部罗登贤、余     

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反投降斗争

抗战期间,随着日军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国内出现了日益严重的形形色色的投降活动,分裂抗战阵营,加剧了抗战的艰巨性。针对各种投降卖国活动,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有力地维护了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挫败了投降主义的阴谋,为赢得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略述李秉衡在胶澳沦陷之际的爱国事迹

<正> 十九世纪末德帝国主义侵占胶澳,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胶澳沦陷之际,清政府内部曾展开一场妥协投降与反妥协投降的斗争。它是当时中国社会爱国与卖国的斗争在统治阶级内部的具体反映,比较深刻地揭示出两种政治力量斗争的实质所在。本文试     

“本社”始末(摘要)——大革命失败后我的一段革命经历

“本社”创立的时代背景大革命失败以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他的反动政权,执行一条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压迫剥削人民的反动路线。在这条反动路线统治下,帝国主义的侵略加剧,国内封建势力重新抬头,内战不休,城市工商业凋敝不堪,农村经济破产,盗匪横行,人民贫困,青年失业,全国一片黑暗。这时,代表工农大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开展了顽强的武装斗争。一些爱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阶级的局限性,既不愿附和蒋介石搞反革命,     

李鸿章外交思想论纲

作为一个活跃在近代国际舞台近四十年的弱国外交家,李鸿章的外交思想无疑是相当复杂和十分丰富的,实非“投降”、“卖国”一类的贬词所能涵盖。在长期主持对外交涉事务过程中,李鸿章始终以1861年恭亲王奕沂等人奏准成为清政府对外关系最高原则“按照条约,不能稍有侵越,外敦信睦,而隐示羁縻”为指导,并广泛吸收和发展了曾国藩、郭嵩焘等人阐述的“诚信”、“循理”外交思想的合理因素,努力将传统的儒家“和戎”思想应用于近代对外事务,力图寻     

试析《塘沽协定》的签订

<正> 《塘沽协定》是国民党政府(名义上是华北军事当局)在热河失陷、长城抗战失败、日军威逼平津的情况下,在1933年5月31日与日本侵略者签订的一项丧权辱国协定。《塘沽协定》签订后,举国震动。中国共产党及爱国人士谴责国民党的这一行动是投降卖国,国民党政府则强调这是“军事停战协定”,是“为久劳之军队,穷困之人民得以苏息”。那么,《塘沽协定》的签订究竟起于何因?是何性质?当时及现在均无人作过探讨,本文拟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一) 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塘沽协定》,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抗战失败主义是军事方面的原因。“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说过:中国“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1933年长城抗战期间,蒋介石在南昌“剿共”总部对部队训话时说:“如果我们以现在所有的部队,统统加到长城一带阵线上去求决战,这一决战下来,当然是我们     

对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要保持高度警惕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向全世界公开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我大公报记者朱启平,登上美国密苏里号旗舰,亲历了日本侵略者签署投降书的仪式,随后又登上日本国土走访了十二天。之后,他在以《落日》为题的通讯报道中写道:“细想这十二天的经历,深感日本目前的投降是临时的休战,盟国对日本投降必须严厉公正,以永绝战祸,中国对日尤慎防万一”。透过半个世纪的风尘云雾,我们越发觉得作者的洞察力和预见力是何等的深邃和透彻。     

论李鸿章的“外须和戎”思想

李鸿章的“外须和戎”思想是他办理外交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的形成基于他认识到国家实力是解决中外争端的决定因素，也立足于他对当时中国国情和国际局势的清醒认识和急盼中国拥有实力。为此，他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完整纲领，试图对外“力保和局”，争取一个和平外部环境，赢得变法自强的时间；对内大办洋务，使中国早日进入世界强国之列。因此，他的“外须和戎”思想包含着一定的爱国意识，不能等同于妥协投降的卖国思想     

人徐继畲看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匡

我们要讨论徐继畲和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国,首先必须确立几个原则,即：第一,抵抗侵略是爱国,但盲目排外决不是爱国;第二,对外投降是卖国,但理性外交决不是卖国;第三,对外开放也是近代爱国主义应有的题中之义。依据上述三个原则,徐继畲不是卖国者,而是爱国者。因为在鸦片战争中,他是一个具有民族气节的尽职尽责的抵抗派;在鸦片战争后。他在担任福建布政使和福建巡抚,主持厦门、福州的对外通商事务期间,在处理福州英人欺侮民人、葡属黑人淹没罗吐和含壁杀死杀伤民人。尤其是英国传教士等租住神光寺等事件上,持的是一种理性的“两不偏袒”的稳健态度,依法办理。以图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并无什么大的不当;他还是中国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人物之一,为近代中国的对外开放,向西方学习作出过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