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系军阀的对日外交策略

皖系军阀与日本的勾结一直是皖系军阀被诟病的根本所在。综观皖系军阀与日本"亲善"的全过程,由于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所决定,虽然皖系军阀对日本的妥协与屈从是主要的,但单一地以出卖国家利益或者无条件地主动迎合并不是皖系军阀对日外交的全部内容。在努力换取日本对其支持的前提下,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也试图采取一些相应的策略抗衡日本无限膨胀的侵略欲望。皖系军阀与日本在亲善的背后是利用、友好之中有戒备、追随之下有抗争、屈从之中有背离甚至妥协之中也有拒绝,这些复杂的历史动因与要素的相互交织才是皖系对日外交的全貌。     

皖系干将曲同丰是怎样被俘的

1920年7月爆发的直皖战争,以皖系的失败,直奉两系的胜利而告终。皖系之所以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参战主将曲同丰在关键时刻被俘投降,应该说是主要的原因之一。曲同丰原为皖系边防军第一师师长,直皖战争爆发时,段祺瑞任命他为皖军第二路军司令兼前敌司令,率部驻京汉线。7月18日,他和他的师部人员于前线被俘并投降直系吴佩孚,这是客观事实。当时,直系头子曹锟曾就此事通告其前敌各军:“边防军第一师完全溃败,师、旅、团长等归向来保”。曲的被俘,使战场形势急转直下,终于造成直军转败为     

徐树铮与建国军政制置府的建立及影响

建国军政制置府是在徐树铮的策划和组织下联合孙中山部属许崇智和原西北边防军将领、驻延平的皖系将领王永泉,根据自己所著的《建国诠真》的构想,企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负而建立起来的一个政权组织,虽然由于直系北京政府的讨伐、福建各界的反对和与孙中山的目的不一致及皖系实力人物的不支持等各种原因,而很快流产,但它对中国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衡阳撤防与直皖关系的演变

衡阳撤防在直皖关系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1918年-1920年间,湖南前线吴佩孚等直军将领由提请撤防到全部撤军,此中全过程集中折射出直皖关系由基本共存到势不两立的本质性演变.皖系最终陷入全面孤立,直系以此为转折点,成为北方政局演变的主导力量.这其中,皖系核心层唯派系利益是图,极端自私的决策与失当的应对举措是影响直皖关系演变的主要决定因素.     

吴佩孚与西南军阀的勾结

本文通过不久前发现的一九一九年北洋直系军阀吴佩孚与西南军阀签订的军事秘约,以及一九二○年西南军阀的“联直制皖”策略两个实例,说明南北军阀本质是相同的。一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段祺瑞控制了北京政权。孙中山愤于皖系军阀的飞扬拔扈、倒行逆施,决心维护临时约法和国会,从一九一七年下半年起揭起了护法运动的旗帜,宣布出师北伐。段祺瑞北京政府决定派兵南下,与护法军作战,于是爆发了护法战争。其时,南方护法军组成了粤、湘、桂三省联军,以广西督军谭浩明为联军总司令。而北方则是直系军阀吴佩孚打先锋。湖南成为南北双方争夺的主要地区,护法战争集中在湖南衡山、宝庆、长沙一带进行。护法军先胜后败,延至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直系吴佩孚先后攻占长沙、衡阳等地。在战争进程中,南北双方的内部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在北洋军阀内部,皖系和直系的矛盾表面化了。段祺瑞欲以直系力量实行其“武力统一”政策,直系冯国璋等人则不甘心为皖系卖命,却在宣扬愿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南争端。其次,南方各省,滇、桂等系军阀表面虽然“拥护”护法,而骨子里却在为自己扩张地盘打算,给孙中山为首的护法军政府制造了种种困难。直系军阀一鼓吹以“和平”方式解决西南争端,即得到以桂     

论直系军阀中的曹锟、吴佩孚集团

直系军阀研究在北洋军阀三大派系研究中相对比较薄弱,而对直系曹、吴集团专题更是鲜有研究。曹、吴集团是如何形成的,它和皖系、奉系两个军阀集团相比具有那些特点,本文根据大量历史资料对此进行了探索。     

清末山东教育“千门万户时代”——论杨士骧与近代山东教育事业

杨士骧是晚清封疆大吏,北洋派皖系文人之首。1905—1907年担任山东巡抚期间,热心改革,关心教育,"施行强迫教育法、倡设教育会;开留学风气、推动留学运动;创办山东法政学堂、山东高等农业学堂"。为近代山东教育事业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群对日外交观评析

20世纪初,张群留日期间目睹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国富兵强,也看到宣扬“武士道”精神背后日本的侵华野心及行动。于是他多次发表演讲,撰写文章,分析日本侵华政策。“九一八”事变后,张群以解决民族危机为中心,根据对近代以来中日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分析,提出对日外交方略,对南京国民政府制定和实施对日外交方针影响深刻。一、批判日本侵华政策(一)揭露日本分化中国的阴谋。1918年,皖系军阀段祺瑞借口参加对德作战,以出卖国家主权为代价向日商借巨款(即西原借款),以扩充皖系军事实力,适逢张群访日,张意识到这是北洋军阀对中国主权的又一次大出卖。…     

五四爱国运动中心新探

从1919年6月3日北京军警大批逮捕学生,到6月28日中国代表拒签巴黎和约,五四爱国运动的中心是北京,而不是上海。根据是:北京是这期间全国人民同皖系军阀政府及其后台日本帝国主义斗争最激烈,最关键的所在,全国各地的爱国运动都是响应、支援,配合北京学生的。     

1917—1918年的冯段之争并非直皖之争

１９１７—１９１８年的冯段之争并非直皖之争丁长清目前在大多论及北洋军阀问题的著述和撰文中，一般都将１９１７年冯国璋代理民国大总统后，与国务总理段棋瑞围绕着北京政权执掌之争的种种拉帮结伙、明争暗斗的作法，归结为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队体系内部分裂的直系和皖系...     

孙权攻陷皖城献疑

《三国志.吴主传》中有关汉献帝建安十九年（214年）五月吴主孙权亲自带兵攻下汉魏重镇皖城和建安十四年（209年）汉魏＂合肥以南惟有皖城＂的记载有误。孙氏占据皖城是从建安四年（199年）八月开始,孙策乘袁术署任的庐江太守刘勋不备,袭取了庐江郡治皖城。以后皖城一直为孙吴所占据,直至西晋咸宁四年（278年）方失守。因此,汉魏＂合肥以南惟有皖城＂的提法也不能成立。《三国志》出现皖城陈述失误的根本原因,是对＂屯皖＂理解有误。不能把＂屯皖＂理解为军队驻扎在皖城,如果朱光占领了皖城及附近地区,这一地区就不应再叫庐江郡,因为汉魏已设置了一个庐江郡治寿春。这说明对皖城正确的理解应是在皖城地区屯垦。214年孙权所攻打的皖城,就是朱光南下军团的总部,这一地名和皖有一定的联系,逐渐被人淡忘,讹传为皖城。     

日美同盟与东亚区域合作

日美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增强,日美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变化。日美同盟作为冷战的衍生物,在国际社会尤其在东亚地区的作用并没有削弱,相反却日益强化,这对于当前方兴未艾的东亚区域合作具有双重性的影响。虽然日美同盟对东亚区域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平衡器”的杠杆作用,但从整个东亚区域合作的整体布局来看,日美同盟的消极作用日益明显,严重阻碍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因此,要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必须正确处理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积极引导日美同盟发挥建设性作用,规避其消极的阻碍作用。     

再论光复会重组的原因

皖浙起义后,大批光复会会员出逃国外,在日本和南洋地区高举光复会的旗帜开展革命活动,使得同盟会和光复会因名号问题发生直接冲突.而孙中山和黄兴相继离开东京后,设于东京的同盟会本部未能取到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指挥中枢的作用,而长江中下游的资产阶级革命潮流又暗流涌动,急需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领导.光复会的领导人在失望之余,不得不改组因皖浙起义遭到重创的光复会,以担负起领导长江中下游的资产阶级革命的重任.二次"倒孙风潮"不过是光复会重组的导火线而已.     

信息化条件下流通商主导的供应链动态联盟

供应链动态联盟是信息技术发达、市场需求主导的条件下实现敏捷生产和流通的重要组织形式。是一种基于非正式契约的不完全市场交易方式。在消费者占据主导权、生产企业逐渐归核化（refkusing）的条件下,流通商在联盟中居于重要地位。文章论述了信息网络技术高度发达的条件下流通商主导的供应链动态联盟的运作机制,以期能够为建立和谐高效的产销关系提供理论支持。     

袁段矛盾与洪宪帝制的败亡

袁世凯是北洋集团的领袖,段祺瑞是袁世凯的心腹将领,二人有着整整20年的关系和友谊。段祺瑞追随袁世凯,为袁世凯的成功竭尽全力,袁世凯则提拔、重用段祺瑞,委段祺瑞以重任。袁、段配合默契,清末民初政坛上的重大事件均与其有关。但在袁世凯集权专制完成后,袁、段关系裂变。尤其是在帝制问题上二人矛盾激化,先是袁世凯解除了段祺瑞的兵权,继而段祺瑞消极抵抗。北洋集团分裂,袁、段矛盾是袁世凯帝制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方苞史学思想与浙东学派——从解读方苞《万季野墓表》入手

《万季野墓表》一文通过"劝古文"和"嘱托史事"等内容,显示了万斯同作为一代史学巨匠对后辈的提携与看重,但是万斯同及浙东史学思想如何影响方苞的,目前尚不清晰。本文从分析《万季野墓表》入手,结合具体的文献资料,梳理方苞与万斯同的交往历程,论述浙东学派的发展脉络及其对方苞的影响,试图从一个侧面揭示方苞学术思想的史学背景。     

王嘉甫生平小考

本文在孙楷第先生考论的基础上,根据刘敏中<中庵集>所提供的新资料,初步考定元初散曲家王嘉甫生于1208年以前,卒于1268年以后,名元亨,河北完县人.金宣宗时陕西东路转运使王扩之幼子.宪宗六年任济南行台详议官,世祖至元初任济南府学教授.卒后家贫,无力归葬,藁殡于济南历山.     

从《说文解字注》看段玉裁对汉语词义学的研究

清人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博大精深,对<说文解字>的研究可谓包罗万象、要言不烦,是后人研究<说文>的一部十分难得的工具书.<段注>在学术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对汉语词义问题的研究更是超过了前人,成就了不世之功.本文从四个方面就段氏对汉语词义研究的方法作了探讨.     

赵南星改革思想与实践研究

赵南星是明朝后期著名的政治家、东林党的首领之一。面对当时黑暗腐朽的政治,赵南星“慨然以整肃天下为任”,进行改革,他的政治改革思想及实践,在当时曾起过积极作用,对我们今天的改革仍有借鉴意义。     

透视人性与社会之“恶”——论翁新华《的哥麦碗》

人性与社会之“恶”的透视是贯穿翁新华的中篇小说《的哥麦碗》的一条主线。小说通过的士司机麦碗这一人物及其经历披露了人性和社会现实之“恶”的缠绵景象,而这种景象呈现出“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和“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的新逻辑。纵观翁新华的小说创作,可以看出《的哥麦碗》这一小说不仅体现了作者创作的深刻,而且反映了当代文学创作的现实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