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推进城市化与土地使用集约化

我国当前积极推进城市化和实现土地使用集约化都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积极推进城市化从表面上看会增加城市用地，但从总体上看，却与耕地减少呈负相关关系，与土地使用集约化呈正相关关系。积极推进城市化一方面可使我国城市化滞后的状况得以缓和，实现城市化与工业发展的动态平衡；另一方面将使我国土地使用集约化的水平得以提高，是解决我国耕地永续使用和可持续发展难题的重要思路之一。     

滞后还是失衡——我国城市化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思考

本文基于熵值法的实证分析发现,当前我国城市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区域城市化水平失衡以及城市化各维度之间的发展失衡。首先,我国城市化水平呈现出明显的“东部沿海—中部—东北—西部”渐次降低的发展态势,东部沿海地区在各分项城市化发展上均表现出较高的水平。其次,我国城市化各维度发展也严重失衡。东部沿海地区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之间的失衡最为明显,东北地区人口城市化与社会城市化之间的失衡情况最为严重,中部地区的土地城市化速度最快,与产业城市化之间的失衡情况最为严重,西部地区各分项城市化的水平均不高,城市化进程的主要问题是产业城市化水平过低,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有效支撑不足。同时,社会城市化和土地城市化是我国绝大多数城市的主导城市化维度,土地扩张、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改进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主要引导力量;而以人口城市化为主导维度的城市数量最少,我国绝大多数城市的人口城市化水平明显偏低。本文还在上述发现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困局:现状、成因与变革

当前,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存在六大"土地困局":建设用地供给不足与建设用地大量闲置并存;土地征收补偿冲突与期盼土地早被征收并存;城市建设用地紧张与农村建设用地宽裕并存;土地财政的积极作用与其不可持续性并存;各类规划中的用地指标存在不少差异和冲突;农民进城却不愿放弃农地经营使用权的矛盾。土地困局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相关制度安排的不足与冲突以及土地收益的共享与分配问题,其深层根源在于城市化模式及其发展路径。破解土地困局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着力实现人的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同步,实现土地增值收益的合理分配与共享,进一步完善我国土地制度及其执行力。     

城市化发展的趋势、特点及对策研究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 ,我国已进入城市化发展的加速时期。当今城市化发展已出现与以往历史时期不同的趋势和特点 ,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 ,要从我国城市化现状和存在问题出发 ,理清思路 ,抓住重点。     

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失地农民问题

城市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之路。但是 ,以牺牲农民利益发展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的思路和做法 ,令人担忧。失地农民问题实际暴露的是中国土地制度问题。缺乏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是造成失地农民问题的制度原因。要解决好失地农民问题关键是尊重和保护农民对土地的财产权。建立保障农民利益和经营自主权的土地制度以及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制度 ,同时 ,鼓励失地农民自主创业 ,增强就业与再就业的能力     

论农地城市化的根源

本文首先从经济演化的角度分析了在城市起源中探寻农地城市化的根本性因素--城市的财富效应,继而结合城市经济集聚理论说明了技术革命推动城市经济分工而导致的城乡相对生产力差异在农地城市化中的作用,最后基于城市化模型的构建思路提出了农地城市化的第三个根本性因素:社会生产力绝对发展下土地的适应性特征.     

新城区发展方式转换和路径变革研究的一部力作——《土地资源约束条件下的新城区发展》评介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工业化、城镇化进程明显加快,要素的集聚、城市规模的扩展凸现出许多新矛盾、新问题。如何处理好城市化、工业化与土地资源约束问题,如何繁荣新城区经济是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却又长期未得破解的难题。青岛科技大学李立教授和他领导的课题组新近完成的《土地     

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土地权益的保护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地被征用,出现了大批的失地农民,因而引发了一定的社会矛盾和纠纷。如何在城市化过程中保障农民土地经营权不受侵害,笔者认为,应当从法律上界定农民土地权利的内涵和外延,从而根本性地提升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地位。     

我国城乡二元土地产权特性与农民土地权益的制度保障

我国城乡二元的土地产权结构,不仅具有维系城乡二元结构的功能,而且为城市对农民土地权益的侵蚀提供了制度安排。深化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目的是明晰农地产权,促进土地流转,提高土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效率,构建农村农民分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增值的机制,解决因城市化带来的土地增值与农民土地权利缺失的矛盾,让农民分享农地增值的收益。     

我国农民市民化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农民市民化的进程对我国城市化进展有着深远影响,当今我国农民市民化的水平不仅低于世界水平,也低于我国的工业化水平。要推进我国城市化,必须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我国城市就业吸纳能力不足,现行土地制度和较高转化成本等制约了农民市民化,针对这些问题,根据人口迁移的推拉理论,可以通过发展第三产业,提高城市就业吸纳能力,推动土地流转,降低农民市民化的门槛等途径解决。     

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土地问题与政府行为模式分析

我国城市化正在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城市化水平与我国城市经济增长有着很强的相关性,由于我国城市化道路与市场经济国家存在很大差别,具有自身的特点,在城市化推动城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土地与土地收益发挥着巨大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些都与地方政府的行为有着密切关系。文章以公共选择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的一些观点和假设为前提,对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目标函数、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机制以及地方政府所处的制度环境等进行分析,试图得出一些结论,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     

近代我国农地价格变化与经济增长相关性浅析

土地价格上涨容易形成“陷阱”,占用过多流动性财富,阻碍经济进一步快速增长。近代我国农地价格从“康乾盛世”开始上扬,至20世纪30年代达到峰值。明清江南区域的“永佃制”即是对农地价格高位和人地高比与产业单一的一种被动应映;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地价格上升势头;然而却在整体上加重了农地资产占用社会流动性财富的特征。近代中国落后主要是因为陷入一个“农地价格陷阱”,致使无剩余积累用于工业化起步。新中国的土地产权公有化具有一定抑制农地高位运行的功能。     

改革三十年重估“十七年”农村小说中关于土地现代化问题的价值

新世纪农村再次面临土地改革问题。或许此时正是我们认真评估“十七年”作家关于农村题材、关于土地集中问题的思考和现代化想象,而不应因“政”废言。因为当年“十七年”作家正是与新世纪的作家一样面临土改之后,农村土地再次集中与农民贫富差距拉大的问题。重估“十七年”作家这一方面的探索有助于新世纪作家创作中对农村土地现代化问题、农村改革问题的把握。“十七年”作家对于农村土地集中的可行性探索,合理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自身对互助组的需求;二是农业自身发展的要求;三是土地集中对人的现代化的促进作用。     

我国农村妇女土地权利的制度考察

从制度安排上分析当前我国农村妇女土地权利状况。研究方法：定性分析法、产权分析法。研究结果：在对影响农村妇女土地权利的土地制度、民间法规等相关制度安排考察和解构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农村妇女土地权利的现状和特征。研究结论：需要增强法律的性别敏感性;清晰界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开展夫妻共有产权登记;协调法律和民间法之间的不一致;建立和健全农村妇女土地权利司法救济制度;加强对村民自治的权力监督。从而消除制度上的漏洞和潜在的制度供给不平等,为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权利提供一个公平、有效的制度环境。     

辛亥百年与中国国家政治建设

辛亥革命是二十世纪中国一次历史性巨变,对其后百年中国的政治建设影响深远。中国近代化道路艰难探索的历程也是中国宪政曲折发展的历程,辛亥革命之于中国宪政建设具有重大实践和理论意义;辛亥革命对中国政治文化建设影响深刻,表现在辛亥革命对中国封建政治文化向民主政治文化转型和对中国法律向近代化转型发挥的重要作用;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之于国家统一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国共两党应继承中山精神,共谋祖国统一大业。     

构建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路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脱节城镇化",农民未及时转变为市民的"伪城镇化",产业与城镇不结合的"被城镇化",缺乏绿色先行的"不可持续城镇化"。当前应加快推动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财税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以不断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建设。     

论农村承包地调整的“特殊情形”

在实践中,对“特殊情形”与农村承包地调整的逻辑关系的认识存在着片面化、否定、不恰当扩大适用对象等问题。在我国农村承包地调整制度中客观存在着法定双向调整、法定单向调整、约定双向调整等承包地调整模式。从分析中可见,在农村承包地调整中并非只有在“特殊情形”下才可能适用农村承包地调整,因而“特殊情形”与不同模式的承包地调整之间存着不同的逻辑关系：“特殊情形”是法定双向调整的必要条件;“特殊情形”是法定单向调整的充分条件;“特殊情形”是约定双向调整的选择性条件。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与退出机制

建立健全农村宅基地流转与退出机制,对于改革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保护农民合法权益、缓解城镇化与工业化进程中建设用地供给紧张局面具有重要意义。经济利益驱动、多方需求旺盛、政府强制征收及政策环境驱动、文化传统驱动构成宅基地流转与退出的动力机制,而制度不完善、农民传统观念浓厚、具体退出机制缺失、监督管理工作乏力阻碍了宅基地的流转与退出。宅基地的流转与退出可分层次、分情况进行。     

关于日本海军1874年在上海非法购地问题

日本海军从1873年就图谋长期在中国沿海立足,为此,于1874年7月在上海向英商非法购得浦东的一块面积为27亩多的沿江土地,作为所谓“海军省用地”。为了对中外掩盖真相,日方以日商出面购地,继而在海军绝对掌控的前提下,长期将所购土地租借给日商.甲午战争后,所谓”海军省用地”逐渐用于军事意图。近代日军在华非法购地之事多有发生,而海军购地则是首开其端,其以日商为掩护的手法后来也被日军沿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