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络慈善运作模式比较研究

网络社会发展和网络社会中各类行为主体慈善方式的变化,使网络慈善悄然兴起。根据网络慈善发起主体特征等差异,可将中国网络慈善分为三种理想类型：“网友自发型”、“企业倡导型”和“慈善组织主导型”。这三种网络慈善模式的动力机制、筹资机制、善款管理机制、监督机制及信任机制等运行机制具有差异性。针对三种网络慈善运作模式的特性,通过“构建制度信任”、“建立激励机制”和推进“社会结构发展”来构建相应的长效生发模型。     

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

中国的社会团体在近 2 0年的发展中表现出与秩序的复杂关系。本文从韦伯和哈贝马斯等人关于合法性的理论引申出一组分析社团兴起和运作的操作概念 ,分别从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政治合法性的层面解释社团何以能够在与法律不一致的情况下“正常”地存在并开展活动 ,最后探讨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以法律合法性作为核心整合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以便要求社团具备充分合法性的问题     

昭信于社会:民国会计师与慈善团体公信力建设

会计师是民国时期新出现的一种以查账为职业、以维护社会信用为己任的自由职业者。会计师的业务范围与以信用为基石的慈善团体有高度的契合点,两者有着广泛的合作空间。慈善团体聘请会计师查账以提升社会公信力,而会计师通过参与慈善活动来提高自己的职业信誉。民国时期,会计师除直接参加慈善活动外,还为慈善团体设计会计制度;为慈善团体查核账目,出具证明书;当社会对慈善捐款产生怀疑时,又通过查账维护慈善团体社会信用。会计师的职业资格和职业道德使其成为社会信用的保障,聘请会计师查账是民国时期慈善团体提高公信力的有效措施,对今天慈善组织公信力的建设也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我国现代慈善资源的动员机制

立足于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的现状,探讨了决定我国慈善资源动员机制的三大要素:慈善组织的合法性、慈善组织的信任资本、慈善组织网络。认为这三种要素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彼此间的均衡发展将使慈善资源动员机制优化,动员效率达到最优。我国慈善资源的筹资动员机制将更加注重社会交换和信息传播的策略。     

市场体制中社会团体发展的经济分析

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和社会团体共同构成现代社会基本的制度框架。除民主政治的刚性约束外,市场经济和社会团体表现为更具张力的制度安排而相互支撑。市场经济的制度需求成为社会团体发展的动力机制,促使公民社会的成长与发展。而在市场经济中,社会团体又发挥着内在的制度功能,共同构建市场运行的制度环境。     

从哈耶克“自发—扩展秩序”理论看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

本文从“斯密动力”与“布罗代尔钟罩”相互作用和关联的研究视角探讨了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本文首先提出,劳动分工和市场扩展的相互促进,构成了任何社会经济成长的“斯密动力”。接着,沿着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理论”的分析理路,文章讨论了斯密动力形成的社会条件,并进而从财产的法律制度在资产形成和市场运行中作用机制的分析视角,探讨了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机制形成的制度环境问题。如果从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自发生成和不断扩展的视角研究经济增长的斯密动力,就会发现,“布罗代尔钟罩”原来是那些阻碍“斯密动力”形成和发挥的社会安排和社会机制。因此,打破阻碍和约束“斯密动力”形成和发挥的种种“布罗代尔钟罩”,应该是人类社会制度变迁的主要指向和动因。     

国际视野下第三方参与慈善组织评估的机制研究

建设第三方慈善评估机制将推动慈善组织规范化发展,我国已在实践中孕育了一批第三方评估机构,并对慈善组织产生了一定的监管作用。但第三方机构在发展中还存在缺乏制度保障、信息相对短缺、资金依赖严重、评估技能不足等问题。我国应适当借鉴发达国家第三方机构参与慈善评估的经验,分析各种评估模式的异同及利弊,进而提炼出与我国慈善事业发展相适应的第三方机构参与慈善组织评估的机制,促进慈善组织的良性发展,引导公众的慈善行为,使社会形成持续的慈善动力。     

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功能价值与效用机制

社会救助制度改革融合了慈善组织增能参与的深刻意蕴。为推动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更加贴近顶层制度创设以及充分发挥其功能价值的目标,基于浙江、河南、四川、江苏四省份的实地考察,发现慈善组织参与社会救助具有减轻政府财政负担、挖掘和定位社会救助对象、供给救助服务需求、激活存量救助资源、构筑包容发展型救助、完善救助闭环等功能价值。同时,针对慈善组织参与环节中面临的主体整合、功能整合和资源整合等问题,需从效用机制角度进一步优化慈善组织参与的引导机制、支持机制、鼓励机制和衔接机制,从基层经办方面积极推动现有救助工作流程创新,使社区慈善组织和社会企业等有效参与主体积极融入基层社会救助工作。     

当代西方社会的非营利组织--美国、加拿大非营利组织考察报告

非营利组织是指政府部门和企业之外,以非营利为目的、从事公益事业的一切志愿团体、社会组织或民间协会, 具有组织性、民间性、非营利分配性、自治性和志愿性等五大特征。在20世纪80年代,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的西方社会非营利组织开始呈蓬勃增长之势,目前已覆盖了社会服务、医疗健康、公共安全、教育和研究、环境与动物保护、文化艺术、体育竞赛、扶贫和弱势群体保护、宗教事务等非常广泛的社会领域。西方非营利组织建立在慈善、博爱和志愿等西方文化传统基础上,这一社会的“第三部门”,已成为政府处理社会问题的伙伴、公平分配资源的手段、公民民主参与的形式,并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非营利组织在西方社会的成功发展启示我们:社会经济发展和市场发育会不断推动公共服务需求的增长,非营利组织实行的那种有别于政府和市场的运行规则,已使其成为支撑现代社会健康运行的三大支柱之一。中国的“事业单位”应改称为非营利组织,同时依靠健全的法律和“管办分离、分类管理、目标约束、购买服务”的管理方式推动其健康发展,在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需要尽快建立和完善中国的社会主义非营利组织体系。     

善堂与晚清民初江南地方社会变迁——以川沙至元堂为中心

清末民初的至元堂成为新式团体活动中心,兼任其他团体职务的善堂管理者及其后辈在地方社会中大放异彩.随着各类新式团体的成立,慈善组织的一枝独秀被林立的团体所取代.新式团体成立后地方社会历史的发展,已由衙门和地方实力派人物间的单线联系,变成各团体间合作和摩擦并存.慈善组织势力减弱、地方团体林立与教育机关实力大增是清末民初的普遍趋势,这成为当时地方社会转型的主要特征之一.     

慈善文化、慈善组织与慈善服务的发展方向

培育现代慈善文化的重心应放在树立人道主义精神,摒弃以功利主义为导向的慈善观,消除恩赐与乞讨的不平等观念,将受益人从传统法律关系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积极引导慈善资源通过慈善组织回馈社会。慈善组织应明确自身发展定位,以慈善活动的两大环节为导向,并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探索慈善资源在慈善组织系统内部的共享机制。慈善服务应当坚持无偿及非营利的本质,非营利服务应该更多地朝着无偿服务的方向发展。     

明清杭嘉湖慈善组织的特征分析——兼论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

明清时期,地处太湖流域的杭嘉湖三府商品经济日趋繁荣,社会变迁加剧,萌生了大量慈善组织,并呈现功能拓展、主体多元、地域延伸、兼具传统和近代的两重性等多重特征。以慈善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团体的大量涌现,说明了社会民间力量在公域中的地位与扩张,而同期市民社会则更多体现了草根民主。     

经济网络与社会动员：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合作运动社会效用分析——兼与国民政府乡村合作社之比较

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度中,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变革及社会经济建设的成功与否,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态度。或更直接地说,是取决于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动员程度。为此,20世纪前半期,国共两党都发起了以动员乡村社会为旨归的合作运动,并形成了村落社区中以合作社为中心的新的“社会经济网络”。但是由于两党合作运动运行机制上的差异：即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由下而上的民众自动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相反路径,此种差异致使合作社在社会经济、政治动员方面所起作用悬殊,并最终造成了两党政权合法性在乡村层面重建的迥异结果。     

基于合法性视角的特许经营模式研究:衣恋案例

文章从合法性理论的角度分析特许经营模式,研究发现特许经营是外部合法性和内部合法性的结合.虽然企业的成功基础是经营资源的市场有效性,但是这不是特许经营成功的唯一的因素.尤其“衣恋”案例的在华快速发展说明企业的特许经营模式发展中伙伴的合法性的重要性.从相反的视角看文章的逻辑对中国企业通过特许经营模式实践“走出去”战略也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由于社会和经济意义上特许经营模式的成功意味着两个主体的共同发展和公平交易,政府应制定相关政策,以保护两个主体利益,促进新生企业的发展.     

慈善超市筹资机制的合法性分析

慈善超市是在“总体性社会”向“后总体性社会”转型过程中一种社会福利和救助制度的创新,是集中社会扶贫济困资源以实现社会救助目的的非营利组织,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普遍出现了资源紧缺的问题。慈善超市的筹资机制具体包括对体制内资源的利用、对体制外资源的动员和特卖经营。政府选择型非营利组织的资源获取依赖政府资源和行政力量;外部制度对非营利组织筹资有促进和约束作用,政府应在加强行政支持的基础上改善法律环境。     

外源型社会组织如何推动乡村振兴合作网络构建——基于L基金会的案例研究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的潜力已经形成共识,但作为外来力量如何与乡村在地主体建立稳定、有效、可持续的合作关系是现实中面临的重要挑战。通过在行动者网络理论和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的基础上构建出一个综合分析框架,并以L社会组织为研究个案,能够细致刻画外源型社会组织构建乡村振兴合作网络的动态过程。研究发现：1)乡村振兴合作网络构建包括动力和控制两种机制,动力机制通过利益赋予提高合作意愿,促使合作行为产生,控制机制通过引入规则削弱合作风险,保障合作关系稳固。2)外源型社会组织在推动乡村振兴发展中采取了“问题识别—利益赋予—招募—风险分析—策略选择—动员”行为逻辑。3)在“动力—控制”双重机制下,外源型社会组织构建的新型乡村振兴合作网络呈现出“卷入—吸纳—团结—激活”的发展路径。这一案例研究不仅从理论角度丰富和发展了新内源发展的理念内涵,还在实践层面为提升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振兴效能提供了有益启示。     

在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慈善组织及其治理——基于云南省H州的个案研究

非制度性依附的固化和社会参与的不足是制约我国慈善组织发展的两大障碍:前者蕴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不仅表现为政慈关系的外在样态,更内化为一种路径依赖;而后者则体现在政府一元支配的慈善运作模式中,使慈善组织带有浓重的行政化色彩。将社会作为独立主体引入到新慈善模式的构建中,实现慈善运作由一元支配向三方合作的转变应是我国慈善事业改革与发展的合理路径。而在政府、慈善组织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动态的平衡关系无疑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慈善行为边界研究

企业是我国慈善捐赠主体,企业慈善行为在助学、扶贫济困、救灾等项目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企业阶段性目标的错位与缺失以及慈善文化建设的不匹配造就了“落后”的慈善理念和“赶超”的慈善行为,制约企业慈善主体功能发挥.在“初生期-成长期-成熟期-蜕变期”的企业生命周期框架内构建“以生存发展为本位-以社会责任发展为核心-以求蜕变为核心”的企业行善,边界是促进企业慈善行为理性发展的有效途径.     

论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加强对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研究对于推动社会发展与转型、制度变迁与创新具有重要意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制度变迁的最终决定力量,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人的需求与发展对制度变迁与创新起根本的推动作用,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社会意识形态是制度变迁的推动力量,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是制度变迁的外部力量,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加强生态保护和社会建设.     

论我国政府与慈善组织的互动关系

我国政府与慈善组织的关系是一种以政府为主导,在不同时代交替改变力量对比的互动关系。政府是慈善组织合法性的评判者,它监督管理、鼓励扶持慈善组织的活动;慈善组织并非消极被动地受政府干预及控制,它主动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修改及监督、评估过程,并争取自己发展的最大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