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年来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现代性研究

近年来的现代化与现代性研究在文化及文学研究中存在八大方面的缺陷与空白:以狭隘的文化实用主义为研究目的,缺乏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起码的文化立场与操守;以化约化观点简单对待传统与现代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缺乏对其做以具体语义场的动态理解;以机械粗暴的态度来理解反传统,缺乏对反传统的深刻辨析;以文化解释者的主体性严重遮蔽了文化存在的客观性,缺乏对文化运动自身复杂性的认识;以圆满与完美的乌托邦想象来处理中国现代文化建构,缺乏对文化复杂性与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的认识;含糊使用“现代主义”、“现代化”、“现代性”等概念,缺乏对其进行比较与区别;以外国尤其西方现代性来硬套中国现代性,缺乏对中国现代性之民族性的考察;以社会现代性来理解审美现代性,缺乏对审美现代性之特殊性的体悟。     

再论现代性研究在中国当下文化语境中的十大问题

当下中国现代化与现代性研究中存在十大问题:(一)漠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多重难堪及其回瞥与怨恨的现代性体验。(二)淡漠了边缘文化存在的必要性。(三)无视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对中国现代性的两种极端态度。(四)缺乏对西方现代性之悖论性与自反性的理解。(五)缺少对中国现代性之民族性的考察。(六)对审美现代性作了狭义的曲解。(七)忽视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起码的文化立场与操守。(八)对民族化与世界化之关系做以化约化处理。(九)对反传统的极大误解。(十)急于建构一种十全十美的圆满的中国现代文化。     

论传统与现代化之关系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最起码的文化立场应该是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追求。传统对于理解现代性是不可或缺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是现代中国文化的主要命题。传统会得到不同的解释,反传统反的是文化传统而不是传统文化,反传统主要指反周秦以来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传统结构,反传统断绝不了传统与民族文化,也不可能导致西化。为建构新的现代文化就必须反传统,反传统是创造性转换传统和重构传统以及建构现代文化的前提。     

当代文化认同的思维误区

当代对文化认同问题的认识存在着三大思雏误区:一是主张以复兴传统文化来重建文化认同,二是将文化认同与现代性相对立,三是将文化认同与全球化相对立.文章指出,文化与人们特定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当代人绝不可能以古人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复兴传统文化缺乏现实基础,更不可能以此重建文化认同;理性地权衡历史与现实,只能立足于新文化传统,创造出既有民族"自性",又有全人类"共性"的新文化,才能建构起真正的文化认同;在重建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应该理性地、批判地对待现代性与全球化.     

中国现代性建构的文化进路

现代性概念不应当是现代文明的另一个指称,它所指谓的只是现代文明的内涵或曰文化。其涵义有三个层次:现代文明的质的规定性;现代文明的价值理想;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中国现代性建构作为问题,内孕着两重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其一,人的现代化与社会现代化的统一问题;其二,现代性与中国性的统一问题。本文着重讨论第二个问题。现代性与中国性之统一的要义乃是后发现代性建构与后(期)现代性建构的统一问题。后发现代性意味着中国性向普世性的现代性开放,后(期)现代性则意味着现代性向特殊的中国性汲取滋养,以创化中国性与现代性相融汇的文化传统(不是传统文化)之河。中国现代性建构,从中国性角度看,在文化的生活方式层面之指标序列上,主要要致力的是:非普世性的亲友社群与超越文化;普世性问题却很可能是非普世性解决的全球化与生态化问题。     

关于建构中华民族当代精神文化的思考

中国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发展变迁,需要建构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化。建构中华民族当代精神文化,必须科学地解决承传传统的问题,同时,应立足当代中国实践,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目标及当代世界发展的趋势为逻辑起点,并解决好对待西方精神文化的问题。     

现代性视阀下当代中国产业文化之嬗变

现代性启蒙于16世纪文艺复兴,浑沌于17世纪,形成于18世纪末,体现了自由、平等、科学、民主理念的时代精神,渐进形成普世性的意识形态;现代性早于现代化,现代化之果根植于现代性之种.改革开放下,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突飞猛进,现代性意识觉醒迟缓,西方现代性意识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冲突、激荡、渗透,使文化融合成为当代中国最波澜不惊的演变.当代中国产业文化之嬗变蕴合资本精神中国化、利义共赢理性化、科学技术现代化以及人与自然生态化.     

以传统文化救治现代病症——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一种思路

中国社会在经历了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过程之后,出现了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和批判的思潮。这股思潮的理论来源主要是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它的现实背景是中国现代化出现的负面效果,即所谓的现代性危机,这在政治社会领域表现为道德的沉沦、文化的庸俗化,以及一种价值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为了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避免重蹈西方现代化负面效果的覆辙,政治哲学提出了一种思路,即在中国正在生成的现代性中融入更多积极的传统文化的内容,以替代中国现代化中源自西方文化的那部分内容,从而达到以传统文化救治现代性病症的目的。     

现代性的辩证省思与中国现代性建构

中国现代性建构在"古今中西"问题域中显得异常复杂,亟需在厘清现代性自身属性及其合理形式的基础上,推进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路径的思考。现代性脱胎于西方文化传统,是近代以来西方思想的自我认识和自我理解,但经过理性化论证以及资本主义扩展而具有普遍性维度。对于现代性需要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出发予以理解,在普遍的人的解放尚未实现以前,现代性属于趋向具体普遍性的文明论问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作为现代性的合理形式出现,但资本主义形式必然产生"反现代性"的异化形式,使现代性运动表现为理性化话语与强制性权力相结合的矛盾关系,而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社会主义形式则是一个既合乎历史必然性也合乎现代性价值理念的合理结果。以"中国问题"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性建构,在当代中国还处于实践和理论不断生成和完善的过程中,需要特别处理好两大问题:驾驭资本和再造传统,前者缘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后者缘于中华传统现代化目标,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追求。     

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和挫折的文化根源及其启示

本文从中国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背景中的作用方面,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和挫折的文化根源。成功的文化根源有:对传统文化具有科学的评价和正确的态度;从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文化深层机制上使两种文化相融合;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挫折的文化根源有:以传统文化中形成的思维定势和心理积淀去解读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中的某些糟粕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消极影响;对西方思想文化的简单两级思维。在当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应该克服对待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极端态度,以冷静务实的心态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增强主体的理论创新能力。     

全球化与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互补

文化全球化需要多元文化的共同参与,东方文化有责任与西方文化一同来维护全球文化的生态平衡。西方文化现代性的发生、发展保持着先行的位置,但这只能说明其在这一历史发展阶段具有领先性,并不足以说明其全部文化的完美性。东方文化所包含的智慧、哲学与精神有其自身的魅力,同时,它必然会随着东方文化现代性的发展而在世界文化格局中发出光彩。     

调适、整合与重建:儒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十二种方式

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既充满了反抗,也在不断地调适、整合和重建。从儒家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儒家的调适和重建方式主要有:“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以“中学”释“西学”或以“西学”释“中学”、“中西会通”、“接续主义”、“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本位文化”、“中国本位”或“民族本位”、“西体中用”、“合题”、“化西”、“创造性转化”等十二种。在“现代化共识”形成(1919-1935)以前,儒家现代化的总体架构是“体用论”(“中体西用”);尔后是“创化论”(“创造性转化”)。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是不断反思自身传统、吸收异域文化并体现“时代精神”的过程。经过重建后的中国现代性文化,将是一种接续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整合异域现代文化精华、体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语境的新架构。     

尼采的现代性批判与西方文化范式的转换

尼采通过对现代性的深刻反思,剖析了现代文化问题的观念基础与价值根源,对作为传统西方思想内核的唯理主义与基督教道德进行了彻底批判,用强力意志的永恒轮回思想重估一切价值,提倡以超人为化身的新的价值理想,动摇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对现代西方思想范式的转换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现代性批判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对待现代化运动,把握西方文化的嬗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乡村文化与现代性

乡村文化是一种内卷化文化。所谓内卷化是指一个系统在外部扩张受到约束的条件下内部的精细化发展过程。就此而言,乡村文化与现代化是异质的。但是,中国的现代化既不能消灭农村、彻底城市化,也不可能在乡村文化建设上放弃现代性取向,把乡村建设成独立于现代社会的"飞地"。从反思现代性角度来看,现代性不完全等同于现代化,它与乡村文化之间并非决然对立,在文化现代性框架中,乡村文化可以实现其性质与功能的转换。乡村文化现代性转型的关键问题与基本路径就是重塑乡村文化主体。     

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

现代新儒家将儒学阐释为能够推动现代社会发展,甚至可以救治现代社会的负面效应,从而超越启蒙,超越现代性。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核心精神是解构主义,它要解构的现代主义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即现代性。后现代主义从修正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出发,推至对现代性的激进否定。新儒学对现代性的僭越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国内产生影响是当下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两者都脱离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现实语境,对于中国尚处在生成中的现代性具有阻滞作用。     

“我们的现代性”和后社会主义中国的新社会主义

印度著名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帕萨*查特吉曾呼吁印度人民建构"我们的现代性":他从康德的启蒙定义引申出他自己的现代性定义.所谓启蒙或进入现代世界,对查特吉和康德来说,便是不再听命于别人,而是从当下的主流思潮中退出,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和判断,摆脱霸权话语的制控.近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却常常显得精神上缺乏成熟,尚未启蒙,他们常常是摆脱了过往的权威,到头来又仰赖当下的权威.当今的新自由主义者和新保守派尤其如此.在他们眼里世界上只有一条现代性轨道.他们所代表或鼓吹的现代性实际上不外乎是一个西方老故事的中国翻版.这个故事的内容即社会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失业、医疗保险与社会福利解体、经济市场化,无视平等和社会公正的原则.建构查特吉所称的"我们的现代性",有必要重新思考重新梳理毛泽东时期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遗产.建构"我们的现代性"必须首先同时从内部与外部批判主控现代性话语;知识分子与社会批评家应该在资本主义体系以外构想不同的社会形态,从自身民族和其他国家的过去历史中吸取社会、文化、政治和思想资源.     

审美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阿多诺思想的二重奏

阿多诺认为审美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是一对非此即彼的对手,因为艺术是社会反题,而大众文化是社会水泥,即前者反抗着社会,后者维护着社会。艺术之所以痛斥大众文化,不在于后者威胁着艺术既有的神圣地位,而在于大众文化加剧了人的异化,阻碍着现代性的进步。阿多诺这种思想的二重奏是"无调的",即审美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始终是不和谐的,因为阿多诺强调艺术的自治而悲壮的"晚期风格",其实这种"无调"中贯穿着一个宗旨:对人的深切关怀,即这是一个有调的无调式二重奏。     

“理智化”的偏见:胡适与反省现代性

在新文化运动主要推动者中,唯有胡适对反省现代性始终深闭固拒,这是颇耐人寻味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与反省现代性,二者虽不可同日而语,但缘于反省资本主义文明,彼此又是相通的。也惟其如此,李大钊、陈独秀得以借反省现代性作为必要的思想铺垫,最终转向马克思主义;反之,胡适既不能接受反省现代性,也就更不可能认同马克思主义,这在逻辑上也是势所必然。明白了这一点,便不难理解,五四后的胡适虽然仍不失为反传统的斗士,但已少了新时代的创意。胡适之累,不仅在于自由主义,还在于固执理智化的偏见:拒绝反省现代性,即反省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缘此也弱化了自己的思想张力。     

论马克思现代性视阈的形而上学批判及其当代意义

现代性是充满歧义性与矛盾性的统一体,它高扬"人"的解放,却以内在的"控制逻辑"制造新的奴役,主体形而上学是其哲学文化表征,即超越性与强制性的统一。形而上学批判是针对现代性一场深入的文化批判,马克思正是其中的先驱之一,他将主体形而上学视为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以共谋关系的批判与生命至上价值的实践性重塑进入历史主义的纵深处,也开启了现代西方哲学以"生命"为价值原点的现代性文化批判之先河。时至今日,否定生命多向度、多元性的"同一性"、"封闭性"、"控制性"生存与思维还在持续,损害着人类的幸福,重新发掘马克思这一思想资源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略论敬讳对汉语言文化的影响

敬讳是中国古代史上特有的现象。本文从４个方面讨论敬讳对汉语言文化的影响：１．对汉语词汇的影响；２．对汉字使用的影响；３．对名物制度的影响；４．对文献典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