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尊重事实——对《杨朔创作简论》的几点意见

吴周文同志对杨朔散文颇有研究,曾发表几篇有相当质量的研究文章。但读了他最近发表的《杨朔创作简论》一文,大失所望。该文态度之草率,立论之武断,我们不能不加以指出。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发觉吴周文同志在介绍杨朔生平事迹时,大都是道听途说,主观臆测。其中有些虽然属于枝节问题,但为了防止以讹传讹,我们一一列条加以订正: 1.吴文说:“杨朔不满五岁”父亲就去世。这是根据他的胞弟杨玉玮的回忆,其实不可靠。据杨朔的胞姊杨毓璞来信说,杨朔六岁时父亲才去世。为这事我去信问杨玉玮同志,他这样答复:“父亲死时,我不满两周岁”,“家姊说的当然更确切些”。看来     

关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注的作者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正文附有小字注,我认为此项小注即出于《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演义》)作者罗贯中之手,并曾据此考定罗贯中的生活年代及写作此书的大致年代(参见我和马美信同志为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三国志通俗演义》所写《前言》及《文学遗产》1982年第3期所载拙作《关于罗贯中的生卒年》)。其后,王长友同志发表了《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一文(《武汉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对我的看法提出商榷意见。我想,通过讨论,我们将会把问题搞得更清楚。故特进一步申述鄙见,以就正于王长友同志和其他同行。     

再论两种类型的矛盾观——兼与辛敬良同志商榷

我在《浅评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讨论》一文(载1964年7月19日《人民日报》)中,曾提出两种类型的矛盾观,即把矛盾划分为以斗争性为主和以同一性为主两种类型。拙作发表后,许多同志虽有过不同意见,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能有正常的学术讨论的。去年第六期《复旦学报》发表了辛敬良同志的《同一性的本义及其在事物发展中的地位》一文,对两种类型的矛盾观重新表示了不同的意见。读了以后,觉得其中有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所以,我想借此机会重申旧说,期望得到更多同志的批评指教。     

浩气贯长虹 “湘灵”歌忠魂——再谈鲁迅作《湘灵歌》的一些史实

最近见到几篇关于分析鲁迅先生作的《湘灵歌》文章,解释较新,讲到《湘灵歌》是与“长沙事件”有关的。我曾在一九七七年第六期《杭州文艺》上,发表了一篇拙作,谈了《湘灵歌》诗的史实和粗浅的看法。现在想将进一步收集到的材料进行补充说明,并对目前某些同志发表的文章中与史实有出入的地方,提出一些看法。如有不当,望大家指正。一、关于《文艺新闻》上的编者按语     

劳动力价值变动趋势的再探讨——与蒋学模同志商榷

为了认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经济地位的变化,不能不涉及雇佣工人劳动力价值的变动趋势问题。蒋学模同志在《复旦学报》1982年第4期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贫困化理论的几点看法》一文认为,近百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力价值呈上升趋势。我在《复旦学报》1983年第1期发表的《关于劳动力价值变动趋势的几个问题》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针对我的看法,蒋学模同志又在《复旦学报》1983年第5期发表了《关于劳动力值价变动的几个理论问题》一文(以下引用此文,不另注明),继前一篇文章之后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观点,对我是有启发的。但是,对于他在后一篇文章中所作的理论分析,我仍然持有不同的意见。     

再论《水浒》成书于明嘉靖初年

古典长篇白话小说《水浒》,究竟成书于何时,这是研究此书者所共同关心的问题。对此,拙撰《<水浒>祖本探考》(刊于《江汉论坛》1982年第1期)提出了如下的看法:郑藏嘉靖时郭勋刻本《忠义水浒传》(残本),即《水浒》的最早刻本,它其实就是郭勋的门客执笔的,成书不早于嘉靖十一、二年。此文发表以来,引起了学术界对《水浒》成书时代的讨论。《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4辑发表的王根林同志的《<水浒祖本探考>质疑——与张国光先生商榷》一文针对拙作提出了不同意见。故特撰此文,续申鄙说。     

对《训诂学入门之阶梯》一文中几个问题的商榷

《训诂简论》是陆宗达先生在《语文小丛书》《训诂浅谈》的基础上写成的一本训诂普及读物,主要谈古文词义解释的问题,深入浅出,对古文教学和爱好者无疑是一本较好的参考书。《浙江师院学报》1982年第3期发表了《训诂学入门之阶梯》(以下简称《入门》)一文作为介绍,复述了《训诂简论》中提到的某些内容,文章浅显明白,但总观全文,发现其中有些问题值得商榷。为节省篇幅,本文仅举出几项实例,以便查对。     

当代散文佳作赏析(两篇)

《茶花赋》赏析杨朔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散文家。《茶花赋》是他的重要作品。这篇散文发表在一九六。年三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六十年代初期,正是我国散文创作的黄金时代。这期间,杨朔散文创作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同时也是他文学创作的丰收期。《茶花赋》和《雪浪花》、《海市》、《荔枝蜜》等几篇代表作发表,深深打动了读者的心灵,赢得     

读者·作者·编者

编辑同志: 张纯修先生在贵刊今年第3期发表的《(少年飘泊)问世之始末》一文中,以蒋光慈同学的身份,回忆了有关蒋光慈的生平和创作史实,应当说,这是研究蒋光慈的第一手资料。但是很遗憾,该文在述及蒋氏的生平和创作中,出现了不少漏洞(甚至可以说是不实)。该文发表后,我委婉地以“补正”的形式,将其中几处重大讹错予以澄清,以引起读者注意。贵刊对此亦比较重视,特地将拙稿转张纯修先生,张先生为     

对几点异议的异议

本刊1990年第4期发表了叶长生先生的《法律语言的教学与研究》一文后,白丁先生发表了《法律语言必须准确恰当》一文(载本刊1991年第1期),对叶文在遣词用语及某些字句安排上提出了异议。本刊本期再发表叶长生的《对几点异议的异议》,提出了他的不同看法。叶、白两位作者在互相肯定对方文章优点的基础上,各自有根有据地申述自己的意见,这种追求真理、认真负责的态度是值得我们每一位读者学习的。 学术无禁区。我们提倡这种学术讨论。我们欢迎读者对本刊发表的文章提出批评、建议和修正。     

试论杨朔散文的特点

杨朔同志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散文家。他的散文时代气息浓郁,诗意隽永,为我国社会主义文苑增添了奇艳的花朵。文化大革命前,杨朔的《海市》、《东风第一枝》等散文集,深受读者的喜爱。粉碎“四人帮”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将杨朔生前在各个时期写的比较优秀的散文集辑在一起,出版了《杨朔散文选》。本文拟就《杨朔散文选》中有代表性的作品,来探讨杨朔散文的特点和创作经验。我们要学习、研究杨朔的散文,努力繁荣散文创作,让社会主义散文之花开得更加美丽。     

对《林则徐〈回疆竹枝词〉释义》的几点意见

王有德《林则徐〈回疆竹枝词〉释义》一文(见本刊1982年第3期,以下简称《释义》),对林则徐流放新疆期间写的《回疆竹枝词》二十四首,作了一些解释,为我们解读这组竹枝词提供了不少方便。但是,我感到《释义》也存在着一些误释的地方,现在我就竹枝词的某些部分,试作一些诠释,请王有德同志及有关专家和读者指生。     

浅谈鲁迅的矿务铁路学堂的《执照》——答钟敬文老师的存疑

钟敬文老师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一九七八年第四期上,发表了《鲁迅在弘文学院到底学些什么》一文,对我们后生了解鲁迅在日本弘文学院的学习内容启发很大。但在该文注解中曾提到拙作《〈鲁迅年表〉中的几个史实时间》〔注①〕一文,讲到鲁迅在南京矿务铁路学堂学习的功课时,认为“彼此颇有出入”。为了提供同志们研究这一问题起见,我将见到的有关材料,作一介绍。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业中已有资本主义萌芽吗?

一九八○年春,我在《历史研究》第二期发表拙作《关于中国农业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一文。基本论点是:根据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的全面考察,确认农业中没有资本主义萌芽,即使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时代,虽然手工业中开始有资本主义萌芽了,但农业中也还是没有达到有资本主义萌芽的程度。就在那篇拙文准备发表的过程中,先后在《中国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和《清史论丛》第一辑读到两位同志写的有关文章;最近又在《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一年第一期读到一位同志写的有关文章。这些同志的基本论点,都是认为明代以后,     

《关于方志敏的遗稿和密信转送给鲁迅的情况》的重要补正

《绍兴师专学报》1981年第一期,发表了我的《关于方志敏的遗稿和密信转送给鲁迅的情况——兼谈<同志的信任>的真实性》一文。此文写于1979年底,当时,我还没有征询过胡子婴同志的意见,对她为我提供的资料不便作具体叙述,又由于对某些问题还来不及调查,有些地方说得不清楚。现在,经     

关于《<何其芳评传>若干史实辨正》的信

学报编辑同志: 转来易明善同志《<何其芳评传>若干史实辨正》一稿,匆匆拜读,深受教益。易明善同志查阅了许多史料,并作了一些信访,据此辨正了拙作《何其芳评传》在运用史料方面的一些失误之处,这是一种严肃的科学态度,对此我要诚挚地向他表示感谢。在此之前,我还     

《开卷一笑》与《金瓶梅》作者问题——从答《笑笑先生何许人也》说起

自从拙作《〈金瓶梅〉作者屠隆考》提出《山中一夕话》(其原本题《开卷一笑》)编集者之一“笑笑先生”为屠隆,是《金瓶梅词话》作者的问题之后,海内外学界议论不一。徐州教育学院《文史论坛》一九八六年第一期发表了张远芬同志的《笑笑先生何许人也》一文,同他前一篇否定屠隆说,撇开笑笑先生与屠隆、与《金瓶梅》之间关联的文章《也谈〈金瓶梅〉中的一诗一文》相比。此文也终于来讨论他们之间的“三段论”了。遗憾的是,他文章开头的引子就把我说的“生即先生”强断为“主观解释”。其实,稍知一点他     

论杨朔散文的人物描写——杨朔散文研究之一

杨朔是描写人物的能手。从三十年代后期起他就开始从事小说创作,先后写过几十个短篇,《红石山》《望南山》《三千里江山》等七部中长篇,为我们制作了一幅众多的生龙活虎的人物画廊。看过杨朔全部作品的读者,感到他散文中的人物比他小说中人物更美,更动人,如果说一位作家的早中期作品是为他后期创作做思想和艺术方面的准备,那么,我们可以这样说,杨朔的小说创作为他后期的散文创作积累了经验。他将小说中人物描写的丰富经验,用于他艺术性散文的人物刻划,以至达到大朴之巧、娴熟自如的地步。这是多数读者偏爱他散文的一个原因。     

答《关于“斯”字词义的一点意见》

我和周烽同志的拙作《从‘斯’字看论语》一文,发表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六期后,该刊编辑部转来杨剑桥同志《关于‘斯’字词义的一点意见》(以下简称杨文)。杨文否定了我们所肯定的‘斯’字应当是动词,作分析之义解的论断,论据有四点,兹一一答复如下: 杨文第一个论据:“《说文》探究的是字的本义,但字义不一定等于词义。”《说文》确实探究的是字的本义,然而先秦的字义实际上就是词义。张世禄先生写的《古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第25页上说:“‘字’是和‘词’紧密联系的。我们阅读任何作品,必须坚持‘字不离词’的     

日本川久保悌郎教授来函

在《东北师大学报》1980年第3期上,曾刊载了金恩晖同志撰写的《清代的打牲乌拉总管衙门》一文.论文就日本川久保悌郎教授于1964年所写的《对清朝人参采集制度的一种考察》一文的某些观点表示疑义,并指出了史实上某些失误之处.今年四月七日,川久保教授来函,认为金恩晖所提订正意见是正确的,"尽管敝人是把清朝的人参采集制度做为考察的对象的,从这一角度注意并涉及到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职能,结果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似乎把仅仅是其中任务之一的采集人参当做主要匪务加以强调.这是我的考虑不周.但正如金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打牲乌拉总管衙门的主要任务是采捕东珠,而人参采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