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谷今地考

<正> 随着商品竞争和国际外交大战的日益激烈,我国古代那部讲求智谋权术和游说艺术的奇书《鬼谷子》的身价日益高涨起来,此书的署名作者鬼谷先生也成了众目所瞩的显赫人物。但是,这位显赫人物的身上至今仍包裹着重重迷雾,不但他的身世鲜为人知,就是他因之得名的鬼谷在今何处,也存在着诸多争论,大有进行考辨的必要。前人关于鬼谷所在地之说有五,而实源于三。以下分论之。(一)颍川阳城说。此说影响最大。南朝刘宋人裴骃《史记(苏秦列传)集解》引徐广曰:“颍川阳城有鬼谷,盖是其人所居,因为号。”徐广,东晋孝武帝时人,有《史记音义》二十卷(今佚),裴骃作《史记集解》多引之。颍川阳城,在今河南登封。     

毛泽东情报思想与决策艺术探要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长期的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集中全党智慧,总结历史经验,深入调查研究,掌握利用情报,经过不断地探索、研究、实践和积累,逐步形成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情报思想和决策艺术。 毛泽东情报思想与决策艺术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其特征十分明显,似可以概括为:立足国情——调查研究——掌握情报——善于学习这样一条基本线索。     

欧盟利益集团游说的战略和路径分析——以欧盟商业集团为例

欧盟的利益集团与主权国家内部的利益集团有不同的特点和成因。欧盟利益集团积极参与欧盟的决策过程,主要扮演着利益聚合、利益表达、政策结果和政策反馈等重要决策。但欧盟利益集团对欧盟机构的游说需要有一套完善的游说的方法、战略和路径。本文在阐述欧盟利益集团发展概况的基础上对其游说的战略和路径进行总结并以欧盟的商业利益集团为例进行实证分析。     

东北亚环境治理现状——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评估

对于东北亚环境治理来说,环境非政府组织和知识共同体的作用至关重要。通常来说,这两类非国家行为体能够以各自的专业技能影响政府行为,参与国家决策。同时他们还能够作为区域游说团体,说服各国政府积极参与环境合作。但是,在东北亚地区无论是非政府组织还是认识共同体的发展都未形成地区整体力量,也未成熟到能用各自的专业技能影响政府决策的阶段。如此分散而又薄弱的力量无法在区域环境合作中发挥协调和游说的作用。不成熟的非国家行为体网络是东北亚环境合作的一个难题。     

美国国会现代情报授权制度探析

美国国会情报授权是指国会相关情报委员会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规则和程序,对其所管辖范围内的情报机构、情报政策项目或活动进行年度立法审议,通过立法授权支出的决策行为。美国国会委员会"先授权后拨款"的立法传统、1970年代以来美国国会与总统争夺情报领域的决策权等因素,共同导致美国国会在70年代中期建立起以参众两院情报委员会为中心的现代情报授权制度。此后美国情报活动的授权一直是通过国会情报委员会审议和批准独立的年度情报授权法案的方式进行。尽管存在着结构性的制度缺陷,但在"9·11"事件后总统情报决策权力膨胀的背景下,情报授权制度成为国会监督和制约总统行政权力扩张、维护美国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的重要手段。     

论冷战后美国对华人权外交中的利益集团因素

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中人权问题凸显,关注人权问题的利益集团愈来愈多地卷入美国对华人权外交决策的进程。这种现象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国际和国内背景。这些利益集团结成联盟,加强了对政府的游说活动,力图影响对华外交政策。     

亚裔美国人故土利益游说对中国的影响分析

亚裔美国人的故土利益游说发展缓慢,原因主要在于三个方面,即族裔游说普遍面临的爱国主义困境,亚裔内部多样性导致的重大不团结,亚裔次族裔故土间的相互矛盾。这使亚裔美国人故土利益呈现高度分化,主要包括完全对抗型、部分对抗型和非对抗型三种:完全对抗型游说很大程度上会使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利益零和博弈在美国国内政治得到完整体现;部分对抗型游说使中国周边地缘政治显著映射在美国游说政治中;而非对抗型游说更多反映的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为应对亚裔美国人游说的可能发展,中国需要准确判断美国族裔游说的未来发展趋势,准确判断亚裔内部各次族裔团体的游说能力和影响力的可能变化,预判未来涉及中国的游说议题的可能发展。中国应以上述判断为基础,以亲大陆华裔为核心,联合友好的亚裔次族裔团体和其他族裔团体,推动亚裔游说朝向有利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方向发展。     

战国纵横术与“形”

战国纵横术在“纵横”本义上即与地“形”联系紧密，使得各诸侯国在聚散中遵循着特定的规律。从纵横术的使用角度来看，地“形”亦为游说之重要切入点，而“三晋多权变之士”则说明地“形”是促动纵横术多向衍生的一种重要间接因素。纵横术之“短长”、“抵蛾”、“捭阖”核心要旨，也都在于创造有利之“形”，将潜在的有利因素具象化、实物化，使之现之于“形”，易于控制；亦善于顺“形”顺势在巧处对阴阳双方进行转化，及把握“形”转化之间的时机。这种对“形”的重视和利用，是对老子“反动”、“弱用”思想的补充和发展。     

来稿摘登

●人民性——邓小平决策思想的根本点 张汉娟(北京师范大学法政所)指出:邓小平始终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群众为根本点进行决策。①邓小平强调要从人民利益出发制定决策。这一思想贯穿于党所制定的一切政策决策中,构成了邓小平决策思想的核心。②邓小平强调要吸收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决策。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实践的主体。群众的实践是正确思想的来源,是党的一切政策决策的深厚基础。③邓小平强调要依靠人民群众贯彻执行决策。同时,要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和民主监督,从体制上确保人民在贯彻执行党的决策时有法可依,又受到法制的保护。 ●周恩来的领导艺术 吕志(广东药学院社科部)认为,周恩来高超的独具特色领导艺术的性征表现是:①善于分析矛盾,求同存异。②善于通盘运筹,照顾全局。③善于审时度势,通权达变。④善于抓住中心,推动全盘。周恩来高超的领导艺术,既有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又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周恩来个性化的特征,它使中国人民感到亲切,也在统一战线和国际交往中有着特殊的人格魅力。     

名法家揭义

惠施公孙龙子。以坚白卵马。给辩名实。邓析申韩斯鞅。以刻薄酷忍。苛立名法。鹖冠尸佼鬼谷。上下天地人物。探玄奥。窮诡祕。鹖冠尸佼鬼谷之言似高。而流于素隐行怪。是皆孔子所弗为。皆孟子所谓诐淫邪遁。生于其心。害于其事。做于其事。害于、其政者也。而史迁谓名法兵刑。皆沿于道德之意。岂不诬哉。夫老聃道德篇。明明谓佳兵为不祥之器矣。彼淫于兵刑者。是不祥之人也。老子曰失道而后有德。失德而     

论清政府铁路决策的出台

铁路决策既是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朝野上下议论的焦点,又是求强、求富宗旨的有机组成部分,还是“商战”策略在政府决策之中的反映。从1874到1887年,清政府历经近14年才做出铁路的决策,到1906年,清政府基本上对各省修筑铁路请求都予以批准,使铁路利国利民的共识得以充分体现。围绕着铁路的修建问题的讨论,朝野上下还引出了海防和边防运兵、富国利民、与列强争利权等现实的主题,客观上反映了中国人在求强求富道路上艰难曲折的历程。     

富贵气:唐宋词与诗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

“富贵气”是唐宋词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城市音乐文艺的词体性质决定了唐宋词有别于诗特别是唐诗的富贵面貌。词的富丽的艺术气质与词人多出身尊贵有极大关系 ,在内容笔调、抒情笔调和语言面貌上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因而 ,唐宋词在“富贵气”上表现出特殊的审美价值 ,成为唐宋词区别于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标志。     

“理具三千”与“一念三千”

在中兴天台的理论贡献中,天台九祖湛然明确提出了他的“理具三千”说。在这一学说里,他拈出了一个“理”字点示了智者大师一念三千说的理论基底,并以“二具”说对天台“具”的理论作了进一步的系统分析。由此不仅继承了智者“一念三千”的师说,而且还丰富和补充了这一理论,同时也使天台的中道实相之旨得到了进一步重申与彰显。     

从“终古”论及《天问》的写作背景

王汝弼尝论屈原所任左徒是左史。今考《哀郢》所言“去终古之所居”的语法结构与“从 彭咸之所居”等句全同,“终古”当为人名,即夏代史官,屈原借以自指。“去终古之所居”是指屈原被 贬离左徒的史官职位。古代史官所掌图册中有丰富的绘画作品,终古且有泣图出亡之意。《天问》正 是屈原作为史官离职时的泣图之作。     

诗性人格与桂馥《后四声猿》杂剧

桂馥是清代乾嘉时期一位博学多才且建树颇丰的学者型文人,其晚年创作的杂剧《后四声猿》取法明代徐渭《四声猿》,演绎白居易、李贺、苏轼、陆游的生活故事,细腻表达了自己天涯沦落之际内心世界的愤懑、感伤与无奈;诗意生存与人生追求、文学创作与经学研究于桂馥生命过程中的消长、互动,让《后四声猿》突破了乾嘉学术观念及其操作实践之于作家个性的某种拘束,彰显了他作为诗人的情怀与审美能力。     

“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生成与转向：顾颉刚的思路及困难

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建立了20世纪传说故事研究的范式。1924年《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与1927年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显示了其研究由生成到转向的过程。1927年后，“地域因素”成为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的重点，这一转向背后隐藏着观念的转变，传说之流传方式及文学审美给顾颉刚造成的困难使他的学术宏愿落了空。     

《唐诗鼓吹》选者辨析

《唐诗鼓吹》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唐代七言律诗选本,关于其选者,至今却无定论。一般认为是金末元初大诗人元好问所选,但明杨慎、清沈德潜、罗汝怀等认为选诗不佳,故否定选者为元好问;清施国祁则认为是元好问之师郝天挺所选;《四库全书总目》采取比较审慎的态度,认为“不著编辑者姓名,据赵孟序称为金元好问所编,其门人中书左丞郝天挺所注”。笔者对这些说法加以辨析,基本论定《唐诗鼓吹》为元好问晚年所选。     

关于新世纪“学术大师”讨论的评述

关于＂学术大师＂的讨论是近年来的重要学术热点之一。其主要围绕下面四个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关于＂学术大师＂含义的界定;关于当今是否有＂学术大师＂存在;关于当今＂学术大师＂缺失的原因;关于＂学术大师＂产生的土壤和机制。     

近代中国“边疆学”概念提出与传播的历史考察

就目前所见,"边疆学"一词作为学术概念最早见于1933年6月出版的《殖边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1936年1月,顾颉刚先生据冯家昇先生旧作修订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中所用之"边疆学",是该词作为学术概念在论著中出现的最早记录。因顾先生的关系,这一概念还在燕京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会《成立宣言》、《我国边疆学之内外研究略史》、《中国边疆学会丛书总序》中多次出现。1939年3月至6月,杨成志先生拟定《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边疆学系组织计划纲要》,首次建议在我国高校设置边疆学系,希望把边疆学建成一个学科,但未获批准。顾先生的"边疆学"概念与杨先生的有区别也有联系,共同点之一是都与外患紧迫密切相关。不过,时人对"边疆学"一词兴趣不大,人们普遍认可和接受的是"边政学","边疆学"一词于是长期淡出了国人的视野。     

桂家事迹新考

桂家的族属及其事迹是一个牵涉到西南边疆史、华侨史和中缅关系史的重大问题。作者通过对涉及桂家的中文史料进行的系统整理分析，认为清代系统而详实的实录、档案等大量的史料，都说明桂家是“夷人”，并非华人移民集团。从史料中对大山银厂的记载来看，桂家也没有据银厂采银。桂家最后归附中国，被安置到新疆乌鲁木齐附近和云南楚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