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女神》的思想和艺术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的文豪。他的才能不只限于文学创作上,而且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许多方面,都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当然,他作为诗人,更是在国际、国内久负盛誉。 郭沫若的诗歌佳作,首推第一本诗集《女神》。《女神》对我国新诗的发展,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以至于我们可以这样说:《女神》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光辉起点,是中国新诗运动的开路先锋。 《女神》写作于伟大的“五四”运动前后。诗人是时代的诗人,诗歌是时代的号角。《女神》是“五四”时代精神在新诗领域中的体现,给我国的新诗运动带来了新的思想、新的题材、新的风格、新的形式,在思想和艺术上开了一代诗风。     

新诗与民歌

几十年来,毛主席一直关怀、爱护、扶植新诗,殷切地希望诗人们总结经验,不断前进,指出“五四”以来的革命新诗同样是“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郭沫若的《女神》高举诗歌革命的灿烂红旗,吹响“五四”时代精神的响亮号角。它以狂飙突进的革命精神反抗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以如火如荼的热情讴歌祖国的未来,表现了中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解放的心声,为革命新诗奠定了基础,开一代诗风。在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新诗擂响了反抗侵略保     

论郭沫若“五四”时期的诗剧

郭沫若是“五四”时代第一个称得起伟大的诗人,他以《女神》诗集登上“五四”文坛,树起革命浪漫主义的旗帜,为新诗开辟了发展的道路.郭沫若在新文学领域,以诗人的热情,在艺术上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和创造,成为诗剧和历史剧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他不仅是杰出的诗人,而且是有独创精神的戏剧家.郭沫若的诗剧《女神三部曲》(《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是《女神》诗集绚烂夺目的奇花,是清新悦目、别开生面的中国现代新诗剧的开创性的作品.郭沫若从诗剧创作开始,走上新的历史剧创作的康庄大道,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历史剧作家,为历史剧创作艺术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在“五四”时代的诗剧创作,正如有的评论者早就指出的,是“在蔓延的野草中特然孤立着的一枝苍松”,是“警聋启聩的创作界的明星”.     

从《女神》中两首诗的修改谈《女神》的研究

郭沫若同志的《女神》,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影响最大的一部诗集,它开一代诗风,为我国新诗发展开辟了道路,在新文学史上占有突出的显著的地位。《女神》中部分诗篇,曾于一九一九——一九二○年刊登于上海《时事新报》文艺副刊《学灯》上。作者编集成书时,取名《女神》,并写了《序诗》。初版于一九二一年八月,由上海泰东书局发行,列为创造社丛书之第一种。初版本《女神》,分三辑:第一辑收《女神之再生》等三部诗剧;第二辑下分“凤凰涅槃之什”、“泛神论者之什”、“太阳礼赞之什”,各收诗十篇;第三辑下分“爱神之什”(收诗十篇)、“春蚕之什”(收诗八篇)、“归国吟”(收诗五篇) ;连同《序诗》,全书共五十七篇。     

论《女神》的革命浪漫主义精神

在中国新诗的草创时期,郭沫若迎着“五四”时代的狂飚,以火山爆发式的《女神》,横厉诗坛,树起革命浪漫主义旗帜,开拓了新诗创作的崭新局面。《女神》是“五四”新诗的佼佼者,郭沫若是当时最杰出的一位新诗人。 “五四”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化革命运动。它的重大意义,在于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的潮流,给正在日本留学,过着异邦生活的郭沫若带来了希望。”读的是东洋书,受的是西洋气”(《三叶集》),欺凌和压抑早已郁积于心。他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投身于这个“对于旧有的封建礼会做决死的斗争”的民族“自卫运动”,并组织“夏社”,撰写文章,宣传“抗日”。然而,对于郭沫若更突出的彤响,则是进发出创作的灵感,“得     

人民革命的风雷颂——论《女神》的主题

《女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革命新诗集,它和鲁迅的《呐喊》在小说方面显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一样,在诗歌创作方面具有继住开来的地位。但长期以来,研究者对《女神》的评价,特别对《女神》主题的认识还很不够;一般虽都承认《女神》所表现的反抗精神和朦胧的革命理想,但却认为其主题是歌颂祖国,歌颂自然,所表现的是爱国主义思想。邓小平副主席在郭沫若同志的悼词中说:“早在‘五四’运动时期,他就以充满革命激情的诗歌创作,歌颂人民革命,歌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开一代诗风,成为我国新诗歌运动的奠基者。”这是对《女神》最确切的评价。     

《女神》与《草叶集》之比较

郭沫若以《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为代表的新诗集《女神》,在1921年带着宏伟的气魄、灿烂的形象、奔放的诗体独树在中国现代诗坛上,开辟了中国诗歌的新纪元。《女神》不仅受到了中国古典文学、民间文学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在“五四”新文学广泛吸收外国文学营养的洪流中,受到了惠特曼《草叶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本文试将《女神》和《草叶集》这两部伟大的作品加以比较,分析其中某些共同的与不同的特点,进而在新诗与外国文学的关系上,总结一点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女神》之前的歌吟——略论郭沫若的少年诗作

郭沫若于1918年开始发表新诗,1921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女神》。《女神》象一颗晨星,照亮了“五四”时期的诗坛。它的出现,在作者来说,不是偶然的。它是诗人激情火山的爆发,民主革命思想的升腾,突破旧诗束缚的飞跃。然而,火山爆发之前,是先有岩浆之涌动的;革命思想升腾之初,是先有真理之探求的;突破旧诗束缚之先,是已有旧诗之操戈的。所以,《女神》出现以前,郭沫若诗歌创作的底蕴,很值得探讨。     

《女神》时代的新天地——读郭沫若《五四》时期的佚诗

历来对于郭沫若五四时期诗歌的研究,主要以诗集《女神》为对象,特别是解放后出版的各种新文学史中评述郭沫若的部分,其中的评述,论及他五四时的新诗时,只提《女神》而不涉及《女神》集外的佚诗。     

论《女神》的“五四先锋派”艺术精神

从郭沫若的诗集《女神》所体现的总体艺术精神看：在诗人主体情思的狂放直抒形式上，是浪漫主义的；在诗人的诗歌观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密切联系上，以及诗作所表现的诸多意象和非理性激情上，则是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交融─—为“五四”时代精神所浸润的新生活创造精神，可称之为“五四先锋派”。这种艺术精神，是诗人立足于中国诗学优秀传统，接纳西方现代诗潮精髓，融于“五四”反叛与创造的时代精神，所形成的独具一格的艺术精神和创作方法。郭沫若这种“先锋”精神泽被后世，永远值得珍惜、光大。     

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高峰──论郭沫若《女神》的历史地位

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高峰──论郭沫若《女神》的历史地位李乐平虽然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于１９１７年就已大张旗鼓地进行新诗的创作了,但在人们的心目中,后起的郭沫若才称得上新诗的奠基者;虽然说胡适于１９２０年３月就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新诗集《...     

郭老首次发表的新诗

郭沫若同志是中国新诗的奠基者。他作诗很早,他曾说一九一三年是“我的诗的觉醒时期”;到了一九一六年的夏秋之交,他作诗的欲望就“真正地发生了出来”。从此,他写作了大量的新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沫若同志首次发表的新诗是什么呢?他的第一部诗集《女神》是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出版的,其     

以女神标名的郭沫若精神内涵之探

一、问题提出始由。当人们一提到被誉为现代文学三大巨匠“鲁郭茅”之一的郭沫若，凡知道这个名字的人──不管他是否熟悉郭的文学业绩──人们最先想到的便是《女神》。几乎可以说，郭的名字、郭终身的文学业绩在知道他的人们印象中，总是最先地要和《女神》这个具有鲜明性别特征的符号所指联系在一起。作为一个现代杰出的作家、诗人、历史学家、剧作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在其以《女神》标名的因开一代诗风而被公认为新诗运动中的第一座丰碑、而被“称得起第一部伟大新诗集”、而成为“在中国新文学史上是第一个可以称得起伟大的诗人…     

郭沫若文学创作与史学研究的“关键词”——重新解读《凤凰涅槃》

《凤凰涅槃》是整部《女神》的“诗眼”,典型地体现了郭沫若的创作状态、思维方式以及人格特征,是链接郭沫若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的关键词.郭沫若为什么会成为20世纪中国评价褒贬反差最大的文化名人的奥秘也可以从中得到解读.《凤凰涅槃》是郭沫若思维方式和认知结构的真实反映.从中可以探讨郭沫若思想意识、身份定位、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内在关联.从而使郭沫若研究尽快走出众声喧哗的杂乱局面,不断向研究对象深层本体逼近.     

应当正确评价《女神》

<正> 长期以来,许多现代文学史论和研究《女神》专著极力强调《女神》的历史意义,为加强其倾向性而论断说,“《女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奠定了我国新诗的基础,开了一代诗风”等。此种观点,是否符合历史事实,是否有助于正确评价《女神》,我认为尚有待于探讨。现代文学史实表明,我国第一部新诗集不是《女神》,而是《尝试集》。《尝试集》出版于一九二○年三月,《女神》于一九二一年八月出版,这是有目共睹的史实。就是主张《女     

五四白话文的诗意何为——以胡适、郭沫若新诗为中心

五四时期胡适、郭沫若新诗的诗意追求集中于音调、音韵、音节等形式方面。从《尝试集》的数个序言之中,"自然音节"最终成为评判其创作的唯一标准,也表明了胡适新诗尝试与探索能够达到的最高之处。郭沫若强调的"诗本体"构成的直觉、情调、想象等,"内在的韵律""节奏"明显地成为郭沫若诗学之中的核心问题。从五四时期胡适、郭沫若有关新诗的若干言论与实践,也可以看到两种不同的节奏、两种不同的诗意获得,并镌刻进入了新诗的历史,留下了难以泯灭的一页。     

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论郭沫若40年代的历史剧

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起步于２０年代初。早期的作品是诗剧，用他自己的话说，都是“想象力的产物，我不过只借些历史上的影子来驰骋我创造的手腕罢了”①。他的“创造”又只侧重于主观激情的抒发，而不是冲突的展开。因此，这些诗剧（收入《女神》的《棠棣之花》、《湘累》、《女神之再生》等）“只在诗意上盘旋，毫没有剧情的统一”②，与其说是剧，不如说是诗，而且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他五四时代的浪漫主义诗风。到《孤竹君之二子》、《三个叛逆的女性》，剧情有所加强，但他仍然认为“创作家是借史事的影子来表现他的想象力；满足他的创作欲…     

论"新诗人"身份的合法化

“新诗人”的身份合法化问题是谈论早期新诗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认为,从《尝试集》到《女神》,从胡适到郭沫若,“新诗人”的文化身份发生了重要的转变,即从主要作为一个启蒙者的角色转变为主要作为一个创造者的角色。     

论谢楚桢的白话诗

在谈到“五四”前后的新诗创作时,几乎所有现代文学史都提到胡适、刘半农、刘大白、沈尹默、周作人、俞平伯、康白情等人在新诗初创期的贡献。有的文学史还对胡适、刘半农、刘大白、康白情等人列出专节进行讲授。但是对于在新诗初创期同样取得不小成绩的另一诗人谢楚桢,迄今却从未被人提及。笔者认为,谢楚桢是一位长期被淹没了的“五四”时期的新诗人,他的《白话诗研究集》是一本长期被淹没了的白话诗集。本文拟对其白话诗创作略作介绍,以供教学和研究新诗者参考。     

失落的女神——《女神》及其新诗“现代性”问题

在郭沫若研究与当代学术界接轨的过程中 ,与《女神》相关话题的新诗现代性问题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如何理解《女神》创作的现代性问题 ,也是解决新诗现代性乃至五四新文学现代性问题的一个关键环节。中国现代新诗从其产生之始就呈现出鲜明的平民化特征 ,《女神》以及现代诗直露的抒情方式及其相应的平民意识成为现代诗人情感爆发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