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民权思想演进的历史考察

近代中国民权思想是鸦片战争后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下的产物,亦是中西文化碰撞的结果。它既具有回应救亡御侮历史重任的爱国品性,又具有吸收和改造中西文化精神的属性。它的演变历程对应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和联军入侵北京四次重大民族危机,呈现出由欣羡到议论,由民主改良尝试到民主革命实践的阶段性和高潮起落。对民权的阐释亦由“人民权力”回归到“人民作主”的本来内涵,民权的外延由部分参政权延伸到资产阶级平等自由的人权,最后出现了主权与人权合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理论。由于近代救亡御侮历史重任的紧迫性,使近代民权思想呈现出某种现实功利主义倾向,民权思想的演变规律因而呈现出由表象——神髓、制度——精神、议院——民权,自外而内的特殊逻辑,民权思想出现了民主与民权第一性第二性的分歧,最终形成一种不完整的中国式民权思想,使近代中国的民主进程迂回曲折、持久缓慢。对民权思想的演进进行历史考察,可直接昭示近代中国寻求民主救国的曲折道路,同时也有助于认识民主的实质以作今日的借鉴。     

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对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形势进行了独到的解释和预测,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的新模式,其核心思想是：后冷战时期的世界主要冲突之源不是经济或意识形态上的,而是文化上的差异。他认为,世界格局将取决于八大文明,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的相互作用。亨廷顿敏锐地观察了当代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的国际关系,为国际政治注入了新的研究视角。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可能会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对外政策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对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几点思考

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教授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1993年发表于美国《外交》季刊上的《文明的冲突?》一文, 其传播范围之广泛,引起争论之激烈,在近年的社会科学领域,恐怕无出其右者.一篇两万言的“短文”激起如此波澜,实在是因为亨氏雄心勃勃地向世人推出了一种冷战后社会国际政治的新视角——“文明冲突论”,而且一再宣扬其权威性并咄咄逼人地质问道:未来国际关系中的主要冲突之源,“如果不是‘文明’的话,又是什么?”于是乎,各国各地区学者竞相出来反应,见仁见智、评长论短,一时间,围绕《文明的冲突?》(以下简称《冲突》)所展开的争鸣真有几分“文明冲突”的意味.我国学者对该文反应尤为强烈,不独因为文中特别强调儒教——伊斯兰教两种文明的联系将是未来西方文明的最大威胁,还因为几年前围绕作者另一本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展开的有关“新权威主义”论战至今仍余波未平.与前者不同,这次对《冲突》的主要观点,我国学术界持批评态度者居绝对优势,认为“文明冲突论”有着“致命的谬误”,是亨廷顿“意欲成为新时代的乔治·F·凯南”的应时之作.笔者以为,如果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带有明显的美国中心主义色彩,那么中国学者的评论文章也大多包含几分民族主义情绪.其实,心平     

近代中国“边疆学”概念提出与传播的历史考察

就目前所见,"边疆学"一词作为学术概念最早见于1933年6月出版的《殖边月刊》第一卷第十二期。1936年1月,顾颉刚先生据冯家昇先生旧作修订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中所用之"边疆学",是该词作为学术概念在论著中出现的最早记录。因顾先生的关系,这一概念还在燕京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会《成立宣言》、《我国边疆学之内外研究略史》、《中国边疆学会丛书总序》中多次出现。1939年3月至6月,杨成志先生拟定《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边疆学系组织计划纲要》,首次建议在我国高校设置边疆学系,希望把边疆学建成一个学科,但未获批准。顾先生的"边疆学"概念与杨先生的有区别也有联系,共同点之一是都与外患紧迫密切相关。不过,时人对"边疆学"一词兴趣不大,人们普遍认可和接受的是"边政学","边疆学"一词于是长期淡出了国人的视野。     

关于近代中国“半封建”问题的辨析

关于中国近代社会特性问题,近来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半封建"之释义上.20世纪的"封建"尤其是"半封建"概念的凝练及其时代特征,都不是仅仅以西欧或西周之"封建"制度的比对所能诠释或所能否定的."半封建"特性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获得了学术界相对一致的认同,不能简单评判为共产党或列宁主义唯一理论的一种认识.根据中国近代社会的现实状况,"封建残余"或"半封建"的存在并非不可理解,也并非违反了"知识"和学理"逻辑".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半封建"的认识,与马克思多层次的"封建"概念并无抵牾."半封建"理论的出现不仅仅是一个概念流变问题,而且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历史时代.     

“西学东渐”及中国近代开放观的演进

1鸦片战争后,由于西学东渐,怎样对待西学的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特别是洋务思潮兴起后,一个崭新的课题摆到了那些喜谈洋务、以洋务为己任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的面前。传统社会被撕开了一个缺口,探讨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成为时代的需要。从1861年至1894年的30多年间,洋务政治家和思想家在论及中学与西学关系时,曾有过“中本西辅”、“中道西器”、“中道西艺”等不同提法。但他们多是用“本”与“末”、“体”与“用”这两对概念来表述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体与用和本与未,是两对相对的概念,皆是从中国古代哲学命题“道”与“器…     

地理史观与中国近代史学的历史考察

中国近代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性质,决定了中国近代史学氤氲生成和新陈代谢的根本特征是:移植性、不成熟性和发展的不充分性。也可以这样说,中国近代史学深受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史学尤其是地理史观的影响,很有考察的必要。     

近代中国私立高等教育发展进程的历史考察

在我国不断扩大教育规模,向高等教育大众化迈进的过程中,民办高等学校的发展问题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一方面,发展高等教育需要引入民间财力,调动民间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在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好民办高等学校的管理、质量、产权等一系列问题.而研究近代中国民族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基于此,本文试图就中国近代民族私立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特点及其启示作些初步的探讨.     

对“未来国际政治冲突模式”的几点思考─—兼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对“未来国际政治冲突模式”的几点思考─—兼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刘鸣塞谬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一文，是冷战结束后的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它通过对历史各进程特点的分析和竞争形式与目标演变的考察，为未来的国际政治斗争方向勾划了基本模式——即新世界的基本...     

决策形式演进的历史考察

以往在对决策形式的研究中,多以决策要素为标准进行划分,而对决策形式的历史演进关注较少。本文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研究决策形式的发生与发展,以此来透视决策形式的演进与人类认识发展的关系,进而更深入地揭示决策的本质,启发决策者在实践中创造新的决策形式。文章认为决策形式的演进经历了一个从“神判”到“人判”,从“法先王”到“不法古”,从“谋断一体”到“谋断分离”,从“非程序决策”到“程序决策”,从“质性决策”到“质、量结合”这样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盲目到自觉、由粗糙到精确的不断发展的过程。     

中国“德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中国的“德治”思想源远流长。“德治”思想从西周确立以来 ,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考察中国“德治”思想的历史发展 ,有助于我们在当今社会对“以德治国”的方略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中国“法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中国历史上确有“法治”思想，先秦法家已广泛使用“法治”一词，并赋予它特定的历史含义：一方面，君主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具有客观规范性的法律，法律一经形成，对君主自身也有限制作用；另一方面，君主用刑罚惩治乱臣奸民，巩固专制统治。秦亡之后，法家“法治”思想作为儒家“礼治”学说的补充，降到了从属的地位。近代，梁启超对西方“法治”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移植，即用先秦法家的君主法治推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法治，让国人面对熟悉的概念符号品味西方的法律文化。这种移植方式为我们认识中西方不同的法治观念设置了新的障碍。孙中山用西方资产阶级法治理论否定中国封建专制法治思想，并结合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中国近代法治增添了适合本国国情的丰富内容，为当今建立法治国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宝贵的资料。     

近代中国“革命”观念的历史嬗变

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就是革命。历史地看,革命观念本身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演化历程。首先是西方现代式革命观的传入,并与中国传统的革命观产生碰撞交融。随着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也开始输入中国并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由于中国国情及时代需求的特殊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并由此生发出一些中国式的特色。回溯历史是为了前瞻未来。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出发,我们才能正确理解革命观念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才能更好地开创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的光明未来。     

近代中国法律期刊的历史考察——以出版谱系为视角

本文以全国报刊索引网为依托,对其收录的150种近代中国法律期刊的创刊时间、出版地、出版周期、出版主体、刊物名称等进行统计分析.经统计发现,近代中国法律期刊的出版具有受时局与重大法政运动影响较大、地域分布不均、出版周期相对较短、编辑出版主体多元化以及刊物名称彰显时代烙印等特点.研究认为,近代中国法律期刊的出版不仅承载了近代法律人的救国情怀和改革主张,而且发挥了凝合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作用,从多个方面为近代中国法学传统的历史生成奠定了媒介基础.作为中国期刊出版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中国法律期刊以其独特的魅力,为我国当前法律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镜鉴和宝贵的本土资源.     

考察历史演进规律的方法论问题

人们对社会发展的道路进行再认识,审视的目光首先对准了社会历史演进的“五形态论”.有人提出,它是一种典型的“单线发展论”,根本不成其为普遍规律,应当代之以“三形态论”(即关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和产品经济的理论).这里涉及到一个方法论问题,有必要作一些探讨.     

对“行政”概念的历史考察

"行政"一词有着悠久的历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在不同的时期以及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用法与含义.在古代希腊和罗马,人们谈论行政问题时,所关注的是公职或行政官职.到了中世纪,马西利乌斯开始关注到"行政职能"的问题.从而引发人们对法律与行政关系的思考,并促成了"立法与执行"的二分.沿着"立法与执行"二分的传统前行,就走到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在三权分立的理论确立起来之后;行政权虽然被作为一项单列出来的权力而加以认识,但是,它依然属于政治权力的范畴.威尔逊的贡献则是把抽象意义上的"executive power"与具体行动层面上的"administration"加以区分,形成了"政治一行政二分"原则,并建立了行政学.     

“中国声音”的演进——近代中国文字拼音化思潮之四声存废论争

明清以降的古音学者以“体用之辨”的眼光看待四声,将其视作天然古音掺杂后世人为元素后愈行愈下的退化表现。而随着西方语言观传入中国,中国知识分子开始追求言文一致的文字拼音化改革,四声在新的知识范式下获得重视。尽管有部分学者提出了废除注音字母中四声符号的意见,不过主流的国语运动最终把四声确定为具有中国特性的代表元素。国语派知识分子提出国语罗马字方案,要求在新式中国拼音文字上用专门字母标识四声。这一做法在1930年代遭到左翼文化人的反对。左翼文字改革者提出拉丁化新文字方案,要求废除拼音文字字形中的四声。然而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语言民族主义的诉求占据上风,拉丁化派也开始向国语派的立场靠拢。中国语言文字改革者最终回到了民国初年注音符号的立场。近代中国文字拼音化思潮中四声存废论争呈现出学理背后不同政治文化在文字场域的复杂竞争样态。     

中国“南方长城”的历史文化考察

俗称为“边墙”的中国“南方长城” ,以它残缺不全的身躯 ,如今依然断断续续地绵亘在湘西苗疆的土地上。由于时代的发展 ,它已渐渐被人遗忘。只是随着长城专家的发现和高度评价 ,又一时成为媒体炒作的焦点和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本文拟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 ,对它作一番考察。一、“边墙”的产生及历史沿革“边墙”的产生无疑是和明清统治者对苗族人民实行军事封锁和民族隔离政策紧密相连的。而这种封锁和隔离用“边墙”的手段加以辅助实施 ,则是苗族被划分为所谓“生苗”和“熟苗”之后产生的。“生苗”这一名称在古籍的出现始见于明代永乐初…     

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目标的历史演进——基于爱国主义视角的考察

中国式现代化是党领导的爱国主义实践,中国式现代化与爱国主义的发展道路同质同向,前者是后者价值实现的路径选择,后者是推动前者的精神动力。爱国实践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目标不断丰富完善。“救国”主题下确立“工业化”发展目标,“兴国”主题下现代化目标从“工业化”拓展到“四个现代化”,“富国”主题下明确“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目标,“强国”主题下形成“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展望未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坚持“两个结合”原则,兼顾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依据实践发展新情况,适时调整现代化中的阶段目标;重视和发展科学技术,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工业化发展水平,为实现中心任务奠定物质基础;注重物质与精神协调,为达成强国目标提供精神支撑。     

近代英国经济区形成的历史考察

16-18世纪中叶,是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在这个时期内,英国资本主义手工工场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工农业部门分工加快,部门结构发生变化,商品经济不断渗入自然经济领域,生产地域分工进一步发展,经济区萌芽,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