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育龄妇女生育率变化趋势探析

育龄妇女的生育状况是人口再生产的基础,客观准确地分析育龄妇女生育率的变动趋势。对于科学地认清人口形势是很必要的。本文主要根据《贵州省1990年人口普查10％抽样资料》以及《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10％抽样资料》,对近10年来贵州省育龄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总和生育率和孩次别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趋势及其对人口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 一、年龄别生育率 育龄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是分析妇女生育状况的重要指标之一,用以分析育龄妇女生育的年龄分布特点。     

低生育率的社会学后果研究

一、中国当前的低生育率水平我国人口生育率在经历了 70年代迅速下降、80年代的波动之后 ,于 90年代进入了一个新的分水岭 ,即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水平又进一步降到了更替水平之下。进入 90年代 ,中国人口生育率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生育水平在更替水平之下的人口比重由 80年代末期的 33 %上升到 1992年的 82 %① ,中国人口生育率转变发生了质的飞跃。世纪之交 ,我国总体人口继续保持着低生育水平 ,1999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水平仅为 1 8,低于更替水平许多。就世界范围来看 ,我国生育率水平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更低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水平 …     

从死亡水平对生育水平的内在关系谈贫困地区人口控制

一个人口群的死亡水平直接影响到妇女的生育,即是说,人口存活率与生育率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人类生育的目的,一是为了“种的繁衍”,要生育足够数量的后代来接替老一代,达到世代延续.二是为了生产出足够数量的劳动力来创造物质财富,以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人口死亡水平高,存活率低,妇女就必须以高生育水平来弥补损失,这种生育意念的长期诱导作用,妇女就必然早育、多育.反之,则是晚育、少育.,贫困地区与其他地区相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医疗卫生条件很差,广大农村地区医少药状况更为严重.人口死亡率高,存活率低,妇女生育水平也就高.如1981年全省3个民族自治州妇女总和生育率平均为4.86,而其他六个地、市同一指标为4.03;1989年3个自治州总和生育率下降到3.21,而其他地、市则降到2.85.     

生育政策的哲学思考

遏制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太多,促成这一现实的直接因素则是妇女生育率过高。生育政策对妇女生育率的提高或降低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人们对于生育政策的作用程度之大小则有着不同的看法。因此,有必要对生育政策的性质、作用等进行一番研究。 一、生育政策及其本质     

低生育研究——人口转变论的补充和发展

本文针对我国人口发展的新情势进行了理论的和对策性的研究。本文认为,目前中国已进入了低生育率国家的行列。但低生育目标的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趋于完成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问题的终结。首先,中国低生育的实现有其特殊性,是不稳定、不平衡、也不彻底的,生育率转变的任务并未完成;其次,伴随生育率的下降和转变,我国人口问题的焦点开始从高生育率带来的挑战转向人口老龄化及其它和低生育有关的问题。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处在这样的人口问题转型期。从人口再生产规律角度看,中国人口控制的目标并非简单地越少生越好,也非生育率越低越好。最优的生育率调整是超前有序的。由于低生育及其新人口问题的出现,人口转变理论的解释力和预见力开始受到挑战。本项研究是对人口转变论的补充和拓展。     

东北地区低生育率陷阱问题研究

低生育率问题是影响东北地区人口均衡发展、地方经济振兴和边疆稳定的重大战略问题.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东北地区总和生育率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2000年总和生育率低于1.0,成为超低生育率地区.东北地区出生率持续低迷,2019年东北地区出生率比全国低40％以上,出生人口数量进入持续减少阶段.与2000年相比,2019年出生规模降低了37.5％,降低幅度最大的黑龙江省达到了40.4％.从低生育陷阱理论机制分析发现,未来东北地区提升生育水平面临很多困境,育龄妇女人数减少且年龄老化,婚育结构变化,叠加人口迁移流动,人口增长负惯性持续强化.从取消生育限制、提高生育意愿、减少妇女流出和提高已婚育龄妇女数量等方面入手,可以减缓出生人口持续减少的状况,遏制低生育率陷阱的继续加深.     

低生育率是中国的福音?——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看中国人口发展现状与前景

本文利用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对2000-2010年间妇女生育率进行了估算,考察与分析了中国人口发展的现状与前景。研究表明:中国妇女生育率早已降至1.5左右的极低水平,生育率过低不是中国的福音,如果任其发展,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前景将不堪设想。重新审视中国面临的人口形势与人口问题,调整现行生育政策是避免中国未来出现严重人口危机的必然的战略选择。     

甘南藏族自治州人口生育度量与分析

本文首次用"五普"人口数据对甘南藏族自治州妇女的生育率、分孩次率、15～50岁妇女平均活产子女教和平均存活子女数、人口粗再生产卒和净再生产率和平均世代间隔和真正(内在)自然增长率进行了度量和分析,并分析了影响甘南州妇女生育的主要因素,得出了一些相关的结论.     

甘肃农村基层计划生育队伍建设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甘肃省有80％左右的人口在农村,他们以手工的方式来解决吃饭问题,加之自然条件较差,农业基础薄弱,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不快,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总的来说尚处于较低的水平。这种情况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促进、甚至强化了农民中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总体趋势的生育观念,导致了农村人口盲目增长的势头。从妇女的近期生育水平看,我省妇女总和生育率为2.41,高出全国0.11,其中城市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3,农村妇女总和生育率为2.84,个别地区高达3.1。由此可见,农村人口不仅基数大,而且生育率高,因此控制农村人口的增长已成为当前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所在,而农村基层计划生育队伍又是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的关键所在。本文就甘肃农村基层计划生育队伍建设问题作些初步的探讨。     

影响生育率的社会经济因素及广义的计划生育政策

一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自60年代中后期开始推广实行以来,在控制人口增长和促进生育率下降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极大成功。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50和60年代(除三年困难时期以外)一直保持在每个妇女6—7个孩子的高水平,1963年更高达7.5。从1971年     

广东已婚妇女生育观的代际变化─—以梅县、东莞抽样调查实证分析为例

广东已婚妇女生育观的代际变化─—以梅县、东莞抽样调查实证分析为例刘梦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及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广东已婚妇女的生育水平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总和生育率从１９７０年的３２．７‰、２６...     

从抽样结果 看控制要求——对12亿人口控制要求的再测算

我于1986年在过去历年测算的基础上,曾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的年龄表中3～30岁女性人口,用自编1981年中国女性寿命表存留率计算生育年存留人数;用1981年1‰生育抽样调查的年龄别生育率,将1981～2000年各年交叉对应的21—29岁生育高峰年龄段,进行生育力单位人数折算;用折算所得生育力单位人数,对2000年12亿人口控制要求进行了测算。这一测算结果,曾在内刊刊登。现在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手工汇总主要数字已由国家统计局公布,主管部门编制的1981年中国人口寿命表亦由中国人口年鉴(1985)发表。近日根据这些新数据,对12亿人口控制要求,重新进行了测算。     

论建立农村人口控制的自我约束机制

截至一九九○年七月,我国人口为11.33亿。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又正处在育龄妇女生育高峰期,每年约以1700万的速度在增长,到2000年人口将有可能突破13亿。根据我国十年社会经济发展规划要求,今后十年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要控制在12.5‰以内,任务艰巨,困难很大。我国目前每年有900万左右的计划外生育,其中约90％在农村。农村有47％妇女多胎生育,使生育率居高不下。因此,90年代人口控制的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农村人口实行计划生育难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村还缺乏一种人口控制的自我约束机制。几千年的旧思想、旧风俗,根深蒂固地束缚着农民的观念,农民对计划生育政策     

超低生育率地区人口结构性问题与应对措施——以江苏省太仓市为例

长期超低生育率必然对人口总量、结构产生深刻的影响.本文以江苏省太仓市为例,研究低生育率与预期寿命提高带来的人口结构性问题及应对措施,为中国低生育水平地区提供借鉴.分析太仓人口发展状况发现,长期的超低生育率使太仓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超过二十年为负值.同时基准人口比例也低于同期全国的基准人口比例,长期处在远低于1的状态,户籍人口过快衰减的特征非常明显.太仓由于户籍人口缺少生育水平提升的空间,依靠自身难以实现年龄结构均衡.这其中育龄妇女人数的减少、女性晚婚比例的提高,使已婚育龄妇女人数明显减少,而希望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的妇女也占比较低.这些因素的存在,与低生育率陷阱理论中影响出生率上升的强化机制完全吻合.太仓生育水平的提高缺少足够的动力,未来必然保持原有生育水平甚至会继续下降.太仓户籍人口依靠人口迁移缓解了自然增长的持续下降,外来人口缓解了人口数量和结构矛盾,但增速已经由快到慢.从太仓应对人口结构性问题的措施来看,面对人口结构不均衡带来的老龄化比例较高、独生子女婚育冲突以及失独家庭等问题,需要基于社区建设、社会组织培育和社会工作现代化体制建立“三社联动”思想,发展志愿者团队和社工机构,为政府购买养老等服务提供支持,使社会矛盾和冲突在基层得到有效解决.针对中国很多地区还是处于未富先老状态,政府购买服务缺少经济支持,需要在预防低生育率陷阱产生以及养老支持定位于保基本方面做更多的努力.     

论“三步走”中国人口发展战略

纵观21世纪上半叶我国人口态势和特点,"五大人口高峰"相继到来:人口总量高峰将在2030年前后到来;10多年后劳动年龄人口即可达到最高峰值;本世纪中叶将迎来人口老龄化高峰;流动人口已临近最高峰值;出生人口性别比达到新的高峰。以人口零增长为战略目标的人口发展战略,根据"着陆"方式的不同,分别可称之为"硬着陆"、"软着陆"和"缓着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20年和更长远一些时间的人口发展战略,应建立在"软着陆"方案的基础上,这个方案并不要求生育率继续下降,相反,在稍有回升后才保持相对的稳定。具体的生育政策选择为:全面不分城乡,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结婚一律允许生育两个孩子;农村一方为独生子女者结婚,允许生育两个孩子,现在也可以实施,城镇可暂缓几年,2010年以后组织实施为宜;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条件下,农村可不分性别普遍生育两个孩子。     

多层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库的实证研究

我国总和生育率自1992年起低于更替水平，低生育率是新时代我国人口的新变化、新特征，并成为一个凸显的人口问题。因此，了解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尤为重要。为探究多层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生育行为的影响，运用CFPS2018年数据发现：（1）多层社会资本显著影响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2）整体社会资本可提高育龄群体的满足感，从而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导致其生育行为减少；（3）多层社会资本的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较高年龄组的个体社会资本对生育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家庭社会资本在30岁及以上群体中的影响最为显著，性别差异主要表现在团体社会资本上。总体而言，社会资本对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均有影响，特别是在现代人际关系与人际交往能满足人的多重需要，更显著地降低了生育需求，进一步造成了低生育率结果甚至是超低生育率。     

新中国建立后的人口理论与政策概观

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不仅是当今中国的人口政策,而且也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从七十年代开始,在全国普遍推行计划生育,在短短二十来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使人口的增长率有了大幅度下降,妇女总和生育率从六十年代的5.68下降到八十年代的2.07,人口再生产类型正在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转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类型。各民族人民的婚姻、生育观念,正在由早婚、早育、多子多福,向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转变。这些成就的取得,其中很重要的     

低生育率：怀疑、再调查与重复验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生育率究竟有多高始终争论不休。文章通过梳理1990—2020年间关于生育率的统计资料与研究成果,呈现出我国“生育率高低之争”的历史进程。研究结果表明：长期以来,我国的生育统计与研究步入了“生育率调查陷阱”：一方面,各种人口调查结果均证明了“很低”生育率的事实;另一方面,官方与研究者对此却始终怀疑,并归因为出生漏报所致。“生育率调查陷阱”是人口调查的局限性、生育研究的主观性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生育率调查陷阱”导致了生育政策变革延误、规划失灵等诸多负面影响,其中的经验教训亟待重视和反思。     

贵州省主要民族妇女生育状况浅析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有汉族人口21,129,487人,占74％;各少数民族人口7,423,455人,占26％。同1964年人口普查数字比较,汉族人口增长60.88％,年均增长2.68％,少数民族增长85.04％,年均增长3.84％。这些数据说明,我省少数民族人口的增长幅度高于汉族。同时,少数民族人口构成更年轻,少年儿童人口系数为42.02％,比汉族高1,18％,老年人口系数为4.57％,比汉族低0.13％。加之,国家对少数民族人口的生育政策比汉族宽。因此,未来人口发展趋势仍将快于汉族。据测算,到本世纪末,少数民族人口将增加到1,041万人左右,占全省总人口的比重由26.01％上升到30.17％。因此,少数民族妇女的生育状况,对今后全省的人口发展和经济振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论生育文化和生育控制

论生育文化和生育控制穆光宗现在，关心中国人口问题的人们有一个共同的发现：８０年代以来中国人口生育水平的变化呈现出一种波动性或者说是徘徊的特点。从出生率指标看，大致在２０‰上下波动，从总和生育率指标看，则大致在２．５的水平上徘徊。与此同时，９０年代前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