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人航天活动的法律规制:比较法的视角

目前,有关载人航天活动的国际规则主要体现于联合国有关外空条约之中。美国和俄罗斯的国内航天法律中也有关于载人航天活动的零散规定。中国的《空间物体登记管理办法》适用于载人空间物体的登记,而《民用航天发射项目许可证管理暂行条例》不适用于由中国有关部门所组织实施的载人航天活动。完善中国的载人航天法律应当以履行国际条约义务为基础,先行制定有关载人航天的技术性规则,在时机成熟时制定专门的载人航天法律。     

试论空间旅游的若干法律问题

现行国际空间法对空间旅游中的游客的法律地位及空间旅游产生的相关国际责任没有明确的直接规定。根据《维也纳务约法公约》有关条约解释和协调条约冲突的规则，空间游客也应属于现行空间营救制度下的被营救对象。空间旅游中产生的国际责任主要包括空间旅游组织者对游客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空间旅游组织者对他国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及空间游客造成损害产生的国际责任，这些国际责任制度亟待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空间碎片管辖权及主动清除的法律依据

国际法上空间物体、空间碎片的概念不明确,关于空间碎片管辖权的确定尚存争议,国际社会关于空间碎片主动清除的法律依据尚不能达成共识。根据外空系列条约的规定,可以进行"主动清除本国空间碎片"的合法性论证,例如登记国的管辖权、所有权国的所有权、发射国的监管权等。同时,根据国际法上的原则、规定和判例,可以找到有利于"主动清除非本国空间碎片"的依据,例如"同意""危机情况""船舶残骸清除"等。中国应当在做好充分法律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空间碎片主动清除技术、国际谈判策略、国内法律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和建设。     

载人飞船的用途

载人航天系统由载人航天器、运载器、航天器发射场地和回收设施、航天测控网等组成,有时还包括其它地面保障系统,如地面模拟设备和航天员训练设施。根据飞行和工作方式的不同,载人航天器可分为     

营救协定对外空游客的适用性

《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的外层空间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和《营救宇宙航行员、送回宇宙航行员和归还发射到外层空间的物体的协定》的起草历史表明,当时可以飞往外层空间的只有宇航员或宇宙飞船上的工作人员,因此,《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的外层空间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和《营救宇宙航行员、送回宇宙航行员和归还发射到外层空间的物体的协定》中的“宇航员”和“宇宙飞船的船员”是不包括外空游客。尽管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在载人航天器上的每个人,无论其法律地位如何,在其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时,都应有权获得援助。但需要国际社会通过新的国际立法予以扩大解释“宇航员”和“宇宙飞船的船员”的定义,确立关于外空游客的法律地位,或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扩大解释《营救宇宙航行员、送回宇宙航行员和归还发射到外层空间的物体的协定》的可能性。     

ITU空间频率轨道资源分配与协调规则研究

空间频率轨道资源是有限的自然资源,是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载人航天和探月计划等空间活动中不可缺少的战略性资源,我国对这一资源的利用要遵守有关空间交通管理的国际规则。国际电信联盟是联合国负责实施无线电频谱的频段划分、频率的分配和频率指配的登记,以及空间业务中对地静止卫星轨道的相关轨道位置及其他轨道中卫星的相关特性的登记的机关。本文分析国际电信联盟的法律框架,解读空间频率轨道资源分配规则,阐明我国对ITU有关规则的利用和需求。     

国家空间立法构建模块的理论与实践

国际空间法条约赋予了缔约国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的权利,为缔约国设置了监管本国空间活动的国际义务。缔约国在执行义务方面采用的标准和做法不同,导致国家空间立法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国际法协会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国家空间立法实践的工作,国家空间立法5个"构建模块"理论即空间活动批准与许可证模块、空间活动监督模块、空间物体登记模块、赔偿规定模块以及其他规定模块正是在这些研究工作基础上形成。该理论在推动欧洲国家空间立法的协调一致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在《国家空间立法示范法索非亚模本》的起草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应用并得到外空委的赞同。该理论与联大关于国家空间立法8项必备构成要素建议存在演进关系。国家空间立法5个"构建模块"理论和联大国家空间立法8项必备构成要素建议对中国航天立法实践具有借鉴意义,特别是在监管商业航天活动立法方面,5个"构建模块"应是立法不可或缺的基本内容和立法是否完备的衡量标准。     

美俄空间碎片减控国内立法比较研究

空间碎片减控对保证航天器飞行安全及维护人类空间活动秩序意义重大。空间碎片减控立法,是指为减少空间碎片形成以及防止空间碎片对航天器损害而确立的法律制度,其内容包括责权组织机制、约束许可机制、预警防控机制、资源保障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等五大方面。空间碎片减控的国内立法主要分为美国模式与俄罗斯模式两种。美国模式以分权制为主要特征,法律规范涵盖了国会立法、联邦法规、司法判例等各个层面,其立法技术十分高超,法律实践也十分丰富,具有很高的立法质量。俄罗斯模式以集权制为主要特征,法律层面重在进行概括性和指导性的规定,具体层面则由技术标准进行明确、专门的规制。美俄两国的立法模式都对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中国航天商业发射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

航天商业发射保险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初具规模。当前,美、俄、法等主要航天大国都已出台了空间活动法对航天商业发射保险进行规范。而中国的航天商业发射保险法律制度还存在相关规定凌乱、缺乏基本立法,缺乏航天商业保险市场化的相关规定以及具体纠纷解决方式缺位等问题。对此,中国应在现有的保险法中增加航天发射保险的有关规定,允许外资保险公司进入航天商业发射领域,并尽早出台空间活动法规范航天保险业务,建立包括保险纠纷解决机制在内的外层空间活动商业化纠纷解决机制。     

论中国载人航天法律制度的完善

随着载人航天技术的持续发展,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有关载人航天的法律问题日渐突出。在载人航天事业方面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成功掌握外空出舱活动技术的国家。然而,中国的空间立法严重滞后于航天技术的发展,而且这种矛盾随着载人航天的成功愈加明显。对此,中国应在遵守当前国际公约的基础上,加强国内立法,协调国际、国内相关法律规定,尽快制定空间行政法规,并将空间立法纳入国家立法规划,以保障中国空间战略的实现。     

载人航天中的工效学问题

载人航天工效学涉及到航天员、载人航天器、空间飞行环境三个系统中的问题,是 开展航天研究必不可少的重要研究领域,它不但包括人的生理、心理、医学研究,还包括系 统工程设计、环境、通讯、数学等领域的研究。文章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尤其是NASA制定 的空间人素研究计划中的研究范围,着重对舱外航天服、舱内/外活动计算机图形仿真、人/ 信息/自动化交互等人机工效方面进行分析和研究,并针对中国航天工程的实际情况,提出 了一些有益的建议。     

中国的载人航天对国际关系的影响

中国“神舟”系列飞船的成功发射,引起全世界的普遍关注,一些国家随之做出了相关反应。文章从五个方面详细论述了中国的载人航天活动对国际关系产生的深远影响。     

论外层空间物体的登记国

外层空间物体的登记国是指依《登记公约》进行登记的一个发射国。当存在多个发射国时,应当共同决定登记国。在无法达成一致时,应按照一定的规则确定登记国。如果外层空间物体所有权转移给其他发射国,可以进行变更登记;如果转移给非发射国,则不能由非发射国进行登记,但非发射国可以对外层空间物体行使管辖权或控制权。外层空间物体的登记对登记国具有一定的法律效果。     

论航空法与外层空间法的协调

由于外层空间法和航空法之间的关联性,有必要考虑二者的协调问题。协调的主要领域包括空气空间与外层空间的划界问题、空间物体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问题、航空航天物体的法律地位与管理制度、与太空旅游有关的亚轨道飞行器的管理制度、空间环境污染的防治问题等。国际法层面上的协调与国内法层面上的协调是两种主要的协调途径。     

论我国航天员的健康权保护

航天员,又叫宇航员,在载人航天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由于其工作性质的特殊性,我国航天员的健康权保护急需加强。我国不仅缺乏航天员健康权保护的专项立法,而且长期以生理健康为主心理健康为辅。随着载人航天的迅速发展,我国不仅要在失重防护、保证太空行走安全以及女航天员的特殊措施等方面加强航天员生理健康的保障,而且要建立针对航天员的专项保险体系,解决航天员的后顾之忧。同时要着重加强航天员心理健康保护,以保障航天任务安全可靠。在依法治国的今天,更需要完善航天立法以加强对航天员这一特殊群体的健康权的法律保护。     

建构民族记忆的史诗性文本——李鸣生航天报告文学述评

李鸣生的七部长篇航天报告文学是兼具历史文献价值与文学审美价值的史诗性文本，填补了拟态环境与真实世界之间的空白，以更为全面丰富的事实和更为理性的认知，还原历史的真实、人物的真实，努力消解历史的“冷酷无情”，将中国人发射导弹、卫星、载人飞船的豪迈与悲怆、奋争与困惑刻写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     

住宅小区车位(库)登记制度探析

住宅小区的车位(库)作为一种重要的不动产,应该按照物权公示公信原则进行权属登记才能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为了建立统一的车位(库)登记制度,需要清除理论和制度上的障碍,包括认可车位(库)作为独立物的法律属性,明晰车位(库)的权属确认规则,并且允许车位(库)取得土地(地下空间)使用权。在具体的制度构建中,应该统一登记机关,将车位(库)所有权和抵押权等他项权利纳入登记范围,同时在制度设计中充分考虑业主利益的保护。     

斯普特尼克事件与美国航天“大纲”的出台

由于外层空间政策在国家安全政策中的相对弱势地位,美国没有成为第一个发射卫星的国家.苏联发射斯普特尼克1号卫星后,美国政府确立了载人航天的目标,重视外层空间的实际应用和科学研究价值,这一时期美国政府的外空政策和外空活动,确立了其后的美国航天"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