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传与史诗

佛传与史诗是印度文学史上两种不同的文学体裁，属于不同的文类范畴，但二者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在佛传文学的形成时期，印度两大史诗已经广泛流传，对正在形成过程中的佛传产生了较大影响，形成比较明显的互文性。公元2—3世纪产生的《佛所行赞》和《佛本行经》等史诗型佛陀传记，是佛传与史诗结合的产物，从内容看是佛传，从文体看是史诗，具有独特的文体学意义。史诗型佛传不仅体现了史诗从口头文学到书面文学、从民间文学到文人创作的发展历程和诗学特性，而且艺术风格从素朴到铺张，开了印度文学史上文人“大诗”创作之先河。     

文学与佛道文化中的直觉特征比较

文学直觉以客观存在的审美容体为思维对象,佛道直觉以虚幻的精神幻象为思维对象,思维内容的不同,决定了思维方式的差异。文学直觉与佛道直觉的差别主要表现在:第一,注重经验与排斥经验的区别;第二,思维外向性与内向性的区别;第三,思维的科学性与虚幻性、神秘性的区别;第四,思维的创造性与保守性的区别。文学直觉与佛道直觉相比,呈现出科学性、应用性、创造性等特点。然而,佛道直觉本身所蕴含的积极因素,使得这种思维方式对文学欣赏和文学创作,一直存在着重大影响。文学直觉与佛道直觉的联系,主要表现在:第一,注重体验;第二,多意象创造;第三,充分发挥想象力。      

主题学研究：《佛本生故事》与中韩两国民间故事之关联

《佛本生故事》是佛经中最具文学性的作品之一。它不仅产生古老，而且具有流传的广泛性，其跨国界、跨文化的广泛流传，对中国文学和韩国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本生故事在中、韩两国传播的过程中，逐渐与本土文化融合，最终成为两国各自文化的一部分。但是，由于时代、环境、文化及民族心理的不同，佛本生故事在中、韩两国流变的过程中，赋予了其不同的民族文化意蕴。     

当代回族女作家散论

中国回族女作家的成就是辉煌的。她们的文学道路乃至创作风格的形成与发展轨迹，昭示着其特有的贡献与风彩。     

清代钱塘闺阁词人文学生活探论?

清代钱塘闺秀的文学生活比较活跃，有三个突出特征：其一，一门风雅：家族内的几代女性都能吟诗作词，她们学词的途径通常是通过家族内部诸如父母的亲自教诲或拜社会上的名师学习或自学成材；其二，彼此唱酬：钱塘闺秀彼此间的唱酬也由个别的、零散的现象变成一种群体的、集中的文学活动。这些女性不仅在家族内部女性之间、夫妇之间、更与其他男性文人间接席联吟；其三，结集英华：她们产生了自觉的立言意识，因此她们有意识地为自己或者为他人结集，或者她们的作品经由夫婿或其他男性文人结集，从而使得她们的文学成果能够保留下来。     

论澳大利亚女性文学的先驱

在由男性书写的澳大利亚文学史上，人们很难找到女性文学先驱的踪影，而她们实际却以强有力的笔调和朴实的语言，揭示了殖民地时期澳大利亚的社会现实，记载了澳大利亚的殖民历史，为澳大利亚文学的奠基作出了不平凡的贡献。文章旨在挖掘和再现她们及其作品的风采，并给予她们公正的评价。     

她们依然是孱弱的──对中苏当代文学中妇女形象的思考

妇女，她们为美而生，为爱而生，为人类的幸福、人类的未来而生。因而，妇女形象也就成了作家、评论家关注的焦点。在中国当代文坛上，一批关注妇女命运的作家塑造出了形象鲜明的女性典型──她们从历史深处走来，各种文化的大碰撞使她们的情感、意识获得了新的“涅槃”，前所未有的复杂、丰富生活冲开了她们激情的闸门，带着崭新的时代意识和自己的独有特色，她们正进行着自己的追求和选择。俄罗斯文学也历来有塑造光采照人的妇女形象的美学传统，从普希金的达吉亚娜到屠格涅夫的叶琳娜，托尔斯泰的安娜，涅克拉索夫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     

论清代江南女性诗的风云之气

清代江南不乏英气勃发的女作家及风云气浓、壮言豪阔的女性诗作.“风云之作”的特征表现为:历史责任感强、关注视角宽广、歌咏意象壮美、写作笔触宏阔、整体风格刚健.清代江南女性诗作中的风云气,是她们“壮心”“壮怀”融入“壮言”后在文学上所形成的一种豪迈风格,得益于她们在江南文化场域中所接受的时代激发、乡土培养与文学传统,反映了她们根据历史情境改变而作出的文学反应、风格建构与规范调整,贯注着她们试图通过文学语言铸造阳刚化生命姿态的气度.     

明清女性的疾痛审美及社会文化意义

疾病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经由病人的解释、叙说完成。明清女性在文化传统、社会礼仪、公众期待等因素作用下，构建了属于她们的“疾病”空间。具体而言，疾病催生其审美和创作的潜能，疾病之殇化作文学艺术化的“意趣”之物，彰显了善病工愁的“闺阁风流”。这种闲赏品味疾病的方式，暗含着书写的疗愈功能。一方面，她们视诗歌为具有“悬置”与“净化”功效，驱除疢疾的灵药；另一方面，她们以病骨锻造诗骨，在奇险或清恬的诗境中缓释疾痛。此外，疾痛的语言亦诠释着广泛的社会意义。她们将婚姻生活和道德规训转化为关于身体障碍的话语，晚清的医疗卫生观念、强国保种之说亦成为病体的生理感觉，昭示着疾病书写模式的转换及新旧文化的裂变。     

国外典故二则

缪斯 缪斯是希腊神话中九位文艺和科学女神的通称。她们均为主神和记忆女神之女。她们以音乐和诗歌之神阿波罗为首领，分别掌管着历史、悲剧、喜剧、抒情诗、舞蹈、史诗、爱情诗、颂歌和天文。古希腊的诗人、歌手都向缪斯祷告，祈求灵感。后来，人们就用“缪斯”来比喻文学、写作和灵感等。     

《金代文学编年史》编写札记

《金代文学编年史》的编年范围,上起金朝开国之收国元年(1115年),下讫段成己故世之至元十九年(1282年)。在该书中,金入元以后约50年,主要关注金代遗民活动。内容包括作家生平仕履、除佛道诗词以外的全部可编年作品、文人交往、文学论争、作家群活动等文学资料,以及与文学发展相关的各类艺术资料,旁及宗教与社会风俗。用编年方式,构成“文学上立体交叉的生动情景”,全方位展示一代文学的演绎发展历程。     

人间佛教与学僧文学创作的入世转向

学僧的文学创作及其所呈现的入世转向,离不开"人间佛教"的深刻影响。太虚大师倡导的"人间佛教"是中国近代以来佛教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现代佛教革新方向的确立,进一步推动了佛教的"社会化"与"世俗化"。五四前后,僧界涌现出特殊的学僧群体,他们基本上是太虚思想的支持者和拥护者。深受"人间佛教"思想影响的他们,在文学创作上自觉追求对现实生活的深切关注,面对国家的被侵略,不忘爱国情怀的抒发。更为突出的是,他们敢于直面佛门内部的新旧冲突,尝试运用小说的形式描述年轻主人公的悲惨遭遇,感伤的情绪尤其浓郁,它是学僧作家自身困境的真实表现。僧俗之间的隔膜、冲突等不和谐的一面,他们也予以表现。学僧用写实的笔法关切现实生活,具有先锋意识和入世情怀。     

从《文心雕龙》风骨论中看王弼周易注的辐射

风骨论不仅是一个影响甚大的批评概念,而且也是一种审美价值观念。刘勰系统阐释之后,这一概念就被广泛运用于文学批评中。从而由原本体现士族精神与玄学意识的人物人格形象品藻,逐渐转变为刘勰原道宗经立场的文论思想与文学主张,使风骨论的内涵具有明显的儒家文化色彩,而与人物品评异趣。此种体现玄儒汇通化成的学术观念与文化思潮,其中暗涵的《易经》及传注影响,对深入探寻刘勰风骨论的文化底蕴,具有更深层次的理论价值与学术意义。     

清初前期之比丘尼研究

明清之际,比丘尼形象颇为不佳。然在清初前期的尼界中,却存在着这样两类比丘尼群体：一类是以弘扬禅法且留有语录偈颂等作品为主要特征的女性禅师;一类是以诗词文才见长的才情女尼。正是这样两种群体的存在,为清初前期之比丘尼赢得了佛教界及世俗文人的认可与尊重,此种现象在佛教史、妇女史及文学史上都是值得研究关注的。     

唐传奇中的骈文因素

唐传奇文章中具有明显的骈文因素,表现在四个方面:书信、经文和状表、论赞、对话及言论。传奇中仍部分采用骈文形式原因有三,一是文学自身发展过程中,雅俗互动地结果,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二是作家群与读者群都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提高传奇文的文学性是其必然要求。三是宗教,包括佛藏与道藏的韵文形式对其产生影响。     

浅探唐人小说的因果报应模式

因果报应是佛教主要教义之一,它于东汉末年随佛学东渐,登陆中土,与中国固有的因果报应意识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因果报应观。这种新型的观念逐渐为广大民众所接受,至唐代,在唐人小说中出现了人世、冥间、畜道及天界四种主要的报应模式,影响波及后世的文学创作。     

唐代释僧小说的文化观照

唐代释僧小说,指关涉寺院、僧人、佛典等的小说。此类小说数量很大,一般以寺院为故事发生的场所,由僧侣作为故事的见证人或主人公。释僧小说具有明显的“教世度人”意向,着力宣扬佛法无边、持修获果、破戒遭报等思想观念。释僧小说既记录了佛教对当时社会意识形态及现实生活等方面的广泛影响,也反映了儒释道相互斗争融合情状,以及文学艺术与佛教的密切关系。释僧小说在唐代的大量出现,是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等紧密相连的文化现象,其价值意义值得关注与探究。     

论韩愈《鳄鱼文》的文体及其渊源

韩愈《鳄鱼文》文体的认定历来有多种说法。有的将它看作是游戏文字,有的看作是祭文,笔者更倾向于认为这是一篇用来驱除鳄鱼的檄文。其在修辞手法上,与梁昭明太子萧统《文选》中所收的檄文,如司马相如的《喻巴蜀檄》、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非常相似。而其直接灵感来源,很有可能是南朝竺道爽的《檄太山文》。该文收于《弘明集》,与《鳄鱼文》一样,其所讨伐的对象与一般檄文不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敌方,而是自然界的神灵。韩愈虽然排佛,其实佛教对其文学创作影响很大,已有论者指出,《弘明集》是他所喜爱的一本案头佛教读物。     

论佛教对唐代传奇小说的影响

佛教传入中土后与中国文学积极融合,作为人生具象的小说也融入了斑斑佛迹。在佛教盛行的唐代,出现了以寺院为活动场景、以僧众为表现人物、以世俗化为倾向的传奇小说。分析佛教因素在传奇小说中的投射印痕可以看出,佛教在艺术手法上,包括题材扩大、人物塑造、结构创新以及创作思想等方面对中国小说产生的深远影响。而佛教思想在士大夫阶层的渗透,也极大地影响了文人的创作和国人的文化性格。     

论“圆满”

"圆满"一词本系佛教用语,它来源于佛教的"大圆满法",最早提出这一范畴的是17世纪格鲁派的藏族文学家兼佛教大师——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然而,纵观中国古代文论,虽没有明确提出"圆满"这一范畴,可是以"圆"论艺和对"圆"美的追求始终贯穿历代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从诗词到戏曲、小说无一不涉及。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受佛教义理影响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意向和民族心理也有一定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