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逻辑性与诗歌的“懂”——兼与高玉先生商榷

语言的意义就存在于逻辑关系中,理性形式与感性内容的统一就是语言意义的最基本的逻辑结构。语言思想本体观同语言思维偏向,同思维、逻辑、认知等具有一致性。反懂如果仅仅停留在反本身,反理性逻辑、反意义唯一等,不解决怎么反就容易误入歧途。语言的多义性并不是有了反懂观念后才产生的,反懂只是一个看待语言的理念问题、视角问题。语言具有逻辑性,文学作品也具有逻辑性,只不过不是传统认为的只有理性逻辑,而是还有感性逻辑,并且感性逻辑在文学创作中占主导地位。理解文学作品应尽可能地接近作者的立意,这也是读书的一种伦理态度。理解文学作品也不能迁就作者的立意而忽视文本语言的逻辑性。把握语言的逻辑性,对分析理解文学创作和欣赏中的懂、非懂、反懂,都很重要。     

“春”字的释疑及启示

于省吾先生择“春”是正确的。其阙疑和人们的质疑，还可用殷历法等知识给予解释。其考释过程给了我们许多启示。     

明“五岳山人”诗碑、“铜梁山人”诗碑考——兼与张森楷先生商榷

合川钓鱼城忠义祠所藏明代＂五岳山人＂诗碑、＂铜梁山人＂诗碑是国家珍贵文物,也是陈文烛、张佳胤蜀中交游的重要见证,更是判断二人行年的重要凭据。从陈、张二人及从游者史修的仕宦经历看,诗碑作于万历三年,而不是张森楷先生推定的万历七年。     

谈谈《说文》“读若”性质——兼与钟如雄先生商榷

<说文>的"读若"性质是什么,也就是许慎用"读若"来为汉字注音的目的是什么,<说文>历代研究者认识不一,分歧也一直存在,到当代反而更加深刻与尖锐.根据自清代以来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的主要观点和争论焦点所在,通过对<说文>"读若"属性数据库的测查,笔者认为"读若"是个目的多元的术语,以音同音近为基础,也有明显地沟通经典用字的目的;"读若"被读若字的选择呈无规律状态,大多取自成说,许慎加以审定增删而已.     

“个体身心发展”概念之管见——兼与叶澜先生商榷

对《新编教育学教程》中的“个体身心发展”提出质疑，着重从哲学中的变化与发展，教育学与心理学的发展观和晶，液态智力以及偶发因素等角度提出了个人见解。     

论“三个代表‘的时代性、实践性、创新性——兼论提高“三个代表”“三进“的实效性

对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性、实践性、创新性作了较为深入的阐述,指出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工作中,只有突出时代性、实践性、创新性,才能提高“三进”工作的实效性。     

从“语感中心说”的提出谈起——兼与潘新和教授商榷

在“知识中心说”指导下 ,我国语文教育出现了太多令人不满之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语感中心说”才被提出。“语感中心说”并非“语感唯一说” ,在语文教学中以语感为中心 ,可以增强语文教育的人文性、情意性等。“文体”至今仍未形成共识 ,“文体感”是个指向不明的概念。     

“五四”新文学母体辨——兼与诗人周伦佑商榷

“五四”新文学充分世界化只是一种策略,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学。因此,中国新文学的母体不在西方,而在中国本土。     

“三明医改”模式可以复制吗?——兼与钟东波先生商榷

"三明医改"因推行年薪制等举措而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钟东波先生对"三明医改"尤为推崇,认为"三明医改"既具备"三个普遍性",又有明白的医改当家人,完全可以推广到全国。本文对钟先生的观点不敢苟同,并提出以下质疑:年薪制可以解决公立医院的逐利问题吗?只有公立医院才具有公益性吗?"三明医改"的过度"控费"行为合理吗?医生参与"三明医改"了吗?政府的公立医院改革成本分担责任问题解决了吗?由于"三明医改"所倡导的政府强势介入医疗服务的政策导向背离了国际医疗改革的大势,再加上"三明医改"回避了改革成本的合理分担及医生的改革参与权等问题,因此,"三明医改"模式难以在全国推广。相应地,将竞争机制引入医疗服务领域、让医生参与医改的全过程、政府来承担公立医院的改革成本、构建互联网医疗服务体系,或是推进医改的可选路径。     

对陈书伟上诉案的理性思考——兼与方孔先生商榷

"操"字状一经报道便引起激烈的讨论,而拘留决定的作出更将此事推向了高潮。方孔先生从人的理性和法律的理性出发,指出"操"字状并未侮辱司法工作人员及法律,但其观点过于理想化且未考虑我国国情。"操"字状中折射出的言论自由、社会常理、司法权威等法治问题引人深思,笔者认为言论自由应存在一定的界限,理性的法律应包含社会常理,司法权威应得到进一步加强。总之,反思该案将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提供不少经验和启示。     

“后‘后现代’”哲学创意——与“后现代主义”对话

“后现代主义”首先崛起于发达国家 ,90年代涌入中国。它作为一种学术存在 ,必将发散到各个社会层面。所以 ,反思这一文化思潮 ,是学术界面临的严峻而重大的课题 ,完全拒斥或全盘接受或不加理睬它都不是明智之举。本文作者意在以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为启迪 ,结合中国国情和全球问题 ,站在“人类社会和社会化了的人类”的立脚点上 ,俯目敢“后现代主义”思潮 ,并与之相互对话 ,以实现相互扬弃和相互超越 ,并由此视角出发 ,提出了“后‘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创意     

关于“目”、“眼”、“眼睛”相关问题的商榷

关于“眼”、“眼睛”表示眼睛义位的始见年代、“眼”与“目”不复区别始于何时、“眼”取代“目”始于何时,学者们见仁见智,各自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眼”表示眼睛义位的始见年代应为战国时期,“眼睛”表示眼睛义位首见于汉代,“眼”与“目”的分别不复存在的时间应当推迟至宋元以后,“眼”在口语中取代“目”应当始于隋唐。     

“读经“运动:是“文化自觉“还是“文化自尊“——兼与蒋庆先生商榷

蒋庆先生认为“读经”运动在于培养文化自觉,以培养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但笔者从能否全面认识自己的文化、能否达到对自己文化的自觉认同、能否具备文化的世界眼光这三个方面进行考察,认为“读经”运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文化自觉”运动,而只是“文化自尊”的反映。笔者同时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中,我们应以理性的态度早日从文化自尊走向文化自觉。     

“凯旋归来”辨——兼与祝中熹先生商榷

<正>“凯旋归来”一语,在当代文学作品、一般文章、标语口号中已普遍使用.根据语言“约定俗成”的原则,这样使用,并非不可.但在一部分人,尤其是语文学界一部分具有汉语词汇知识的人看来,“凯旋归来”在语意上犯了重复的毛病.理由是;“凯旋”本来就是“胜利归来”之意,再加“归来”,岂不重复?惟其如此,才有一九八二年全国统一命题的电大语文试卷以“凯旋归来”为例的解错题.这说明     

关于确认瓮山泊东岸位置的依据——兼与岳升阳先生商榷

1991年初昆明湖全面清淤,依据出露在湖区内某些地段柏木桩(钉)的分布、形态等特征,可以确定其设置的年代在1750年后,其功能是保护清漪园西堤上的风桥;瓮山泊东岸(西堤)的位置应在龙王庙北侧至瓮山圆静寺山前通道的西侧,仅凭出露在南湖岛西北角的柏木桩,将瓮山泊东岸湖界划定在瓮山西侧缺乏科学依据。《怀麓堂集》中左田右湖的记载等,并不能证明翁山泊东岸湖界的位置。通过讨论,能够更好地认识颐和园这座世界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和科学意义。     

也谈《墨经》之“侔”--墨“侔”三款之我见兼商榷

《墨经》之“侔”,其得以成立之前提应为《墨经》之基本范畴“同”,而《墨经》所言之“同”凡十种,又可细分为“名”层面之“同”、“实”层面之“同”与“合”层面之“同”。墨“侔”正是基于上述三类“同”之前提得以建构,进而实现其“比辞而俱行”的内涵的,由此墨“侔”基于三类“同”之前提形成“侔”之三款,即“名”之“侔”、“实”之“侔”与“合”之“侔”;还可依据三种形式形成“加”之“侔”、“减”之“侔”与“换”之“侔”三款。此外,《墨经》中对“侔”之表述多为举例式,属经验性陈述,故墨“侔”成立之有效式只可经验归纳而得,先验演绎难以得之。基于上述认识,对以往学界所持之墨“侔”属西洋形式逻辑“附性法”、墨“侔”应包含“不是而不然”之“否定式”有效式及“是而不然”“不是而然”等“部分否定”有效式、墨“侔”之“减词”与“减辞”说、墨“侔”属“复杂概念推理”或“关系推理”、墨“侔”即“辟辞”属类比推理、墨“侔”属直接演绎推理等诸代表性观点进行商榷。     

慎重探讨新中国外交的主要特征——与牛军先生商榷

牛军《新中国外交的形成及主要特征》一文在基本概念、史料运用和理论总结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 1)“新中国外交”的概念有悖基本事实和学术界一般认识 ;( 2 )“革命性”不能说明新中国外交政策形成的曲折过程及其复杂方面 ;( 3)“内向性”、“过渡性”的概括有违重要史实 ,而且逻辑论证混乱     

相互作用不是规律--与赵佩华、胡皓先生商榷兼评"两律互补"论

对立统一规律是矛盾着的双方既对立又统一 ,统一中有对立 ,对立中有统一。规律一定是事物间的联系 ,但是事物间的联系不一定就是规律。相互作用是范畴 ,不是规律。意欲将相互作用“提升”为规律不仅在理论上站不住脚 ,而且是反唯物辩证法的     

历史的轮回与帝国情结——战后土耳其外交的三次转型与“阿拉伯之春”

奥斯曼帝国晚期曾先后出现过三种重要的政治思潮,即大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共和国的创始人凯末尔抛弃了上述三种思潮。但在二战后,土耳其开始逐步背离凯末尔主义,其外交先后出现了三次重大转折:从中立转向加入西方联盟,从偏重西方转向向中亚拓展,从偏重中亚转向向阿拉伯邻国拓展。土耳其外交及内政的变化预示了阿拉伯之春后阿拉伯国家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