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作人小品散文的艺术审美理念

周作人作为现代小品散文的倡导者与实践者,把美文引进中国后,逐渐完成了本土化进程,成为和诗歌、小说、戏剧并驾的正宗文学。作为现代中国小品散文的一个成功原型,周作人的散文艺术在文学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他独特的抒情文体既吸取了西方小品的精华,又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他的作品连缀起来构成了一个充满着内在艺术秩序与特殊方式的艺术世界,并受明确的艺术审美理念指导。在继承与革新的基础上,周作人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散文理论与审美范畴概念,如滑稽、趣味、平淡自然、苦涩、闲适等,他以深思型的审美品格,开创了小品散文的广阔天地。     

论郭冬临春晚小品的叙事模式及其文化成因

郭冬临春晚小品有着圆形的叙事结构、类型化的人物形象、模式化的意象符号,构成了独特的叙事模式。这种固定不变的叙事模式深受大众文化与女权主义的影响,满足大众需求,追求男女平等,同时契合于春晚的规定情境,营造团圆吉祥的氛围。     

论《弯弯女儿河》的审美距离建构

在文学创作过程中,创作主体往往运用一定的叙事技巧,让审美主体在心理上同审美对象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审美距离,从而使文本焕发出独具意味的审美内涵。张铁成的《弯弯女儿河》通过一系列叙事技巧来控制读者与其作品或人物的距离,使读者在欣赏过程中产生情感或心理上的反映,客观地去理解作品,从而获得阅读快感,达到小说的美学效果。     

论王元骧的审美超越论

王元骧旗帜鲜明地站在底层民众的立场上同当前中国文艺界一些恶劣思想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表现出一位真正的文艺理论家的勇气和锋芒。王元骧的文艺批评是必要的政治批评和深入的理论批评的有机结合。王元骧在克服粗鄙存在观的过程中提出了审美超越论。但这种审美超越论却是从人类的某个绝对完美的状态出发的,是一种虚无存在观。     

接受与拒斥——批判理论在中国大陆的命运

中国学术界对法兰克福学派的最初接受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奇怪的是,与此前任何一次激进思想的"西学东渐"不同,社会批判理论进入中国是静悄悄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让自己的激进主义思维定势发挥作用,他们乐意接受社会批判理论.但拒绝将其变为可以付诸实践的社会改造的工程.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二:第一,自20世纪90年代起思索中国社会演进问题的语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渐进、温和式的改良"作为社会演进的一种更为合理的模式得到了普遍认同;第二,从自由主义角度接受西学的中国知识群体在中国学术界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他们构筑起一道思想的防线,阻止激进主义式思维定势在社会批判理论的实践效用问题上发作.结果,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及文化批判的思想在中国的效应就被严格限制在学术界,作为一种批判社会和进行文化批判的学术话语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批判活动提供学术后援,基本上没有找到进入大众日常生活的通道,无法将自己生涩的批判语言化约为一般民众对自己生活状态进行省察时所使用的日常反思语言.因此,它在中国至多掀起的是书卷中的风暴,成为知识分子愤世嫉俗性格的话语实现模式之一.     

讽谑恣肆与雅谑谨饬——试比较《写在人生边上》与《雅舍小品》的幽默风格

司马长风说 :“在现代散文作家中 ,论幽默的才能 ,首推梁实秋 ,其次是钱钟书 ,两人的散文风格也近似”① 。司马氏的话是值得商榷的。本文试以《写在人生边上》和《雅舍小品》幽默风格作比较 ,以探寻其共性和各自的审美特性。钱钟书和梁实秋的小品 ,都“有深刻而丰富的精神基础” ,“在创作过程中纵情幽默 ,……放出精神的火花”② 。他们的创作往往通过逸出常规的思维方式巧妙地挖掘出非理性的东西。这是他们的共同点。但是 ,在“同”中 ,却存在着“异”。钱钟书在议论和批评中善于从矛盾中发现为人们所忽视或所误会或所掩盖的问题。如何找…     

小品文的审美价值及其在晚明的发展

晚明学者借用佛教中“小品”一词命名篇幅短小的艺术性散文 ,他们不仅在小品文的创作上取得了杰出成就 ,将其发展为与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的明代文学成就的标志 ,且总结出小品文与正统文学在写作动机上的“一饷之欢”与“千秋之志”的区别 ,在创作目的上“自娱娱人”与“明教载道”的不同 ,并指出其小中见大、寸瑜胜尺瑕的审美特点。     

论社会学研究的三大传统及其张力

在社会学研究方法上 ,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实证主义、人文主义与批评主义三种截然不同的研究取向 ,而且 ,从整个社会学研究的发展历程来看 ,社会学实质上一直是处于这三种不同传统的张力之中。尽管这一局面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社会学今天的分裂 ,但它也因此给社会学带来了多样化的发展 ,使得社会学在理论与方法上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悉的样式     

原型批评理论在中国的接受状况综述

在20世纪最后20年涌入我国的众多西方文论中,原型批评理论是最受欢迎的理论之一,无论是对中国的文学批评实践还是理论研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其影响下,文论界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但在运用原型批评理论进行文学批评的过程中,还存在机械化、忽视对作家作品心理层面的关注等不足之处,需要研究者深入、充分挖掘原型理论的相关价值,促进文学研究深入发展。     

司空图《诗品》的审美张力

本文认为《诗品》中存在着阳刚与阴柔两种审美趣味之间的张力,指出这种审美张力的深层结构是崇儒济世思想与崇禅道遁世思想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阐明了产生审美张力的社会原因和个人原因,最后对《诗品》中的张力美作了进一步分析。     

观念旅行:《史学原论》在中国的接受

在全球历史学的专业化过程中,法人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曾发挥重要的作用。"五四"前后,此书传入中国,借助各种途径,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学的发展。《史学原论》不仅作为当时各大学历史系史学研究法性质课程的教材,而且成为中国史家建构史学方法论体系的范本之一。胡适、梁启超、傅斯年等人的史学思想均有《史学原论》的烙印。《史学原论》所提出的各种观念或规则在传播过程中,被接受者根据个人思想取向加以分解重组,沉淀在专业史家的日常实践中,构成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方法论基础。近代中国史家不论对《史学原论》表示欢迎还是批判,事实上都仅彰显了它的史料学面相,而忽略了"撰写历史"才是其核心关怀,由此误导中国现代史学偏向考据一途。     

论《红楼梦》的文学伦理学意义

作为中国古典小说艺术代表的《红楼梦》在文学伦理学研究方面有巨大价值,其文本在伦理选择、伦理禁忌及伦理环境等方面都呈现出深刻的伦理意义。曹雪芹在创作过程中表现出的伦理责任和伦理倾向等也可以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观照下得到诠释。     

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框架与话语系统的建构--评常文昌《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史》

《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史》在建构中国现代诗歌理论批评框架与话语系统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其特点为:强化史的意念,坚持科学性,突出当代性,具有谨严简约的文风。     

浅析李奎报对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审美风格论

“体”一词 ,是李奎报诗论最为重要的审美范畴。“体”这个概念在李奎报诗论中有两种含义 :一者 ,指“诗作法” ;二者 ,指“艺术风格”。李奎报的诗歌审美评价 ,对中国当代文学吸收外国文学遗产的过程中具有借鉴意义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在中国的接受

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最新发展和女性主义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吸收和借鉴了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和读者反应论等众多理论的精髓,最突出的贡献是颠覆了解构主义框架下的传统翻译观,对传统翻译理论是一次叛逆和革命.该理论近年来引起中国学者的高度关注,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虽然在接受的过程中难免出现一些问题,但是该理论拓展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并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思考传统翻译理论的合理性,开辟了翻译研究的新思路.     

《喜福会》在中国单一的读者接受及其根源

中国《喜福会》研究虽然成果很多,但多集中于冲突和身份等问题,呈现较为单一的文化政治批评。本文拟从文本和阐释群体两极,分析其中原由。不管是小说的框架寓言,还是小说本身,都反反复复集中于母女冲突,而一代移民母亲体现中国文化,二代移民女儿体现西方文化,因此,母女冲突实质为东西文化冲突,身份认同问题,文化冲突、文化身份成为文本极为突显的"内容存储",多视角的叙事策略使冲突进一步加强,强烈召唤读者解读其文化冲突和身份问题。同时,当前的多元文化潮流以及以政治批判为特征的后现代大环境使"阐释集体"具有文化冲突、政治批评的期待视域,该期待视域自然响应文本召唤,由此,产生《喜福会》在中国单一的读者接受。     

论黎锦熙《中国大辞典》的编纂思想及其学术价值

黎锦熙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他的学术成就体现在很多方面,其中辞书学理论与编纂实践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主持并参与编纂辞书的过程中,黎锦熙提出了许多有创建性的理论,他的辞书学理论引导并推动了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字典与辞书的产生与发展;他的辞书编纂理论反映了语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原则,揭示了语言的系统性,体现了辞书编纂体例的创新。这些先进的辞书编纂理论为后来的辞书编纂及辞书学的理论构建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     

后殖民理论在中国的变形

后殖民理论进入中国语境后发生了一系列变形,由文化激进主义变为文化保守主义;由反本质主义变为本质主义;由消解中心变为建构新的中心。中国的后殖民批评属于后殖民理论的越界使用,必须以超越后殖民理论的框架为前提,否则会引发逻辑矛盾。后殖民理论作为有明确边界意识的西方理论并不能直接移用于中国语境,但是它的理论思路却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     

《红高粱》的经典化及其电影批评的功能

《红高粱》在20世纪80年代复杂的历史现场中,逐渐成为第五代的经典之作。经典化大致存在三个阶段:首先,文本在大众/精英、感性/理性、故事/观念、情节/影像等层面存在"可争议性",报纸、专业期刊等多种媒体参与助力使之成为从下而上讨论的现象;其次,专业批评的介入是电影经典化的关键,包括内部的艺术批评与外围的文化批评,其中具有思辨深度的否定性批评、注重宏观与理论深度的文化批评,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掘隐藏意义;最后,在经历了争鸣阶段后,需要从维护文本的角度回应否定性批评,阐释缺陷的主客观因素,形成令人信服的权威性结论,这成为经典化的终点。《红高粱》的经典化过程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