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还是悖离——论鲍德里亚对马克思异化思想的“改造”

鲍德里亚揭示了消费社会中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解、人与物主客关系的颠倒以及符号差异性对整个社会的奴役与控制,对消费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度解读。无疑,其消费异化思想是对马克思劳动异化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然而,鲍德里亚却把自己对马克思异化思想的"改造"——这个"改造"既包括对马克思异化思想的外在补充,也涵盖对马克思劳动异化内涵的误读以及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歪批——看作是自己对马克思的空前超越。殊不知,他已在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悖离中落入了形而上学的陷阱。因此,鲍德里亚最终只能退回到人类社会的最初形态,在象征性交换的虚无之中来寻求真实的关系。     

论鲍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的符号批判

现代社会已经步入消费社会,处于其中的人们不仅被物品所异化,还被符号所异化,符号体系成为新的控制力量。鲍德里亚看到了消费社会符号对人心灵与精神的控制和危害,通过对消费内涵变化的分析,得出了其独具特色的消费批判理论,揭示了现代社会中消费已成为主导性的力量,并以符号的方式控制着整个社会,制约着人的生活,人生活的真实世界被遮蔽。鲍德里亚的理论深层次地指出了消费社会带来的不只是经济形态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人的生存方式的改变,而符号对人的控制,恰恰是现代人的生存危机。当然,由于他过分强调了符号的功能,漠视了符号所代表的物的使用性和功能性,从某种意义上也走向了虚无主义。     

鲍德里亚和马克思的异曲同工之处 ——读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

长期以来,无论是纵欲还是节俭,消费都被认为是私人的活动.在日常生活中,人一般在消耗、消灭、毁灭和浪费等意义上理解消费,消费因此被妖魔化和污名化学界也曾对其漠不关心,甚至认为“消费是对文化的腐蚀”(Miller,1995),但学术的思想和创新此时却从这些稀松平常、细微琐碎的消费领域等方面获致进展,近些年消费文化研究以及消费社会学和消费人类学领域的异军突起即为一个证明,其中关于鲍德里亚消费思想的研究尤其受到关注.对于鲍德里亚的思想,尽管已经有了一些讨论和分析,但仍然值得重新梳理、探讨和评估.     

物的嘲讽与主体消亡的宿命:鲍德里亚的思想主题

本文从思想史与历史的结合分析了鲍德里亚关于"物"的思想。从思想史的视角来看,对主体哲学的批判与结构语言学的兴起,展示了主体被结构化的理论逻辑;从历史的视角来看,随着商品生产与交换的普遍化,主体地位的确立同时也是主体被物化的过程。鲍德里亚所处的消费社会,在电子媒介的中介下,符号一物的支配地位的确立形成了一个物体系的世界。对这个世界的讨论构成了鲍德里亚思想的重要主题。后期的鲍德里亚认为,物的嘲讽策略让主体在自主的幻象中成为物的工具,这成为主体无法逃避的宿命。     

从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的视角解读电影《小时代》中的“物欲”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根据中国的80后青年作家郭敬明小说《小时代》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电影中所呈现的社会状态可以归为消费社会。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批判式理论。而其提出的消费理念值得借鉴。本文将从鲍德里亚"消费社会"的理论视角出发解读电影中所呈现的社会状态。     

承传抑或颠覆——鲍德里亚与马克思思想对比研究述评

让·鲍德里亚是极富争议的人物,他既对当代消费活动使人彻底异化的现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也对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展开了最为激烈的攻击。鲍德里亚与马克思的思想关系问题以及对鲍德里亚思想的批判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较为客观地评价了鲍德里亚的思想,有效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但研究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研究方法比较单一,体现出一种被动式批判状态。这些问题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对如何坚持马克思主义还没有明晰正确的认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坚信和他的无产阶级立场,应该成为对比研究和批判的依据。     

论康德“批判哲学”的存在观

如果说“批判哲学”的结果“是启蒙思想”①,那它对近代思想的最深刻启蒙,就是其中所昭示的具有变革意义的存在观。 1《纯粹理性批判》所要阐释的是自然与人的关系。构成这种普遍关系的双方在何种意义上现实地存在着呢?康德认为,自然作为“存在”,既不是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讲的质料,也不是培根的经验事实。质料和经验事实只是具体的物,属于“存在者”范畴而并不是“存在”本身。本体论意义的自然作为“存在”,“它指的仅仅是一般物存在的各种规定的合乎法则性”③。它不可能在现象界中被对人的感官直接感知。自然作为普遍的、必然的、…     

阳明“物”范畴之我见

<正>“物”这一范畴在中国哲学史上一直用得很含糊。除指自然物外也经常指“事”。孟子说:“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①这是把有人“待我以横逆”这件事当做“物”。朱熹也说:“物犹事也”。“盖天下之事皆谓之物。”②阳明比前人更明确地强调“物”为“事”。“先儒解格物为格天下之物。……我解格作‘正’字义,‘物’作‘事’字义。”③“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④不少人把“物”与“事”混淆视为阳明“物”范畴的特色。而我认为阳明“物”范畴之特色在于,有时指“物”为客观之物,有时指“物”为主观之物或曰心所生之物。如他说:“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不胜其烦……。”“名物度数,草木鸟兽之类”可理解为客观之物。他又说:“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于事亲,即事亲为一物;意用于治民,即治民为一物;意用于读书,即读书为一物。”⑥“以其(心)明党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⑦这是把心随境而生的意念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当做“物”,此类“物”可理解为主观之物。阳明讲“格物”格的不是客观之物,而是主观之物。其所举格竹子一例颇能说明这一点。竹子是客观之物,而在身心上做的“格物”功夫是在格主观之物。下面我对这两种“物”作详细探讨。     

不能混淆“关系网”与“社会关系总和”

不久前,读到《社会》1985年第三期刊载的王建胜的《“关系网”正名》一文(以下简称“王文”),有些不同的见解。“王文”中引用了马克思关于人类本质的论述,即“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可以说,这就是王文所理解的“关系网”一词的理论根据。以此出发,王文把“关系网”同“社会关系总和”相混淆,把二者等同起来,因此又产生出“关系网”是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产物,以及“关系网”永恒存在的必要性等等观点。但是,我认为,作为人的社会本质的关系即社会关系与我们目前所说的“关系网”是有根本区别的。第一,“社会关系的总和”具有全人类性和抽象性,“关系网”则具有地域性、个别性和具体性。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关于人类本质的错误看法以后,提出了人类的本质,即“人     

试论“消费意识”

我们提出“消费意识”概念是基于以下几个根据: 第一,人的活动是有目的的活动,生产和需求是人的活动的两个最基本环节。包含在需求范畴内的消费行为显然也是有目的的活动,这种活动的目的性对人来说也就是有意识的。因此逻辑地推定,存在着“消费意识”。第二,从经验事实中我们发现,现代生产力能提供满足人们的自然需求之外的大量剩余产品,这些名目繁多,数量可观的社会产品被不断地消化,这只有当人们去有意识地进行消费时才有可能,而有意识地消费证明了“消费意识”的客观实在性。第三,马克思认为,生产的发展一旦超过自然需要的界限,一种历史形成的需要就代替了自然需要。     

“物”之呈现、聚集与诚明——基于阳明心学的考察

学界依王阳明“意之所在便是物”“心外无物”“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等说,形成了意义论、价值论、感应论等观点,而对阳明“身心意知物是一件”之说则甚少留意。“身心意知物是一件”表明,“物”为心、知、意、身之聚集,并构成了源初的存在场域：本心之感应而有良知之明觉,良知之明觉而有意识之发动,意识之发动而有事物之呈现,事物之呈现而有身体之感触。这种身—心—意—知—物所共同构成的源初场域,即是物之“自体”;经由意识之对象化而为身体所感触者,则为物之“现象”。而基于主体间性的作用,“物”也具有客观实在性。但是,意识在自我象化的同时往往存在着小我的执着,遂使身—心—意—知—物的源初场域破裂,“物”成为外在于人的存在者,而人亦为外物所役使。故而,格物的重点在于诚明工夫,物来顺应而不为物所役,最终回归源初的存在场域。究言之,阳明所论之“格物”,超越了单纯的事物认知而成为道德的工夫,“不诚无物”说也就获得了存有论的阐明。     

“打假”与“假打”

时下流行一语:“除了人,什么都有假的。”然溯其根源,此话又有不确之处,因为造“假”的恰恰就是人。自然界其实本就没有假物,“假”乃是人的一项专利。故世上必先有假人,而后才有假物,只不过人假难以分辨,物假容易鉴别。“假”害成灾,于是打假便应运而生。从“投诉电话”到“质量万里行”,从“消费者协会”到“反不正当竞争法”……可是,“假”非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有蔓延之势;不仅横扫“长城内外”,而且冲出国门,飘洋过海,以致国际社会亦     

贾平凹小说的“卖点”分析

在文化消费强势启动的当下社会,贾平凹小说的“卖点”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他为当代文学呈现了一个具有鲜活日常生活观感的文本世界,成为全球化、城镇化时代的一种稀缺资源;他作品中神秘的超现实生活,对于喜爱追新逐奇的文化大众来说,可谓是投其所好;赤裸裸的性与精美的文化包装,也为贾平凹的小说文本制造了大量“卖点”。     

“物哀”与“物感”——中日文艺审美观念比较

“物哀”与“物感”———中日文艺审美观念比较南开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姜文清一、对“物哀”论与“物哀”文艺表现的概述“物哀”是日本传统审美意识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其基本的含义是：在日常生活及艺术创造、艺术欣赏中，外在物象和主体内在情感意绪相融合，而生成的“情...     

现代诗歌的“难懂”及其解读的“钥匙”

“难懂”是诗歌的重要表现形式与内容,也是诗歌的本体追求之一.诗歌的“难懂”延缓与拉长了读者的“期待视野”,造成了诗歌的多义性,同时也成就了诗歌作为艺术的开放性.“难懂”的现代诗歌已经构成当下艺术的主要形式之一,同时也是当代诗歌最应值得重视的书写形式,它丰富、深化着现代人对自我、世界的存在性反思与主体建构.唯有尊重现代诗歌的“难懂”品质,我们才有可能在“难懂”的诗学基础上展开对现代诗歌的解读.这样的解读将推动当下汉语诗歌的积极书写.而读者对诗歌的表现形式的适当了解也将有助于我们理解现代诗歌——现代之维上的当代诗歌.     

“寅吃卯粮”与消费信贷

在我国,“寅吃卯粮”是指在“寅”年就提前吃完了“卯”年的粮食,以此来比喻入不敷出的提前消费。人们常常用“寅吃卯粮”来比喻消费信贷,不少人至今认为使用这种消费方式是一件危险而羞耻的事。今年三月,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指导意见》后,这种...     

“符号经济”论：“新艺术政治经济学批判”之二

建立在马克思“财富哲学”和“关系哲学”基础上的“新艺术政治经济学批判”,从由“实体经济”而“符号经济”的财富流转过程,来批判性地反思包括艺术在内的文化符号在当代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负面影响和后果。从“新艺术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关系哲学”的角度来看,作为资本的当代新形态,融入了艺术等文化因素的“符号经济”以及竞争性文化符号消费的无度扩张,一方面,“向内”制造人的等级差异、激化人类内部的“社会冲突”;另一方面,竞争性符号消费又导致物品的无度消耗,进而导致自然物质资源的无度消耗,“向外”激化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冲突”。当今全球社会冲突与生态冲突在相互激化中日趋尖锐。“新艺术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多方面的现实批判意义。     

“良知”的“呈现”与“坎陷”——牟宗三“良知坎陷说”与王阳明“良知本体”的困境及疏解

牟宗三早年提出的“良知坎陷说”,主要受其师熊十力的“良知是呈现”影响,但“客观的悲情”的引发也是其形成的关键。“良知坎陷说”真正的理论困境并非“良知”不能“坎陷”,而是选择以阳明“致良知”为嫁接点导致的对“工夫论”的忽视并由此引发的“发生学”问题以及“良知本体”无法创生具体客观存在物的问题。而张载之“两层结构的宇宙论”正好可以从根本上对治阳明“物”的合法性问题,“物”的产生由此有了终极根源,人的道德意识也有了形上根据。因此,从阳明回到张载,可解决“物”创生的合法性问题,也可借此思路再反思牟宗三早年的“良知坎陷说”并为其寻找一新的理论突破口,进而重新思考中国文化体系如何“开出”和安顿“科学知识”的问题。     

祭祖敬老与娱心健体：河西走廊裕固族“东迁节”的功能探析

对农牧民和文化精英“自下而上”建构的裕固族“东迁节”进行参与式观察和面对面的访谈发现,裕固族“东迁节”通过隆重的“祭祖”仪式,不仅重新唤醒当下裕固族人尊老敬老的意识,在东迁节场域中嵌入民族民间传统体育赛事活动,既丰富了东迁节活动的内容,也实现了农牧民娱乐身心和强身健体的目的,更彰显了“健康中国”国家意志在基层民众中得以落实。     

萧萐父的“早期启蒙说”与“新人学”的哲学观申论

萧萐父的“早期启蒙说”在思想来源处继承了侯外庐的思想,但其“早期启蒙说”中蕴涵着对启蒙理性与现代性所衍生的弊端的反思,则可以说是超越侯先生“早期启蒙说”的新意之所在。萧萐父晚年试图以自己所建构的“诗化哲学”形式来超越西方哲学在中世纪所具有的宗教迷狂和现代实证主义的狭隘,凸显中国哲学的主体性,其“早期启蒙说”所蕴涵的对人的全面性的追求,以及其所提出的“哲学即人学”的哲学观,对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国哲学主体性之追求,均具有思想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