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左传》与《易林》在思想倾向上的契合

文章通过对春秋时期和西汉后期社会背景的对比分析,对《左传》和《易林》中文献资料的比较研究,阐述了《左传》和《易林》在思想倾向上的高度契合。     

康有为与"公理"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最早使用"公理"一词的士人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泛化使用"公理"的典型人物.从戊戌前<实理公法全书>的"几何公理"到戊戌后<孟子微>、<论语注>、<大同书>的"公理",显示出康氏对"公理"的用法逐渐摆脱科学的束缚,窃用了axiom的普遍必然性,但却抛掉了词语本身所具有的科学意义.公理原本具有的科学意义上的普遍性被瓦解,变成了一个权威性的象征符号,以权威化其社会政治主张.     

说《论语》中的"义"

"仁"、"义"、"礼"是孔子伦理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孔子对殷周"义"的内涵做了充实和发扬,贯通了"义"与"仁"、"礼"在理论和实践上的联系,"义"从属于"仁",是"仁"在作用层面上的体现;"义"是"礼"的目的和内容,"礼"是"义"的工具和形式,"义"落实凸现到现实操作层面就是"礼".     

对刘熙载论《左传》叙事艺术的阐释

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是刘熙载《艺概》对《左传》叙事艺术的重要总结。但这六个方面各为何意?都具体就《左传》哪些叙事而言?作者未说,引用者不讲,多数读者不免糊涂。因此笔者不揣冒昧,拟结合自己读《左传》的一些体悟,对刘氏这些观点作若干阐释,以期对《左传》研究有所推动。     

《左传》成书战国说综考

啖助认为《左待》成于后代学者之手。赵匡则明确提出“左氏非丘明”。否定了左丘明作传说。两宋承啖、赵绪余。议论蜂起。《左传》成书战国说更趋流行,代表人物是叶梦得、郑樵和万见春。元明两代继续做了一些探索。入清以后,虽然康熙御定左丘明作传说。但战国说仍然得到一些学者的中持。民国以后,战国说以其理据逐渐占据了学界的主导地位。其论证的方法手段都有不少新拓展,并通过各自的研究。得出了同属战国说而具体年代与作者互有歧异的种种结论。     

鲁迅《故事新编》与欧洲"梅尼普体"文学

综观已有<故事新编>的研究成果以及这部小说集本身,<故事新编>具有若干欧洲"梅尼普体"文学的主要特征.二者能够在不同历史时空达成内在相通,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二者所处的历史文化语境均具有狂欢化特征;二是鲁迅可能从他所喜爱的梅尼普体小说中得到艺术启示.     

试论"莎乐美"模式对白薇《琳丽》的影响

王尔德的<莎乐美>在主题模式、唯美理念、语体风格和情节结构等方面都对白薇的成名作<琳丽>产生了极大影响,这种影响的存在可以从白薇的个人生活经历和创作经历的角度进行论证.     

“天意”悲剧与“命运”悲剧——《三国演义》悲剧的特质

<三国演义>和古典希腊戏剧决定人物命运的两个相似而又相异的因素:天意和命运."天意"高于"人意",近于神意,是超人的,非人的意愿所能左右.此文以<三国演义>的"天意"和古典希腊戏剧和神话中的"命运"作比较,解释<三国演义>是一部有深刻意义的悲剧文学作品,即有意识、有目的地在"忠"和"义"的道德原则下选择"失败".     

《左传》人物的人格特征

在“礼崩乐坏、价值多元”的春秋乱世,面对“孝”、“忠”、“敬”等传统礼制基本观念,《左传》中的众多人物有着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并选择了相应的行为方式。《左传》人物鲜明丰富的人格特征,就是这种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多元化的产物。     

关于维新时期康有为民主思想结构的浅析

民主思想是康有为维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民本思想是其深隐层次,民主是其表显层次.民本的内核,贴上民主的标签,正是康有为苦心孤诣创造的民主大厦.这一思想的形成是近代中国思想发展的必然产物,它加速了中国政治和思想近代化的进程,同时缩短了中国人与近代民主之间的距离.     

论康有为的伪儒本质

当代儒学复兴运动中的"康党"以"新康有为主义"立教,而康有为只是一个伪儒家,其思想实乃对儒家义理之背离。康有为有多重身份,作为学问家他歪曲儒家义理以为政治之用;作为政治家,他伪托孔子之名以为变法之用;作为宗教家,他以孔教之名以为宗教干政之用;作为所谓的"南海圣人",他有"圣人"之名而无圣人之实,实乃一代伪儒、贼儒。     

论康有为思想在当代儒学复兴视域下的“延续”与悖论——兼论“新康有为主义”思潮

在儒学复兴的众多思想流派中,康有为思想在近年逐渐被一些学者所尊奉和宣扬,并在当下语境中形成"大陆新儒家"学术热点。以"新康有为主义"作为儒学复兴纲领的学者们,逐渐形成以"大陆新儒家"联合"康党"的思想阵营,他们秉承康有为对儒学宗教化的思想建构倾向,以宗教学的办法肆意歪曲儒家思想。无论是从学术特征、思想谱系、共同价值以及阶段人物,都表现出强烈儒学宗教化特点。反思表明,康有为所论的儒学思想不但背离了孔子之道,而且利用宗教化的儒学达到"改制"的政治幻想。"大陆新儒家"把康有为作为其理论源泉,其目的是利用康有为思想实现"改制"思想的逻辑延续。这非但不能为儒学复兴提供可靠的致思理路,反而将儒学复兴潮流引入极其危险的歧途。     

南海博物馆馆藏五件康有为信札考略

本文通过对馆藏五件康有为信札的释读,并结合有关史料,对信札的发信时间、地点和当时的历史背景、人物史实进行一一考证,以还原民国初年康有为与弟子之间的来往及从事的政治活动情况,为研究康有为海外流亡时期的政治活动提供了可靠翔实的史料。     

康有为的落寞与近代中国的政治理性主义

英国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欧克肖特指出：近代欧洲,政治理性主义是一种影响最为广泛思维方式,＂今天几乎所有政治都成了理性主义或近理性主义的＂。对照中国近代史,人们会惊讶中国近代政治也是理性主义的,比欧洲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近代中国,康有为也算得上是一个政治理性主义者。他一生在政治活动中屡遭挫败,与其自身的政治理性主义特质相关;其政治生涯上的失落与潦倒,除了事功方面不得志之外,也与充斥整个时代的政治理性主义密切相关。     

偏离与歧出:康有为新儒学的路径

康有为与儒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康有为打造的新儒学否定传统儒学传承中的原有道统,建立起儒学的新道统;引入西方进化论来论证其公羊三世说,将儒学打造成孔教。康有为将儒家思想解读成帝王之学,将《春秋(公羊)》抬高成儒家思想中最核心的经典,将教化的儒学打造成宗教儒学。康有为新儒学已经偏离了传统儒学,他打造的新儒学是传统儒学的歧出。     

简析《山海经》神话批评的历史嬗变

《山海经》近两千年的研究历史,构成了《山海经》研究的学术史,古人以序、跋、评点、注疏、诗文等多种形式就《山海经》所发表的看法,突出地体现出古人的神话观。历代学人对《山海经》神话的看法经过了先秦两汉的发生期、魏晋南北朝与唐宋的发展期,到明清时达到了深入拓展期,通过对这三个时期的古代学人们的《山海经》神话研究的历时性梳理,得出《山海经》神话批评史的历史嬗变基本轨迹。     

康有为的资本主义判断和世界大同理想评价

在西方文明对中国强势冲击和"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康有为以进化论历史观认识人类社会发展,对西方资本主义进行判断,重新阐释传统大同理想,把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从歌颂过去转化为面向未来,为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制度选择提供了文化前提。搞清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前提,是认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历史必然性的必要条件,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康有为人口素质教育思想初探

人口素质包括人口的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三个基本方面.康有为提出针对人口年龄构成不同阶段的身体特点施以不同的教育,倡导对教育从体制到内容的改革,重视德育教育,尤其注意到妇女身体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等,具有深远的人口学意义.尽管康有为的人口素质思想存在着局限性,但对我们当前提倡的素质教育仍具有可资借鉴的时代价值.     

创新以经世:康有为对《孟子微》的诠释

康有为的《孟子微》以诠释《孟子》为契机,呼应时代,吸纳"西学",既努力尝试复归原典,更积极致力于哲学创新,"裂山泽以辟新局",引领中国哲学乃至中国文化冲出封建循环怪圈而迈向近代,在古今递嬗的转折时期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