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时代:楚与齐之文化交流

战国中后期,亦即屈原时代,既是楚国与北方诸国争强较胜的时代,也是与中原文化积极交流的时代,而交流的重点对象乃是齐文化。从战国中后期中原文化的地域特征、屈原时代的齐楚文化交流活动,以及屈原等人所受齐文化的影响诸方面着手,可具体描述这一事实。     

屈原求索精神及其现代解读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爱国诗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心灵,他的求索精神有着深远影响.桀骜不驯、奋发图强、矢志不移的楚文化是屈原求索精神的生长土壤;经世致用、积极有为的儒家思想和中原文化是屈原求索精神的内在支撑;道家思想对于宇宙人生的独特领悟是屈原求索精神的气脉神韵.屈原的求索主要体现在对个体存在价值的追求,对国家人民命运的索求,对人类终极理想的诉求和对宇宙自然知识的探求.这种求索精神在中国历史中具有无限的广延性,对中华民族意识具有重要的构建作用.     

交错为文 遂生壮彩——论《九歌》中两种文化的融汇

屈原是《楚辞》的奠基人,也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融合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的《九歌》描绘了楚国独特的山川景色和风俗民情,最能体现楚文化绚丽华美的特色.但《九歌》的创作也受到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其中的情事和总体艺术构思均来源于《诗经》中的《国风》.在表现手法上,对《国风》也有借鉴,无论是绘景状物,描摹人物神态,刻划矛盾心理,都和《国风》中的句子有相似之处.由此可见,《九歌》正是中原文化和楚文化“交错为文.遂生壮彩”的民族瑰宝.     

《天问》与中原文化

一般而言,世界上各个民族都是在相对隔阂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有着自己特有的文化,有着自己相对的独立性与稳定性。众所周知,屈原的作品是在楚国巫风文化的土壤中孕育出来的,而巫风文化也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与稳定性。但是,这并不是说巫风文化就是与世隔绝的,以《天问》为例,它就深深地打上了中原文化的印记。本文欲通过对《天问》四个方面的探讨,研究屈原作品与中原文化之间的血缘关系。     

沙翁唱给“林妹妹”的挽歌

在中国的文化艺术界．有一位特别的老人．很难Ⅲ一句话来描述他在学界的身份．有人说．他是楚辞专家．凶为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与郭沫若等人一起进行屈原诗歌的研究并出版了著名的《屈原集》；也有人说他是红学专家．因为他几十年来潜心研究《红楼梦》，出版了许多重要的文章：他还是书法家．他的字体独树一帜．每个字都可以卖到高价。他就是今年已经98岁高龄的文怀沙。     

试论荆楚文化的特色及其与屈原诗歌的关系

屈原的诗歌是荆楚部族文化的结晶,是在荆楚部族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文化硕果。荆楚文化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文化,它与中原文化的关系如何,它对屈原创作的影响如何?这些问题虽然有人作过探讨,但没有得出比较满意的结论。本文试图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结合近三十年来考古发现的材料,也结合屈原创作的内容、形式、风格特色等,谈谈自己的看法。     

百世诗宗的文化传承——关于屈原研究的理论思考

所谓“文化”,包括意识形态和社会心理两个层次。战国时代,南北文化在意识形态上,已达于基本一致;在社会心理上,仍存在北方重实际而南方富幻想的差异。这在屈原作品中也有明显表现:其社会、人生、美学理想,与北方儒学完全相同;而其奇幻瑰丽的艺术想象,则源于荆楚一带独具风貌的巫教神话氛围。屈原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展现了荆楚文化的独特风貌,更在于他积极推进了南北文化合流的历史趋势。     

试论西夏党项文化传统及其与周边各族文化的交流

西夏文化是典型的“综合文化”,它有相当明显的党项文化传统,并富有深厚的汉文化基础,它是在中原汉族和周边其他民族的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与此同时,西夏党项文化的外传,也对中原的宋文化,周边的吐蕃文化、回鹘文化、辽金文化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屈原美学思想形成的大文化背景及个人因素探究

屈原美学思想的产生具有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这主要是先秦自夏商周至战国时期在中华大地上形成和发展的三大文化即北方文化、中原文化及南方文化的相互交融和渗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体现在当时楚国的青铜艺术、音乐艺术、绘画艺术等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同时,出身于宗庙主管和史官世家的屈原由于其良好的家庭教育,博闻强记的天赋,坎坷的人生经历和体验,忧国忧民的政治热忱以及重之以修能的学习精神,使他能在史料典籍和民众生活中汲取双份的养料,从而在他那些不朽的诗篇中表现出来丰富而深刻的美学思想。     

《诗经》《楚辞》比较研究的空前力作——评《风骚比较新论》

《诗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集，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堪称北方黄河流域地区中原文化的杰出代表；《楚辞》是我国第一部以屈原为代表而创作的新诗集，是浪漫主义文学的远祖。堪称南方长江流域地区楚文化的卓异楷模。它们以其优良的“风骚”传统，在几千年来的中国文学史上一直起着无可替代的光辉典范作用。然而，对于中国文学这两大源头之间的关系问题，学界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种认为，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既有南楚本土固有文化的哺育，又有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中原文化的沾溉，《诗经》影响《楚辞》毋庸置疑；     

略谈屈原辞在民族文化发展中的意义

屈原（约公元前339一约公元前278），我国最早的大诗人。1953年屈原被列为“世界文化名人”。他的作品在吸收民闯文学艺术营养的基础上，创造出骚体这样一种新形式，无疑为文化创造的个性开拓了道路，提供了范例，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论《诗经·王风》与楚文化的关系

周平王东迁洛邑之后，诸侯渐强，周室衰微，处在昔兴今衰剧变中的王畿人心中充满了失落与无奈，《诗经·王风》中的“黍离”之痛，正是这一心绪的写照。四百余载后的屈原，面对楚国由盛转衰的现实，“黍离”之痛引起了他的强烈共鸣，并升华为哀婉绮艳的“离骚”之恨。然而，楚文化不仅接受了包括《王风》在内的中原文化的影响，而且早在屈骚之前，就随着楚国的不断地向北扩张而对中原文化渐次影响渗透。这种影响渗透在《王风》中亦有所体现。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野下的中原文化建设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在重要场合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原文化在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形成中处于主导地位，有助于增强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塑造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取向，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不竭动力。目前，中原文化依然有一些因素制约着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作用的发挥。如作为区域文化的中原文化在研究的广度、深度上还有比较大的空间；应抛弃中原文化中守旧的一面，积极发扬创新精神；要充分发掘和升华中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等。新时代应促进中原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通过整合中原文化资源、培育中原文化认同、遵循文化发展规律、加强中原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交流融合等方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屈原之死的哲学意蕴

屈原自沉汨水，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积淀，已经变成一个具有哲学文化意义的符号。穿过历史的隧道，我们看到了屈原忠君爱国的忧惠意识，以及带有宗教烙印的荆楚巫官文化对他“死亡意识”的自觉影响。尤其是他固守气节与风骨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死亡观，彼此交相辉映，凸显其死亡的哲学意蕴。     

廖季平从《楚辞新解》到《楚辞讲义》的变化

郭沫若先生在《屈原研究》中,批评了廖季平否定屈原这个历史人物的存在,他说道: 提出了这个问题的人,第一个是四川的廖平,据谢无量的《楚辞新论》上说: “我十年前在成都的时候,见着廖季平先生。他拿出他新著的一部《楚辞新解》给 我看,说‘屈原并没有这人’。他第一件说《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是不对的,细看他 全篇文义都不连属。他那传中的事实前后矛盾,既不能拿来证明屈原出处的事迹,也     

《离骚》题义别解

对于屈原的伟大诗篇《离骚》的题义,历来众说纷纭。最早的解释是司马迁说的“‘离骚’者,犹离忧也”。司马迁距屈原较近,他的解释应该是接近原意的。 但司马迁的“离”字又该怎么解释呢?他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有“属书离辞,指事类情”这句话,从词组的结构看,“离辞”可释为陈述自己的意见。所以     

屈原沉江的社会心理透视

对于屈原沉江的原因历来争论纷纭,莫衷一是。从社会历史的发展角度看：屈原是先进思想观念的成功接受者和传统文化的成功改造者,但却是社会政治改革的失败者。中国的历史和楚国的现实造就了伟大的屈原,也造就了他的自杀。从社会学、心理学及精神病学的角度看：屈原是天才的思想家和艺术家,而天才人物是人类痛苦天然的承受者,且是社会历史悲剧的牺牲品,屈原的自身素质也决定了他自杀的命运结局     

常德市城区屈原文化资源考述

常德市城区内自古就有招屈亭、三闾港、屈原巷，德山之麓是屈原“朝发枉渚”之处，太阳山是屈原参与民间祭祀太阳神并构思《东君》等作品的地方，平山、高吾山则是屈原的游憩之所。可见常德市城区屈原文化资源丰富，遗迹集中。在现代城市文化建设中，应合理整合屈原文化资源，使其成为常德城市文化建设的又一品牌。     

《湘君》、《湘夫人》的写作年代和屈原的思想生活轨迹

文章通过综合研究认为，《湘君》、《湘夫人》是屈原自疏和被召回时的作品。《湘君》写于楚怀王十五年稍后，《湘夫人》作于十六年左右。二诗用象征手法写出了屈原自疏后的焦灼心情和召回时的欢悦之态。屈原反覆强调的“练要”表明他非常注重修名。为了国家，他反覆托人致意君王，这便是作者多次提到的求媒。“求媒”是楚国处理君臣关系的文化惯例。屈原作品中大量的香草原是为了礼义的需要而佩用与栽种的，只有部分用来比人才和“美人”。屈原在洞庭湖畔的生活非常凄苦，但宅心君王的初志从未改变。     

优秀历史名人文化创造性转化的路径优化——以宜昌市打造屈原文化“一标三地”为中心

优秀历史名人文化经过历史的鉴别和沉淀,拥有强大的生命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构成部分。近年来,宜昌从城市治理的高度推进屈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力图将屈原文化打造为宜昌永恒的文化地标,将宜昌打造为屈原文化的权威阐释地、标准制定地、活动聚集地(“一标三地”)。在这一过程中,宜昌形成了屈原文化内容生产、教育传承、产业融合、文创IP打造、传播宣传、城市涵养、项目示范这七条创造性转化路径。宜昌屈原文化创造性转化受屈原文化的内在秉性、外在竞争性、转化机制的顺畅性、转化成品的可接受性因素的影响。宜昌还需要做优“屈原文化汇聚中心和传播策源地”,优化屈原文化转化路径要素和屈原文化的现代性建构,从整体上把握好屈原文化与市场文明、城市治理和个人修身融合发展的方向。宜昌屈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不要苛责历史名人文化的时代局限性,而要不断优化夯实历史名人文化的转化路径,积极推动其与新时代相适应,就能建成支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名人文化新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