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元孙中山北京之行与逊清皇室的应对——以绍彝、绍英未刊函札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元年孙中山北京之行,是历史进入五族共和时代南北、新旧、满汉之间的一次互动。从逊清要员绍彝、绍英的未刊函札等珍贵史料来看,清室内部虽意见不一,但大致经历了从顾虑、防范、观望到接洽、示好、宴请的转变过程。清室之转变,主要基于以下体认:各界均欢迎孙中山,惟皇族无之,似乎缺点;五族共和时代,本朝皇室为五大民族之一,并与前代亡国不同;民国之建立,包含清室之功;接洽并宴请孙中山,将来必有感情,日后皇室以及旗族均为有益也。此中也隐含着清室对辛壬鼎革的事后自我解释与认同。这时,双方均已离开政治权力核心区,但在互动交好、把酒言欢的背后,各有诉求与坚守。政治人物行事,理想与务实并存,敌友之间转换往往基于时局变化。民国初年多元力量的共存与互动,由此可窥一斑。     

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以北宋府州为中心

折氏属党项族,唐末、五代、北宋时期占有府州.折氏家族利用特殊的民族认同和地理位置抗击来自外敌的入侵,为北宋立下汗马功劳.但是,注重清除割据势力的北宋政府,不断对府州加强控制,致使折家势力衰弱,最后在对外战争中走向灭亡.     

清“满蒙联姻”政策下公主汤沐邑的地权问题——以康熙恪靖公主汤沐邑为中心

康熙年间,在准噶尔部入掠漠北蒙古诸部的局势下,漠北土谢图汗等部内附。康熙将恪靖公主嫁于土谢图汗部,从而将"满蒙联姻"政策从漠南蒙古推至漠北。然而作为"满蒙联姻"政策向漠北推进的纽带的恪靖公主,以及以其为中心设置的公主府、支撑公主府运作的汤沐邑,并未楔入漠北土谢图汗部,而是被楔入漠南归化城蒙古土默特部,此举引发了在汤沐邑制度框架下,由公主府权力所运作的地亩、地权之成立、演变问题。汤沐邑从蒙晋长城隘口地带向土默特蒙地的突破、延展,最终形成"插花式"分布格局。归化城土默特蒙古与公主府的地权纷争亦伴随汤沐邑拓展的始终。清廷介入双方纷争,对归化城土默特经济、政治形态产生了结构性的影响。     

清代海宁查氏家族的文化特质及成因——以稀见稿本《海昌查氏诗钞》为中心

清代海宁查氏家族一门风雅,人才辈出,是声名显赫的文化世家。它的形成一方面与当地自然、经济、人文等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与海宁查氏重视家族文化建设,家学渊源和文化积淀深厚密不可分。以海宁查氏家族为中心,可以看到清代家族文化及地域文化与一代文学之关系。     

宗族联姻与明清徽州地方社会——以祁门善和程氏为中心

祁门善和程氏是徽州世家大族程氏宗族的重要支派,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光绪《祁门善和程氏宗谱》等史料包含该宗族的"精英"人物的婚配情况的许多记载,反映出明清时期该宗族联姻圈的基本特征是婚配对象多为名门望族、聚居祁门本县、多为官宦世家、多通诗书礼仪等。明清时期祁门善和程氏宗族联姻圈的基本情况和基本特征具有典型性,鲜明地反映出明清徽州社会宗族联姻的影响因素和主要特点,如联姻范围以县境特别是邻近村落为主、世婚盛行、婚配对象标准趋于一致、对女性身心控制严重等。     

乡邦世族与晚清诗学传承——以湘社为例

以易顺鼎、程颂万为代表的湘社作家群,集中体现了乡邦世族在晚清诗学传承中的作用。世传家学是诗学传承的重要途径,并造就家族文学的思想底色;对本家族文学造诣的自豪感维系了传习文学技巧的热情,以及统一文风在家族代际禅替间的稳定;家庭独特的文化氛围,还会浸染进作家的创作个性。家族在文化圈子内和地方上的影响力,能帮助作家获取文化资源,掌握传播领域话语权,并促成第一读者给出正面的权威批评。女性文学的传承附庸于家族文学。     

论清代海宁查氏家族闺阁诗人群体——以稀见稿本《海昌查氏诗钞》为中心

清代浙江海宁查氏家族是一个享有盛誉的文化望族,一门红妆闺秀也是一个活跃的诗歌群体。其创作题材突破传统闺阁之音,延伸到自然与社会的广袤空间,在情感表达的深度与广度上取得新的超越,表现出觉醒的女性意识和关注民生疾苦的厚重思想内涵。其艺术风格既沿袭柔婉纤美传统,又不失清雅韶秀特质,还不时发出沉郁遒劲的变声异调。查氏家族闺阁诗人群体的创作,为研究清代女性诗歌的特点和女性诗歌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及重要的文本,其文化意义不容忽视。     

晚清淮河流域匪患与治理——以捻党为中心之探讨

晚清时期,淮河流域一带匪患严重,社会持续动荡,主要原因是灾荒不断、官府腐败、民众关系紧张等。这一时期该地区的匪患主要呈现四个特点：一是活动频繁、规模大,有的甚至组建成近代化的军队;二是与反清斗争结合在一起,具有了一定的政治目标;三是仍以区域性活动为主;四是宗族色彩鲜明。针对日益严重的匪患,清王朝主要采取派兵进剿、抚慰收编、组建团练、赈灾济民等措施,但是成效甚微。晚清淮河流域匪患问题没有能够有效解决,至民国时期更为严重,严重阻碍了这一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成为这一地区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滞缓、文化凋敝的一个重要原因。     

客家土楼与儒商关系考论——以福建永定黄氏家族为例看晚清客家商人的伦理精神

福建客家土楼"五福楼"和"永隆昌楼",为道咸时期靠烟草生意致富的黄氏家族所建。楼内存留的对联、寿屏等文字中体现出的士商身份的交融,是晚清士、商的价值追求和人生态度趋于一致的表现;"行善积福"的观念,体现出烟商价值认知的"儒化"倾向;于家族及商道中推崇"和"的思想,是客家宗族观念的表现。从细节阐释和文化接受的角度考察客家土楼的文化,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和审视晚清客家商人的思想状况。     

清前期乡村基层的社会管理——以闽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是一个以农耕文明而著称的国家,乡村基层社会的稳定,被视为国家安宁的前提,作为一个庞大的王朝而言,中央王朝不可能事无巨细,一切通览,而必须向地方分权、授权。一方面通过里甲、保甲对乡村基层社会进行管理,另一方面又仰赖于宗族与乡绅阶层对乡村社会的有效管理。从而达到"官民相得","民助官治"的效果,共同维护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清前期乡贤的社会构成初探——以浙西杭州和湖州府为中心

在地方社会居于领导地位或有重大影响的乡贤基本由绅士与平民两部分组成,其中绅士可分为中上层绅士和以生监为主体的下层绅士,平民主要由读书人、技艺人、商人和一般劳动者组成,其中以下层绅士人数最多。虽然平民乡贤的份量不容忽视,但总体上绅士的主导性仍无法撼动。在清前期的杭湖两府,受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发展程度不同之影响,乡贤的社会构成在时空上存在着诸多差异,这不仅表明明清的乡贤问题的复杂性,同时也提醒我们,缺乏具体实证研究的笼统探讨,并不利于真正深入细致地呈现历史的经验。     

中国乡土文化视阈中的天主信仰——以晚清华北的天主教为中心

对于“天主”的信仰和崇拜可以说是天主教信仰的基石和核心。晚清乡土教民在按照天主教教义的要求有意识地去吸纳“天主”信仰的过程中,常常不自觉地以他们固有的认知结构、生活经验以及信仰习俗,对其进行“无声的改造”,将中国式的宗教意识、思维逻辑和信仰模式植入天主信仰之中,使天主教义中原本清晰单纯的“天主”观念呈现为一副斑驳陆离的文化景观。     

晚清淮河流域灾荒成因及其影响——以皖北、豫东为中心的考察

淮河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灾荒多发的区域,有关灾害的记载内容丰富而久远,晚清也不例外。举凡水灾、旱灾、蝗灾、瘟疫等灾害不仅发生频率高,波及范围广,而且造成的损失和影响也极为严重。造成晚清淮河流域灾荒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环境方面的因素,也有诸多社会因素,如政府的腐败和人口增加的过快等。研究灾荒史不仅对掌握和理解过去的历史十分重要,而且对今天的建设也很有意义。     

章太炎自由观新探——以其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对话为中心

自由是现代性的核心观念之一。辛亥革命的理论先导章太炎在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对话中阐释其自由观,以"无待"来理解形上自由,在"一字千金"的《齐物论释》中,通过"我"之成立及其可破,在确立形上平等的同时也确立了形上自由;在认识论领域,通过和《荀子》、《庄子》、佛学等的对话,章太炎对认识上的自由的获得机制本身、人的认识能力、真理、科学规律等问题,都提出了独到的看法,然而其佛学的立场又有将真实的认识论问题的讨论归结为虚幻的心灵构造的嫌疑;在伦理学领域,章氏讨论了自由人格的培养问题,其核心就在于通过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思想,从中挖掘出"依自不依他"的原则,并试图复活传统道德条目以应对现代处境。     

晚清女报与近代中国女性小说创作的发生——以《女子世界》为观察中心

清末民初时期,作为新兴媒体的报刊为中国近代小说的发展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文化空间。女性小说创作也不例外,其作品大多首先载于报刊,从数量观之,则以女报为最。本文以晚清重要报刊《女子世界》为“集散地”,考察晚清女报的编者对于女性报刊体例、编辑方针和栏目设置等方面的构想为中国女性小说创作发生提供的制度上的铺垫。     

晚清至民国时期乡村社会生活的出继立嗣文化现象——以清水江流域天柱文书为中心

清至民国时期,贵州清水江流域天柱地区所保存至今的大量文书,以其突出的归户性、系统性特征成为研究当地民间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其中不少择嗣立继的契约文书,反映了当地承续宗祧的习俗文化特点。既有收养同宗之次子为后嗣,或过继同宗之孙承祧者,也有以长子出继,或以易子而教之名出继者,均反映了宗族内部义与利结合的秩序特征,体现了族众亲疏远近调整自治的风规礼俗,代表了利益协商机制存在的社会活力,揭示了家庭人格形态继承权获得的程序方式。对这类生活意志产物的文书内容研究,有裨于加深对乡土中国社会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