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诗学的文本倾向及其蕴涵的文学经典意识

中国古典诗学从周秦到南北朝,是文学观念逐渐自觉的演进期;唐代到北宋,诗学以诗歌创作理论研究为主。自北宋始,宋人的诗歌创作出现了困境,有了向前代优秀创作学习的诉求,诗学显露出文本转向的端倪,这种文本转向的倾向在南宋得以加强。随着诗学的文本倾向逐步加强,宋人论诗所具有的文学经典意识也逐渐突显出来。     

题、序、注、诗四位一体——论集会背景下宋诗形制的变化

文人集会唱和背景下，北宋诗歌外在形制发生变化，出现长题、长序、自注，担负说明、叙事等功能，对诗歌内容进行铺垫、补充、解释，诗人并进而追求诗题和诗序的抒情性、艺术性，使之与诗形成意境上的互补。题、序、注与诗歌相辅相成、“四位一体”特点的成因：首先是文人交往密切、集会频繁这一创作背景的影响；其次是诗歌作者传播意识决定；第三也反映宋人“尊体”与“破体”的文体观念的影响。     

北宋历史琐闻笔记观念简论

历史琐闻笔记创作在北宋极为繁荣,产生了近四十部作品,而且其作者大多是北宋知名文人、学者和政治家,比如宋庠、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北宋笔记观念跟前代相比,在目录学著录、虚实观念、创作观念等方面都出现了不少变化,已经逐渐摆脱了与小说故事类笔记相混的状态,注重真实性,具有独特的价值体系和内容特点,体现了北宋士大夫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历史琐闻笔记得以在北宋逐渐成熟、定型,并作为一种范型深刻影响了后世的笔记创作。     

唐宋语境中的“以诗为词”

从晚唐五代开始的"以诗为词"的创作实践和北宋中期围绕这一创作现象的批评论争,不仅涉及到词的创作方法和词史发展的方向问题,更对诗词体性的异同之辨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诗为词"在唐五代及北宋前期的创作实践中,主要表现为填词对诗歌句式句数及婉媚风格类型的趋同,而从北宋中期开始的相关评说则重在分辨诗词体性之异.唐宋语境中的"以诗为词"在强调词体之独立和本色的同时,也主张通过诗人句法来体现词中的情感力度和壮阔风格;而在演唱风格上则在宋代普遍流行的女音之外,追求声调高逸的男音色彩."以诗为词"的内涵及其演变在唐宋语境中可以得到准确阐释,并可借此展现宋人词学观念的变化轨迹.     

《左传》的“求真”精神初探

《左传》是先秦时期的一部重要史籍。它记载了大量历史事实,描绘了春秋时代的历史面貌,表现出对事实之"真"的认识;另一方面,《左传》在记史中又表现出对伦理道德不同的认识,反映了对观念之"真"的追求。此两种"真"在《左传》中密切联系,相得益彰。《左传》的"求真"精神反映了中国古典史学的巨大进步。     

先秦史学生活刍议

史学生活即人类与"史学"相关的精神生活。先秦是中华文化的发端和初步发展期,包括史学生活在内的国人精神生活,在这一时期打上了深刻而特有的印记。中国古代史学生活的一些突出特征此时皆已凸显,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研究中国史学生活首先从这一阶段着手,既是对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的有益补充,也是"精神生活"研究的深入拓展。除历史鉴戒意识、法先王思想等论题之外,先秦史学生活研究还应包括"故实"观念、历史预参与意识、历史著作的阅读与接受等较为薄弱的方面。由于"生活化"特性,史学生活也应把视角更多地引向普通民众。在新的历史时期,深入研究先秦史学生活,有助于重建中华民族精神殿堂、弘扬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文化复兴。     

北宋后期的陶潜热与宋诗学转向

熙宁元年,宋神宗登基变法,北宋历史进入后期阶段。在诗歌领域,已经显露自家面目的宋调也在追求新变。继韩愈、杜甫之后,宋人上承中晚唐人,找到了新的诗学典范——陶渊明。故本文通过从唐代到北宋,官方民间日渐兴起的靖节祠修建与祭祀活动,从中可以窥知当时的时代精神,发现尊崇陶渊明的社会潮流及其诗学意义。尤其是宋人别具只眼地从陶诗中挖掘出的"反常合道"的奇趣诗论,更俨然成为宋人标举陶诗的最高境界与北宋后期诗学的终极目标。     

从“显性”写作看“隐性”心态——由曹禺创作析当代中国文人心态

文章通过对曹禺解放后创作的分析，结合特定的历史时期对文艺的特殊要求，试图从创作心态的角度来探究在现代文学史上有着辉煌成就的曹禺到了当代其创作就大为逊色的原因。作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三创作个性的偏于感性直觉；源于时代大环境的作家自信心的丧失；感恩图报意识、强权崇拜意识及政治迷信。“曹禺现象”并不是个例，它具有普遍意义。     

唐修八史散论

对唐初所修的八部正史,学者向来褒贬不一。其实,唐修八史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壮举,同时也留给后人两点启示:1.朝廷重视历史是史学发展的前提条件;2.在充分发挥官修史书优势的同时,不应排斥私家修史。关于社会风貌对史臣编纂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门阀政治与史家的士族意识和门第观念、佛教的兴盛与史家的崇佛倾向、天下大势由分到合与史家民族观念和国家统一思想的不断发展三个方面。贞观年间堪称中国史学与政治密切结合的典范时期,这既表现在史臣在修史过程中自觉的求鉴赞治意识上,同时也表现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人们那深沉的历史感和对历史经验的广泛运用以及随之而来的“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上。     

论戴名世的史学思想

深沉的历史意识、发达的史学理论和生动形象的史学表述形式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文章认为戴名世是一位至今仍未被史学界充分认识的卓越史学思想家。他一生致力于明史编撰,表现出了古代良史所具有的深沉的历史意识和史学意识,并继承和发展了前代史学批评理论,表现出了卓越的史识史才。戴名世的史传文章是对司马迁、欧阳修在史学表述形式上的继承和发展。      

北宋山东《敕赐十方灵岩寺碑》研究

《敕赐十方灵岩寺碑》有重要史料价值，记载该寺从甲乙制转变为十方制暨敕差住持制最终定制的过程，反映教团内部矛盾重重，但部分僧人在有限权力范围内试图改革创新；朝廷对佛教管理更制度化和官僚化；佛教平民化、世俗化特点更加突出。以诗证史，可见当时政教关系总体发展良好。     

《春秋》对北宋历史编纂之影响探微

北宋时期历史著作是以《春秋》所倡导的等级名分为核心内容的礼法原则为基础,突出强调其“尊王攘夷”的思想,并把它作为“史意”的出发点和实现史学明政教、彰世变之社会功用的途径,而且又是通过历史编纂的形式来揭示这一原则的。但同时应看到,由于过分重视史书编纂体例和《春秋》书法,其所产生的负面作用亦不可忽视。     

论宋代传奇小说叙事的实录色彩

传奇小说的"立身之本"在于虚构,即创作者有意识地虚构故事,借故事来传达主观情志,但宋代传奇小说在虚构的同时,还保留了实录的叙事风格,以期备补史阙。这在宋传奇的题目、开头、结尾和语言上都有所体现。探其原因,一方面,宋传奇的文体渊源可上溯至史传,实录是宋传奇对史传叙事方法的一种继承;另一方面,在宋人的小说观念里,文言小说仍是史书的附庸,因此应当与史书一样秉笔实录。宋代传奇小说对实录补史的追求,是文言小说自身发展规律与宋代时代精神结合的产物。     

明代宋史学者关于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历程

明代学者在进行宋史撰述的过程中,经过了一个从强调"夷夏之辨"到注重历史文化认同的思想历程.明代前期,宋史学家纷纷以"夷夏之辨"为指导展开宋史的撰述;至明代后期,在求实思潮的氛围中,宋史学家则以客观的态度,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上承认元朝统治,借鉴前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体现出思想历程的发展变化.     

周密笔记的遗民情怀与史料价值

周密宋亡后以笔记野史和遗民气节名,遗民身份与其笔记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联系,遗民情怀渗透在其笔记从内容到文字的各个方面:在内容上表现出怀旧、反思、控诉的主题,写作时强调“得其实”与“直书”,文字中流露出浓郁的盛衰之感和追念之怀。他的笔记蕴有极大的史料价值。     

两宋赈灾救荒措施的市场化与社会化进程

两宋时期的赈灾救荒措施从性质上看 ,可分为三类 :纯行政性措施、市场性措施与社会性措施。其中 ,纯行政性措施多行于北宋时期 ,南宋以后渐趋减少 ;市场性措施从熙丰年间以后逐渐增多 ,南宋以后一直沿用 ,但不及北宋中后期典型 ;社会性措施作为纯行政性措施的补充形式 ,早在北宋中前期即已开始实行 ,但大规模的应用却是南宋以后的事。这一变化过程 ,反映出宋朝赈灾救荒措施的市场化与社会化趋势 ,即国家职能从独揽社会事务向调动市场、组织社会、参与经营的方向转变 ,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古代传统荒政的一次重要转型。     

中国古代社会对开封犹太人的认识和态度

在现存史料的基础上,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对开封犹太人的认识与态度。宋朝时期,犹太人以朝贡的方式与宋政府建立了友好关系,宋政府同意其"留遗汴梁",从而开创了两个民族友好交往的新篇章;元朝时期,犹太人属于色目人,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其某些习俗和生活方式与主流社会发生了冲突,元政府在尊重其社会地位的前提下,对犹太人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习俗进行了干预和调整;明清时期是开封犹太人的变革时期,开封犹太人采用"适应性"策略融入主流社会,并得到主流社会的充分认可,他们逐渐被中国的主流文化所同化。     

论宋明理学与经学的关系

宋明时期许多注经的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的讲学内容也大多不离经学的主题。两者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离开对方,便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理学",也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又是从经学思想中升华出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反过来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宋明时期许多理学家的语录是以讲儒家经学为主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有七十九卷是纯粹讨论儒家经学的,这些语录反映了对理学家经典文化的一种深度理解。由于传统教育是经典教育,理学家的一个最终目的和手段,就是用理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并通过经典教育来传播和宣传理学思想。     

重庆得名原始

重庆因何得名?历来就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观点认为"重庆"得名于它在地理位置上位于顺庆府和绍庆府"二庆"之间,故谓之"重庆"。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宋光宗在同一年的时间内先封王,后称帝,取"双重喜庆"之义,故将其潜藩之地恭州升格为重庆府。"二庆之间"说只满足了空间坐标,却有悖于时间坐标,与史实不符。"双重喜庆"说既符合历史事实,是宋代潜藩升府制度的必然,又与潜藩升府的地名命名方式和类型相一致。取名"重庆",满足了皇帝的心理需求,彰显了宋人给府命名时选用汉字的极端偏好。     

论宋亡“诗史”

宋末士子在经历了空前的鼎革动乱之后,对杜甫“诗史”精神有了比唐人更为深刻的认识。而在艺术形式方面,他们对杜甫“诗史”又有了重大的突破和发展。尤其是汪元量主要用联章组诗手法创作出来的宋亡“诗史”长卷,舒岳祥主要用以序代题手法创作出来的反映宋末元初东南沿海地区动乱现实的“诗史”巨卷,则更成了我国“诗史”发展史上的两座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