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健康建设”的形成:基于词频和工具的政策变迁分析

卫生防疫政策作为最古老的公共政策之一，在现代公共卫生体系中仍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我国卫生防疫政策70多年的发展历史是我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一个缩影，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解读我国卫生防疫政策的变迁，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有助于提高国家应对突发公共卫生风险的能力，更好地实践健康中国战略。基于1949—2021年期间中央层面卫生防疫的政策文本，通过数量、词频的统计，对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进行分析和归纳，可以归纳出政府在不同时期的政策部署，我国卫生防疫政策遵循长期均衡和短期间断的非线性变迁特征。政策目标从“传统传染病防治”转换为“突发卫生事件的应急防治”，并逐步升级至“全面健康建设”。政策工具也从“单一”逐步转向“多元”，但仍存在工具使用的片面倾斜、组合不科学的情况。提升政策工具的合理配置，实现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的科学组合，是完善卫生防疫政策的新方向。     

基于政策工具视角的中国产教融合政策适配性研究——77份国家层面政策文件的量化分析

产教融合是我国实现人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及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重要途径。基于政策工具方法,将现有产教融合政策划分为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三种政策工具,将政府、院校、企业、社会组织界定为施策对象,将教育链、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作为施策目标。按照产教融合内涵中的“四位一体”和“四链联动”的要求,应用内容分析法,分别构建了二维分析框架和三维交叉分析框架,对2010—2021年期间的77份相关国家政策文件中的内容进行梳理,多角度分析政策工具、施策对象、施策目标之间的适配性。通过对1 417条政策条款进行编码和量化分析,发现产教融合政策具有政策制定主体的系统性、政策工具使用的多元性、施策主体的协同性、施策目标的衔接性、政策不同维度的耦合性五个方面特征。根据政策特征中所存在的问题,从完善产教融合相关法律法规、完善各级政府及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加强政策工具的均衡使用、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中介作用、加强“人才链”建设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建设视阈下西南四省(区、市)技术创新政策实施效果评价及对策建议

我国西南地区是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门户.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背景下评价西南四省市的技术创新政策实施效果并建立区域技术创新体系,对其在“一带一路”中发挥战略支点作用有重要意义.以国内外技术创新政策及实施效果评价理论为基础,建立技术创新能力比较指标体系,选取大中型企业统计数据,运用相关性分析和灰色关联方法评价了西南四省市的技术创新绩效.同时针对科技进步监测进行评估,从多角度分析了制约西南四省市技术创新的关键原因,进而提出提升四省市技术创新能力的对策建议.     

新时期中国工业技术创新政策选择

从国际上看 ,自从 2 0世纪以来 ,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技术进步。作为技术进步重要内容的技术创新一直是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重点内容。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国内外环境中 ,积极推动技术创新 ,提高创新效率 ,加快工业化信息化进程 ,将是 2 1世纪我国工业技术创新政策的主要内容。而阶段性政府采购政策 ,则是推动技术创新更快发展的有效的政策工具。     

公共政策全过程科学评估：逻辑体系、技术谱系与应用策略

全过程评估是推动公共政策朝着预期目标平稳运行的“方向盘”和“矫正器”，在实现“从决策到政策、从政策到效能”的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保障作用。在政策生命周期的基础上，厘清由政策前评估、政策中评估、政策后评估所构成的“公共政策全过程评估”的基本逻辑，明晰预评估、监控评估、效果评估的目标和具体指向，通过对世界范围内的政策评估文献进行文本数据挖掘，确定一个包含24种经典与前沿科学工具的“公共政策全过程评估方法与技术谱系”，有助于为公共政策全过程科学评估的推进提供工具及其使用指南。未来我国需通过编制公共政策全过程科学评估方法与技术操作手册、发挥“红色管理”经验、开发中国特色评估工具等策略将公共政策评估工作做实做好，将公共政策中不可控的不确定性转化为可控的不确定性。     

知识资本培育与科技政策选择

在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资本是对企业传统资本的扩充和整合,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知识资本的培育政策考虑是结构性资本的最大化,为知识资本的培育提供政策环境支持。国家要从与科技政策和产业政策并列的高度制定技术创新政策以培育知识资本,并从科技管理体制、基础设施投入,基础研究投入、科技成果产业化和知识资本评估等方面围绕知识资本的培育运用促进技术创新的政策工具和政策手段。     

刑事政策概念辨析——一个语词及语境的考察

从语义上观察,“刑事政策”应该是“政策”的一种;从政策学角度分析,“刑事政策”概念也是契合了政策的基本特征。但是,由于“刑事政策”概念中的“政策”一词在我国历史和当前语境中的实际使用状况,使得该概念并不能承担起准确、完整且无歧义地表达其所指称对象的功能。因此,有必要对这一概念进行改造。相较之下,用“刑事公共决策”取代“刑事政策”是一个较好尝试。     

经济型环境政策工具的描述与实现

经济型环境政策工具是通过市场手段解决环境问题,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环境治理工具,经济型环境政策工具的理论基础是“庇古理论”和“科斯定理”,排污收费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押金返还制度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等都是其具体的治理工具,环境政策工具的施行需要通过完善内部市场,明确产权,健全政策执行体制以及调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来保证。     

我国环境治理的政策工具及其优化

在环境治理中,选择合适的政策工具非常重要,它是实现环境政策目标和结果的桥梁,是政府有效治理环境的途径和手段,更是环境政策成败的关键。我国现有的多种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可以划分为规制性工具、市场性工具和自愿性工具。我们必须对现有政策工具进行优化,形成一个内在相互补充、外在相互协调的政策工具箱,才能更好地实现我国环境保护的目标。     

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城镇化政策文本量化研究——基于2014—2020年的国家政策文本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城镇化政策。基于政策工具理论,采用内容分析法,运用NVivo 12质性分析软件,从政策工具类型和城镇化任务两个维度,对2014—2020年与城镇化密切相关的26份政策文本进行量化研究,实证分析我国城镇化政策,可以发现：现有政策存在对环境型政策工具依赖较强、供给型政策工具使用力度偏弱、需求型政策工具应用缺失、政策工具使用与城镇化任务结合不均衡等问题。改善政策工具的整体结构,注重政策工具在城镇化任务中的均衡应用,推动政策工具与城镇化任务之间的二维整合,是完善我国城镇化政策的重要路径。     

论民法上的公共政策——兼论民法规范配置的政策导向

公共政策是为了实现某一特定时期的政治或社会目标而采取紧急措施的准则,是一个开放的不确定性概念。公共政策与公序良俗的核心内容是基本一致的,但公共政策的外延要比公序良俗广。为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对公共政策类型化研究极为必要。为了贯彻和体现民法中不同类型的公共政策,民法设置了不同的规范类型。公共政策的关键要点在于,绝大多数的公共政策都是"有旨向的"。     

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看科技价值的源泉

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角度看，科技价值的源泉是科技劳动。理论科技成果的价值转移为人类提供了一个“科学价值库”，它是所有从事基础性研究的科学人员高级复杂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总和。科学价值库中的价值是由基础性研究人员的劳动所创造的，并通过历代基础性研究工作的不断进行而得到累加，其价值的转移是借助于技术成果这一中介来完成的，并通过技术成果并入社会生产过程，最终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得到实现。     

失衡的转向──“破”与“立”与1958年《人民文学》的叙事策略

1958年《人民文学》的叙事策略围绕着“破”与“立”做了许多重要改革。这主要表现在：破“文学即人学”的文学观,立“两结合”创作方法;破个体创作主体论,立集体创作主体论;破“批判现实主义”,立“革命的浪漫主义”。以《人民文学》叙事策略的这种转向为标志,50年代末文学创作在总体上开始向“工具论”和“武器论”转型。     

乌兹别克斯坦一体化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

乌兹别克斯坦既是中亚地区大国,也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自独立以来,乌兹别克斯坦致力融入经济全球化,积极参与区域一体化建设。2016年9月,乌兹别克斯坦首任总统卡里莫夫去世,同年12月,新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上台执政。米氏新政将发展与邻国关系和加强区域间经济合作视为乌兹别克斯坦外交和经济工作优先方向,并致力于打造本国的区域一体化战略。相较于卡里莫夫时期“重双边”的经济合作路线,米氏新政强调“重周边”的区域一体化战略,着重与包括大国在内的乌兹别克斯坦周边国家发展区域一体化合作,同时,乌兹别克斯坦一体化合作模式也由原先“领导国”之争向“合作伙伴”转变。乌兹别克斯坦一体化战略对中亚地区的稳定与发展意义重大,更将推动“一带一路”在内的广泛国际合作倡议行稳致远。     

中国科技风险投资的政策选择

探究科技风险投资的特殊规律 ,阐明发展科技风险投资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和风险投资的特点 ,找出影响科技风险投资机制运行的因素 ,提出适合我国且符合国际规则的风险投资模式 ;研究系统中各类组织机构的功能与相互关系 ,对科技风险投资机制进行相应的系统分析 ,从而提出我国发展风险投资和科技创业的政策选择。     

市场换技术的意图、可行性及其局限

市场换技术是指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引进过程中,利用本国的市场潜力和政策优惠吸引国外投资,以便带动本国企业技术水平和能力的提升。可见,通过吸引国际直接投资引进先进技术,并借助其溢出效应促进本国企业的技术发展,是市场换技术策略的主要意图。这一意图能否实现,取决于跨国公司是否愿意转移先进技术以及本国企业对转移技术的学习和吸收能力。中国二十多年来的市场换技术策略,虽然引进了大量外资,也转移了较多的技术和管理,但没有换回核心技术,在一些行业还出现技术依赖,关键原因是缺乏自身的学习和创新,为此需要从企业的创新机制、扩大溢出效应及政策支持等方面采取措施。     

保罗·莱文森知识进化三阶段论的技术表现与追求

北美媒介生态学者保罗·莱文森被誉为“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他的新知识进化理论知识-技术观在技术哲学、媒介生态学领域引起激烈争论。该理论既受到达尔文的进化论、波普尔的“三个世界”理论和非完美认识论影响,也受到坎贝尔的进化认识论启发,为我们管窥知识与技术在西方科学哲学中的新进展并对其进行跨学科审视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参照。     

FDI与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实证分析

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发达国家纷纷进行了产业升级和转移,将对外投资的重心放在了高技术产业,如将高技术产业中的加工、组装、研发等部门向我国转移。在知识经济时代,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水平关系到一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强弱。这意味着外商直接投资为我国发展高技术产业和经济实力的增强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高技术产业在引资过程中也存在很多问题,特别是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未来发展造成了障碍。为此,通过从3个方面对FDI技术外溢与高技术产业发展进行实证分析,提出引进FDI推动该产业优化的政策建议。     

论自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传播

自媒体时代信息传播具有主体广泛性、速度及时性、过程互动性、内容复杂性等特点,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一元性、权威性、针对性和理论性形成了挑战。同时,自媒体时代也为提升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领导力、吸引力、渗透力和亲和力带来了机遇。加强和改进自媒体时代的意识形态传播工作需要实现传播模式由以“单位传播”为主转为与“社会传播”相结合,传播内容由以“理性传播”为主转为与“感性传播”相结合,传播主体由以“教育者”为主转为与“意见领袖”相结合,传播监管由以“技术删控”为主转为与“法德并用”相结合。     

文化产业与现代科技融合的政策体系构建

随着以信息化和数字化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技创新进程的不断加快,文化产业的发展也面临着全面转型升级,文化与科技融合成为提升我国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的必要手段。科技推动下的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也需要新的政策环境予以引导和支撑。本文在综合分析现阶段我国政府在促进文化产业与现代科技融合的具体举措上,归纳出“一体两翼”的基础性政策体系框架。同时,指出了在长远性、阶段性和区域性等方面,政府在构建文化产业与现代科技融合的政策体系需要注意的关键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