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谢晋通俗剧电影中的空间性与主体性

通过对中国社会文化秩序中重要的象征区分在古典小说、戏剧、批评话语和通俗剧电影叙事中的具体体现以及这些象征区分和表述在社会主体构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进行探讨,我们可以对谢晋新时期通俗剧电影中观影主体的文本建构所涉及的中国社会结构中复杂的社会关系在一系列广受观众欢迎的电影文本中的空间置换、价值和意义转变进行深入的分析。通过社会文化和政治空间分析的方法来厘清谢晋新时期通俗剧叙事与中国传统通俗剧叙事范式和特定时代政治化通俗剧叙事范式之间复杂的互文关系,能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谢晋新时期通俗剧电影在促进社会政治文化转型中所起的作用。论文重点分析了谢晋对以阴阳、虚实、二元对立结构为特点的中国叙事范式的运用,他对敏感的政治话题和个人政治身份问题的通俗剧式的表述和他运用镜头语言和场面调度对男女主人公社会关系和政治身份进行重新界定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文化功能。这种政治身份的重新界定是在两种主导性通俗剧叙事范式之间基于伦理政治的复杂而又有限的话语空间中运作的。不同的文化和政治空间符码不仅为女性和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与主导性权力机构进行政治协商提供语义参照系和叙事表意模式,而且在调解社会矛盾、化解政治和意识形态危机、促进社会政治文化转型和构建新型观影主体方面均起到了重大作用。     

肺病隐喻与性别身份建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肺病”意象分析

肺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常见的疾病意象之一，社会性别作为社会象征系统中重要的文化符码，它与肺病隐喻这一叙事／知识话语系统密切相关。肺病隐喻具有性别化的倾向，这种倾向直接影响了男女两性不同的性别文化身份建构模式。肺病隐喻的男性叙事主要关注肺病的道德内涵和社会化倾向，通过肺病隐喻完成男权社会的主体文化身份的建构，进而由肺病隐喻的审美化、意象化取向实现对女性身体的想象和规训；肺病隐喻的女性叙事割断了肺病与女性身体之间的审美想象，企图摆脱男性叙事的扭曲和遮蔽，实现现代女性自我身份的认同。     

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属性——从"文化身份"看赵树理的小说创作

赵树理的“民间的立场”和“知识分子”文化身份,是造成他个人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出现龃龉的重要原因,而这一点恰恰被当时那些将赵树理创作树为“方向”的理论家所忽视或遮蔽。赵树理拥有的两重“文化身份”,使他置于一种“中介”的地位,起到沟通知识分子和农民二者之间的桥梁作用,而这种“文化身份”的独特性,恰好为当今学界研究“知识分子”与“权力话语”之关系,提供难得的范例。     

肺病隐喻与性别身份建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肺病”意象分析

肺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常见的疾病意象之一，社会性别作为社会象征系统中重要的文化符码，它与肺病隐喻这一叙事／知识话语系统密切相关。肺病隐喻具有性别化的倾向，这种倾向直接影响了男女两性不同的性别文化身份建构模式。肺病隐喻的男性叙事主要关注肺病的道德内涵和社会化倾向，通过肺病隐喻完成男权社会的主体文化身份的建构，进而由肺病隐喻的审美化、意象化取向实现对女性身体的想象和规训；肺病隐喻的女性叙事割断了肺病与女性身体之间的审美想象，企图摆脱男性叙事的扭曲和遮蔽，实现现代女性自我身份的认同。     

知识男性的自我认同与主体建构——解读知识男性与劳动妇女的爱情叙事

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关知识男性与劳动妇女的爱情叙事大量而集中地出现在男作家所创造的文本之中.在这些文本中,美丽温情的女性都是"空洞的能指",知识男性的心灵挣扎与身体历练才是作品叙述的中心.男作家们的创作目的并不在于对劳动妇女这一群体生存与命运的关切,其创作的隐秘动机是治疗男性知识分子的心灵创伤,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范之内,建立中国知识男性的自我主体形象,改变知识分子被权力政治边缘化的社会地位,修正知识分子卑琐、不洁、可疑、软弱的"女性"化形象.     

试论赵树理的"知识分子"意义

对于赵树理这样一个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着重要贡献的作家,只有把他置于"知识分子"文化范畴中才能显示其特殊意义.他的"社会角色"身份游弋于"启蒙者"与"实践者"之间,"情感角色"、"权力角色"则在"知识分子性"的自觉强化过程中被定位.在当代复杂多变的文化语境里,他的"角色焦虑",一直以困惑、痛苦的方式呈现着.他的创作体现为对"知识分子性"的完整性的坚韧卫护和摆脱痛苦、冲出困惑的不懈挣扎.     

革命·爱情·成长 ——陪都电影女性叙事的三种模式

叙事模式是社会政治、文化特征在文学艺术界的反映,是文学艺术家们在创作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形成的一种套路.陪都电影在叙事模式上呈现出"木兰从军"(女性革命叙事)、"革命的罗曼蒂克"(女性爱情叙事)和"娜拉出走"(女性成长叙事)三种明显的模式化倾向.这几种模式彰显了陪都电影的价值诉求,在本质上仍是革命叙事的"同质异构".     

象征中的秩序:知识分子形象及其"成长"——对"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再解读

在"革命"之后的政治实践及历史叙述中,知识分子被定位在历史的"中间人"的位置上.文学叙事作为意识形态建构的一部分,在其象征秩序中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想象形成了某些"成长"模式.作为政治叙述的一个典型符号,知识分子遵循着阶级论的逻辑"成长",而作为人性化叙述的符号载体,他的"成长"又遵从个体的、人格化的逻辑,两重话语的交错、纠缠造成了人物性格的扭曲或文本的内在矛盾.     

“寻找男子汉” 、“女强人”文学 与女性性别身份认同

新时期之初,当中国女性进入由语言和法则所构成的象征界,试图完成自我主体身份认同的时候,由于缺乏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与理论,女性无法为自己的性别身份和性别立场获得合法的社会地位.没有话语理论作支援的女性 "突围表演",只能沿用包含男权思想的话语曲折隐晦地表达自己的反抗愿望,凭借已有的话语理论为女性争取自我实现空间.而一旦运用这种话语,女性就会步入男权社会的权力逻辑,就会被禁锢于一个她们原本想反抗的权力结构之上.这就是新时期之初中国女性写作所面临的困境,也是女性主体身份建构、性别身份认同所遭遇的围困."寻找男子汉"、"女强人"文学和"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女人"宣言的流行和陷落,正是这一困境的表现.     

中国影视艺术中的本土“叙事话语”试探

叙事是一种认知模式,表达模式;叙事是一种生活模式、行为模式,它普遍存在于生活原貌之中;叙事作品是精神产品,叙事话语受社会意识形态所支配.因此,叙述艺术作品中的叙事性和叙述思维中的叙事性、生活中的叙事性是叙事研究的三个重要视角.同时,叙事话语与其他话语有强烈的粘合性,因此,"民间叙事"也真实地置身于诸如"现代性宏大叙事"、"知识分子叙事"等众多话语环境中,它们共同形成今天叙事研究的复杂结构.中国影视艺术植根于中国本土地域文化土壤,是当地人在当地的叙事生活上认知、表达世界的一种模式,影视艺术中的"本土叙事"研究走到今天,更应跳出文学文本的研究领域,在相对微观的本土影视作品中,寻找艺术形态世界中的更多内部规律.     

文化遗民的区隔符号——对新文化运动中古琴艺术的社会学研究

以国粹式微的新文化运动为背景,以此历史期间的古琴民间团体实践为个案,以社会学的细读方法对琴社的历史文献进行分析,试图论证:古琴是传统社会中"士"阶层的文化遗民——"士绅"阶层的文化身份符号。民国时期的古琴实践者通过古琴艺术以及与其相关的品味坚持,形成特定的群体符号边界,这种文化符号对一个阶层在社会等级结构中的定位具有重要的标志作用,正是对身份符号的"文化自觉",古琴艺术才得以在新文化情境中得到整体性存留。     

再论历史流传物 ——文化实践解释学阅读札记之二

金元浦认为文化的历史流传物作为集体文化记忆,是作为当时文化事件的延伸活动被记录的,是由诸多个体记忆碰撞、对话、沟通、交流而形成集体记忆的。集体前理解正是通过不断生成的第三生成物调整、修正、转换,生成新的文化集体记忆和文化集体无意识,改变传统文化意识的既成结构,形成新的集群/民族文化心理共同体。史蝶飞等认为当代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通过都市化的报刊阅读、旅游文化和教育选择确立起了自己独特的品位结构与身份认同。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不能简单地根据收入和社会行为进行界划,也不能仅仅按照西方通行的理论看待这一现象,它受到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语境的多维而复杂的影响。罗如春提出赛义德是后殖民知识分子中惟一一位系统探讨知识分子角色身份的思想家。赛义德心目中的理想知识分子的形象就是：以流亡者、边缘人身份,打破专业藩篱,秉持业余态度,坚持社会批判,面对权势说真话,成为普适价值的捍卫者。赛义德本人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也表征了后殖民知识分子带有普遍性的角色身份及其认同期许。     

论后殖民知识分子 ——重读赛义德《知识分子论》

金元浦认为文化的历史流传物作为集体文化记忆,是作为当时文化事件的延伸活动被记录的,是由诸多个体记忆碰撞、对话、沟通、交流而形成集体记忆的.集体前理解正是通过不断生成的第三生成物调整、修正、转换,生成新的文化集体记忆和文化集体无意识,改变传统文化意识的既成结构,形成新的集群/民族文化心理共同体.史蝶飞等认为当代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通过都市化的报刊阅读、旅游文化和教育选择确立起了自己独特的品位结构与身份认同.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不能简单地根据收入和社会行为进行界划,也不能仅仅按照西方通行的理论看待这一现象,它受到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语境的多维而复杂的影响.罗如春提出赛义德是后殖民知识分子中惟一一位系统探讨知识分子角色身份的思想家.赛义德心目中的理想知识分子的形象就是：以流亡者、边缘人身份,打破专业藩篱,秉持业余态度,坚持社会批判,面对权势说真话,成为普适价值的捍卫者.赛义德本人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也表征了后殖民知识分子带有普遍性的角色身份及其认同期许.     

中国中产阶级文化认同的培育

金元浦认为文化的历史流传物作为集体文化记忆,是作为当时文化事件的延伸活动被记录的,是由诸多个体记忆碰撞、对话、沟通、交流而形成集体记忆的.集体前理解正是通过不断生成的第三生成物调整、修正、转换,生成新的文化集体记忆和文化集体无意识,改变传统文化意识的既成结构,形成新的集群/民族文化心理共同体.史蝶飞等认为当代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通过都市化的报刊阅读、旅游文化和教育选择确立起了自己独特的品位结构与身份认同.中国中产阶级的崛起不能简单地根据收入和社会行为进行界划,也不能仅仅按照西方通行的理论看待这一现象,它受到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语境的多维而复杂的影响.罗如春提出赛义德是后殖民知识分子中惟一一位系统探讨知识分子角色身份的思想家.赛义德心目中的理想知识分子的形象就是：以流亡者、边缘人身份,打破专业藩篱,秉持业余态度,坚持社会批判,面对权势说真话,成为普适价值的捍卫者.赛义德本人就是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也表征了后殖民知识分子带有普遍性的角色身份及其认同期许.     

孟子道德情感的心理透析

孟子哲学是求善的哲学."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是他的崇高理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是他的处世原则,"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是他的一贯精神.这种道德情感一方面是对当时战争频仍、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的否定和反叛,另一方面也是与其严格的道德自律、"孳孳为善"的精神追求分不开的.本文对孟子的研究,是将标志其本质特征的道德情感置放于当时社会历史进程和复杂曲折的心路历程之中,试图一方面动态地考察深刻影响他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另一方面也辩证地审视他的深层心理结构,展示成就其道德情感的强大意志力量,从而把早已被"蒸发"为干巴巴的哲学原理与政治信念象征符号的孟子还原为处于多维文化视野之中的生命之躯,当作一个时代的文化心态来展开解剖,从而有助于更深刻真实地认识孟学的文化底蕴.     

侗族村落环境的文化认同——生态人类学视角的考察

村落环境一方面受制于营建地的自然环境,是一种生态物理形式;另一方面,村落环境也是营建族群的一种文化选择和文化表达的方式与依托,是一个体现意义与象征功能的符号。侗族村落环境作为一种空间物理形态,其结构布局是按照侗族的生态观和文化观营建的。侗族村落环境中的田园、山水、林木、道路、村落、人家是一个整体,共同形成侗家人的生态观、生命观、文化观和族群认同,是文化认同的一种显在的传播方式和文化表达形式。     

舞厅、弹子房与回力球场：民国时期上海知识群体的娱乐生活（1927-1937）

1927至1937年间的上海知识群体在日常生活中时常涉足舞厅、弹子房及回力球场等已经为上海市民阶层与新兴中产阶层普遍接受的新型娱乐场所。然而,知识群体对于舞厅、回力球场之类兼具危险性与刺激性的娱乐场抱持一种矛盾的态度。他们对蕴含享乐主义取向的都市娱乐生活所持的正面论述反映出民国时期上海商业文化已经深入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对这些娱乐活动所持的负面论述则体现出他们欲借助对这些活动的规范、意义及危害的强调,标榜其自身“禁欲主义”式的独特趣味,与在他们看来因不知节制而带有放纵与沉溺色彩的新兴中产阶层及普通市民的生活趣味相区隔,从而既确立了知识群体对于自身娱乐品味的优越感,也建构了自身群体的身份认同感。     

试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双向"角色认同"及其影响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封建"士大夫"形式存在,"学而优则仕",与政治紧密结合,形成了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投身仕途的"角色认同",造成了千年的角色错位。到了近代,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背景下,近代知识分子逐渐产生。他们一方面继承并发挥了士大夫与政治密切结合、忧国忧民、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传统角色认同;另一方面,又开始与政治分离、向知识回归,以卓越的学术成就服务于社会科学文教事业,实现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双向"角色认同"。近代知识分子角色的转变,一方面促进了近代社会的变革,另一方面推动了近代文化事业的发展,在中国社会产生重要影响。     

从《收获》看“先锋小说”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联

1987年《人民文学》和《收获》集束刊登了先锋小说,这预示着先锋小说在当代大陆文学中有了一席之地。试图从分析《收获》的刊登动机分析入手,揭示80年代先锋小说的意识形态性：它们是作为＂多元化＂的＂一元＂被纳入的,同时也是当时知识分子地位的象征。     

徐志摩与胡适的苏俄之争

1925年和1926年,徐志摩与胡适这两位自由派知识分子好友先后游历莫斯科。莫斯科之旅使他们发生了深刻的思想逆转:徐因苏俄之梦的幻灭而回归自由主义,胡则激赏新俄“伟大的政治新试验”而引起“新的兴奋”。由此,徐胡之间发生了一场关于苏俄问题的论争。徐对俄罗斯文化的“吊古”情愫体现了他的诗人本色,而胡对新俄政治新试验的欣赏则体现了他的“士大夫”性格。胡徐苏俄观的分歧表征着自由知识分子深刻的思想冲突。在这场思想论争中,诗人徐志摩成为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的守护者,而作为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精神领袖的胡适,则因心仪莫斯科新政而成为苏俄革命的同情者。胡徐围绕苏俄问题的歧争是20世纪前期中国思想史上一个饶有意味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