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体育组织发展的困境及解决路径——以甘肃省天水市为例

城市社会体育组织的培育与发展是贯彻《体育法》的必然要求,是实施《全民健身条例》的有效载体,是大力发展公共体育服务的重点。在推行政府购买公共体育服务进程中,城市社会体育组织起着承接政府职能、化解社会体育矛盾、完善公共社会体育服务、配置社会体育资源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正在成为协同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但从天水市社会体育组织的发展现状看,其在自主运行、发展数量与规模、资金来源、专业化发展水平等方面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因此,分析制约社会体育组织发展的深层次原因,探索如何突破体制束缚,整合社会体育资源,构建"枢纽型"社会体育组织、引入第三方评价监督等治理机制,方是社会体育组织走出困境的根本路径。     

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性困境及破解之道

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着来自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个领域的困境,其中来自政治领域的困境主要表现为政府的生态环境治理上存在一些问题,如环保部门的权力弱势、不合理的政治激励方式、分权型和分散型的环境管理体制以及政府机制的一支独大等造成的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的难以落实.解决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政治性困境,需要建立健全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完善生态环境治理的区域合作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机制,构建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协同机制.     

过渡治理情境下的中国社会服务困境:基于Z市社会工作服务的研究

社会工作近十年来在创新社会治理的推动下发展迅速。本文将重点关注于社会服务组织的服务供给过程及其导致的社会服务困境。通过对治理情境的拓展分析,引入过渡治理情境概念,分析我国社会服务供给。在此情境下,本文以Z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为例,围绕自由裁量权这一概念讨论社会服务组织的服务供给策略及其所导致的服务困境。在过渡治理情境中,消极的自由裁量权与社会工作的半专业化发展结合在一起,社会服务组织选择了“活动化”和“指标化”的服务供给,令社会服务处于创新和碎片化之间,而导致社会服务陷入困境。社会服务困境根源的解决在于建立合作的治理情境、强化本土化社工专业力量以及充分发挥第三方的社会服务供给效力。     

共存机制下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共治与自治——以上海市为例

当前转型期的基层社会治理处于"街居制"与"社区制"共存的状态。因街居制与社区制是基于截然不同的社会治理理念而形成的社会治理机制,当前基层面临的问题和困境是因为社会治理环境、治理机制和治理理念没有相匹配而造成的。社区制取代街居制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它需要在体制、机制上发生改变和完善。其途径是,以服务型执法确立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角色;简政放权、行政管理重心上移;以预算制度保证决策主体与执行主体的效率;以法治建设保证转型后的社会治理机制不走样。     

全球公共产品视角下的全球海洋治理困境:表现、成因与应对

全球海洋治理在持续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多重困境。在全球公共产品的视角下,全球海洋治理困境集中体现为全球海洋公共产品的总量供给不足、分布结构失衡及使用不尽合理等三个方面。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全球海洋治理的主体、客体、目标和规制之间未能形成高效协调的运转机制。应对这些困境的根本之策在于国际社会的广泛合作,共同承担起供给、监督和管理全球海洋公共产品的责任。中国作为一个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海洋大国,应当扮演好供给者、协调者和完善者的角色,为消除全球海洋治理困境贡献出中国力量。     

本土社会工作者劳动“隐性化”现象探析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隐性劳动”作为极具批判性的社会学概念,为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同困境提供了创新性解释,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同困境背后折射出行业发展中劳动的“隐性化”现象。研究发现,社会工作者劳动的“隐性化”现象主要发生于社会工作者与购买方、落地方及服务对象等互动场域,包含被动面向和主动面向,主要涉及对劳动的漠视与模糊。非平衡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本土有限的利他文化观念以及规范阙如的行业生态分别是引发社会工作劳动“隐性化”现象的政治、文化和专业机制。社会工作者劳动的“隐性化”可能引发多重后果,主要涵括社会治理格局构建受到阻碍、公共性精神培育陷入困境及“半专业化”发展局面延续等。克服社会工作者劳动的“隐性化”现象,需要专业教育与职业实践场域合作发力。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社会共治、责任机制与农产品治理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多、治理难,仅仅依靠加强政府监管难以提高治理成效。社会共治是农产品高质量发展治理的有效方式,如何建立社会共治下的责任机制,充分调动社会共治各责任主体的积极性,让每一个责任主体都能有序参与农产品高质量发展治理,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文章选取唐人神集团为对象进行案例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共治的责任主体能够通过责任机制提高农产品高质量发展治理实效。社会共治责任机制可以分为责任分工机制、责任激励机制、责任追究机制、责任监管机制,这四种机制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多元主体责任机制治理网络,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推进农产品高质量发展治理取得成效。     

改制后东北国有企业工人的社会心理困境分析——以哈尔滨某国有改制企业为例

对东北改制后的国有企业工人的社会困境及影响进行了探索,研究发现,由于改制工人产生了不公平感、不稳定感、疏离感等社会心理困境.这些社会心理困境常以焦虑、郁闷、烦躁、不安、易怒,甚至厌世轻生或消极对抗以及暴力对抗的行为表现出来.这些问题不仅直接或间接对工人造成危害,而且也损害了企业的经济效益,如不妥善解决,将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提出在东北国有企业的改制过程中,可以通过引进专业化的企业社会工作,采取以企业为本的合作模式和以社区为本的支持模式,从个人、家庭、社区三个层面开展企业社会工作,帮助工人解决社会心理困境,帮助企业提升工人时企业的归属感,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塑造良好的企业形象,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顺利进行奠定坚实的基础.     

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发展的多重特征及其生成机制分析——以社会治理创新为视角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标志着我国现代治理思维与模式的积极转变.民办社会工作机构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主体之一,成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力量和载体.本文运用文献分析和半结构式访谈的方法,以笔者对深圳市20家民办社会工作机构的经验研究为基础,指出当前我国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正在经历生存、发展与可持续阶段的不同特征与现实困境,而社会体制缺陷、制度体系不健全以及社会基础缺失,是造成我国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发展呈现多重特征、面临多重困境的社会根源.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背景下,民办社会工作机构要在政社分工与合作机制的深化中凸显自身力量,借助社会工作行业组织与督导机制对社会工作的规范与引领作用,坚定落实机构自身的战略定位、角色定位及品牌定位,妥善应对发展的现实困境,从而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承担相应的使命.     

信用赋能社会治理创新的逻辑、需求与路径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市场监管和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举措,它包括信用优化公共资源配置、信用创新政府监管机制、信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等维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我国新发展阶段推动信用赋能社会治理创新要把握政府构建新发展格局、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新模式、深化“放管服”改革的现实需要,通过打造信用数智底座、提升信用监管效能、强化区域信用协同、完善信用豁免机制等创新举措来夯实社会治理基础、推动政务服务升级、打造多元共治格局、强化主体权益保护。     

论人工智能企业的伦理责任

任何企业都应该以实现经济目标和承担伦理责任相统一为追求,人工智能企业也不例外。人工智能企业需要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中承担好自身的伦理责任,但人工智能企业在承担伦理责任过程中会面临诸多矛盾困境,如生产环节面临可靠性困境和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导致的生态发展困境,分配环节面临分配不公困境,交换环节面临信息不对称困境及消费环节的消费主义困境,需要积极地进行伦理治理以促进人工智能企业承担伦理责任,最终推动人工智能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为此,提出人工智能企业承担伦理责任的路径：坚持人文价值、坚守契约精神和弘扬社会美德。     

从硬能力到软能力: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的政治学思考——基于政策过程的视角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软能力在气候治理中具有一种"退隐"却巨大的能动作用。从政策过程理论来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软能力建设的困境在于制度性推动力不足,可能导致政策过程滞缓,影响政策供给能力;政策方案的竞争机制不健全,缺乏完善的利益协商妥协机制;社会利益表达不均衡以及参与结构的封闭趋势,导致强势集团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双重侵蚀。破解中国应对气候变化软能力建设困境的政治学思路,在于增强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政策过程的制度性推动力,保障政策流程的制度化、规范化、稳定化;健全政策方案的竞争机制和利益协商妥协机制,促进各种利益主体在民主法治的轨道上竞争,防范竞争失序;加大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政策参与结构的开放程度,通过建立均衡的低成本的利益表达机制,降低政策协商的门槛。     

改革、发展与企业——搞活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理论与政策

中国80年代迅速推进的以搞活企业为中心的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变动,不但未能使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踏上顺利成长的坦途,相反却导致了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发展困境。以“扩权让利”为核心的改革思路虽然对搞活中小型工业企业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对于搞活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作用却相当有限,甚至导致与初衷相悖的改革结果。因此,下一步的改革不能继续在简单的扩权和让利上做文章,而是应当致力于宏观经济机制与企业经营机制上的全面改革,包括建立和完善政府与企业的政策对接与行为协调机制,调整和弱化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发展和完善企业生产经营的宏观经济与社会发展环境,深化改革的市场取向,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和全民所有制工业资本增量的所有权结构等。     

收容遣送管理本质属性初探

收容遣送管理是国家对社会流浪人员进行收容、审查、管理、教育、遣送和安置的一项行政管理工作,是党和政府为控制和治理社会流浪问题而采取的一种措施。为了探索收容遣送管理工作改革的途径,使收容遣送从边缘管理步入法制化、规范化、专业化的轨道,试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初步分析认识收容遣送的基本属性,意欲探索收容遣送管理的规律。     

评析日本公司外部治理机制

从市场、企业和社会等三方面分析日本强化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背景,并对变化最为显著的资本市场和控制权市场的发展动向及其治理效率。研究发现,现阶段日本资本市场机制的治理效率正在增强,通过横向和纵向并购的控制权市场也在逐步显示出协同效应。日本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发展,对于完善我国资本和控制权市场的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企业社会工作的概念、目标与原则

企业社会工作、工业社会工作、职业社会工作三者在外延上存在着区别。从历史与逻辑发展角度看,企业社会工作是从工业社会工作的概念发展而来,中间又经过职业社会工作的"过渡",三者在"社会工作"之内涵上相同,在外延上有异。目前,企业社会工作的提法似更为合适。企业社会工作是运用社会工作的专业性手法,以企业单位及其职工为案主对象,以预防和解决企业及其职工问题为目标,以企业员工全面发展和企业组织科学管理为宗旨,以培养和发扬员工互助精神和自助能力为追求,调动和利用各种资源,增进员工福利、提升企业效率,促进员工与企业和谐发展的专业化介入手法与工作过程。     

中国内地社会工作专业化思考——国际(地区)比较的视角

本文首先梳理了西方国家和中国香港的社会工作专业化历史,在总结其特点的基础上,将中国内地专业社会工作发展与之比较,并得出如下特征:第一,中国内地专业化过程不像西方社会经过漫长酝酿和积累,职业化先于专业化,在各种必须的专业特质缺乏情况下快速推进;第二,政府主导;第三,专业教育先于专业实践,其专业化的推动力量很大程度上来自社会工作教育界;第四,本土社会工作与专业社会工作的衔接还存在制度上的制约,社会工作职业化同现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有一些冲突;第五,社会工作的理念和实践模式受西方影响很大,同中国社会文化相适应的本土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尚未成熟。这些不同于西方和中国香港的发展特征使得中国内地社会工作面临很多困难和挑战。本文着重分析了二大困境:制度与组织困境;文化困境。因此,中国内地社会工作专业化在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价值观保持足够的敏感同时,对中国独特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环境及文化的主体性要有足够的体验和尊重。在文化、政治有很大差异的中国,应有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工作实践。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性服务在不同制度文化背景下有不同的专业化道路,这并不影响作为一个专业和学科的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联动治霾现状、困境及对策

雾霾污染严重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健康,已经成为我国最突出的大气环境污染问题。雾霾污染具有跨域流动的特点,对其根治必须依靠区域联动治理。粤港澳三地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行政执法体制和环保标准,为联动治理带来困境。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充满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和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圈,这对大湾区合作治理雾霾提出了更高要求。从环境标准、监测体系、合作机制、多元主体参与等方面构建完善的治理体系。     

西安市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西安市在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机制上,应着重构建多元协作治理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社会管理主体从政府单一化向政府、社会组织、社区组织、公众等多元化转变;在管理运作机制上,开辟多种平等对话渠道与协商机制;政府应用市场的手段调动企业、非营利组织以及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积极性;构建新的基层管理模式;建立多元化沟通平台,构建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弱势群体权益保障机制;改善流动人口服务管理。     

雾霾治理中的公民参与困境及其对策

雾霾污染考验国家治理的行动模式,公民参与雾霾治理具有独特的优势与现实必要性。在当前雾霾治理过程中,公民参与面临的困境包括"搭便车"行为与"囚徒困境",信息不对称、信息公开和共享机制不完善,个体行动乏力,缺乏法律保障、制度保障与组织保障等。公民个人应当树立环保意识,改变生活方式,在源头上直接参与雾霾的防治,进而参与雾霾的公共治理活动。政府要建立大气治理信息共享渠道,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建立多种信息收集渠道,汇集对大气治理的意见和建议;把公民参与纳入环境政策制定的过程中。社会组织的参与是公民参与的延伸与拓展,也是促进或推动公民参与雾霾治理的重要力量,社会组织应发挥其组织和专业优势。此外,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也是雾霾治理的合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