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根溯源 五代巅峰

正以罗汉为题材的美术创作,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开始流行。而从南北朝至唐五代,也正是中国本土化的佛教艺术走向成熟的阶段。从供人们顶礼膜拜的宗教图像,到具有欣赏价值的艺术作品,罗汉像与其他佛道人物像一同,从墙壁跃入卷轴,以艺术的名义供人把玩、流传后世。"罗汉"的概念源于印度,但印度的佛教美术中却并没有罗汉的明确     

罗汉——佛国尊者画上传

正在寺庙中,经常能够看到罗汉的形象,或为壁画,或为雕塑。罗汉,是阿罗汉(梵文Arhat)之简称,其宗教含义博大精深,因而在佛教流行于中国之后,以罗汉为题材的艺术作品也纷纷涌现,成为中国绘画史上一个重要而独特的母题。     

近20年来宋代司法制度研究综述

人们常说,宋承唐制,总体而言,此言并无大错,但在一系列具体的制度上,宋代与唐代的制度又有很多差别和变化。本文回顾和整理了近20年以来有关宋代法律制度方面研究的情况,通过对宋代司法制度与活动各个方面问题研究的汇总,总结了宋代法制相关研究的特征。本文通过整理以期对宋代法律研究的近况有一个宏观认识,并能促进宋代法律的进一步研究。     

论宋代浙江与日本的文化交流

宋代,是浙江与日本文化交流十分频繁的时期,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当时,浙江是全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而日本的文化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因此双方的文化交流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的特点。下面,作者就宋代浙江与日本的文化交流问题作一探讨。     

皮场庙的源流

皮场庙建立在两宋都城中,其所祀皮场神在有宋一代不断被加封,官方确认的神迹故事也不断演变,神格不断上升。但皮场神的身份在宋代民间呈现多元化的解释,并在当地有着相当的重要性。宋以后,皮场神信仰衰落,在明代以后与明太祖设立的“剥皮实草”的皮场庙相混淆,其传说也流变为多种版本。在明清地方存在的诸多皮场庙中,除了少数可明确追溯到宋代.其他建立的时间不早于明代,但它们都一致将自身的谱系追溯到宋代,以抬高神格和建构神灵的久远历史。在皮场庙传说的流变中,分裂出了宋代与明代两种传统,而南北方皮场传说的主流也呈现出了显著的差异。     

唐宋书法观念研究

唐代、宋代的书法观念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书法观念的典型代表,二者之间又有颇为明显的异同之处。正如常人所说的＂唐书法＂就是说唐代书法对于字体规范、风格法度有着严密的内在要求,其实由于科举进仕的需要以及宋人文化素养的普通提升,宋代文人对＂法＂也有着自觉地遵循。同时,在宋代还大量出现了＂游与艺＂、＂以书为乐＂等更为轻松的书法观念。     

治水与宋代绍兴城市经济的发展

治水兴衰,与绍兴经济之枯荣,密不可分。中国古代经济至宋代基本完成了中心的南移,而作为陪都的绍兴在当时的地位,无论从其离杭州距离之近,还是从其本身经济发展的水平来讲,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从治水的角度来看,也是在宋代,绍兴的水利建设体系已经日渐完善了。这不是某种巧合。本文试图就宋代以前、宋代治水工程及特点和绍兴城市经济发展状况等方面,阐述宋代治水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     

论宋代皇帝与科举

综观20世纪以来海内外对宋代科举的研究,科举制度本身研究较多、较深入,其次,是关于宋代科举对社会的影响,即宋代科举与教育、文化、生活等研究也比较重视,成果日见增多.但是,对于科举的上游——宋代皇帝、政府,研究者却很少,尤其是宋代皇帝与科举的研究更少.下面分别论述述之,期以增进读者对宋代何以成为科举社会,两宋科举何以最兴盛、登科人数达十余万,成为一个空前绝后的科举社会的了解.     

罗汉床,坐卧两相宜

在古代的文化语境里,床榻的等级比椅子高。通览历代画作,频频可见古人以罗汉床为中心待客的场面。至清末民初,罗汉床的地位到达顶峰,其主要功用除了供主人小憩外,还用来待客,常被摆设于小厅、正房明间、书房之中。     

韩柳道论四维

韩柳以"文以明道"为旗帜,他们的道是儒家之道,尤其是圣人之道、仁义之道和辅时之道。崇尚圣人、发挥仁义、辅时及物,既是儒家之道本有的特征,又经过韩、柳的突出与发挥,既是韩柳个人的道,也是时代共同的道,既是一种前所未有的道,也是一种不尽成熟的道,它们还没有获得像如理学、心学那样的专名,呈现出由先秦儒学向宋代理学的过渡状态。这种不成熟降低了韩柳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对于古文的发展却是一种促进。     

宋代女性行旅风险问题探析——以女性行旅遇劫为中心

宋代社会流动性大,女性是行旅活动中不容忽视的社会群体。宋代女性在行旅中会面临种种风险,遭遇劫掠即是其中十分突出的问题。在宋代,无论战乱年代抑或承平时期,几乎各个阶层的女性都有可能在行旅中遭遇劫掠风险,社会动荡之际,女性遭遇劫掠风险的机率往往更高。宋代女性旅者遇劫之地亦广泛分散,几乎涉及宋代所有地区。不仅盗贼、流寇、外敌等威胁女性旅者安全,书生、里胥、商人、舟师、卜者、僧人、宋军军卒、民兵乃至旅者亲属等,都有可能劫掠女性。就其劫掠目的而言,则多为劫色,或劫色又劫财者;也有劫持女性旅者欲杀人祭鬼者;还有劫持女性丈夫任官诰敕,冒名顶替任官者,在这一过程中,女性家眷又成为歹徒劫持侵害的对象。宋代女性行旅中遭遇的劫掠风险,不仅危害女性旅者个人生命财产安全,也可能损害地方社会乃至国家利益。除女性旅者个人外,家庭、社会与官府在应对女性旅者遇劫问题中的作用值得重视,但宋代仍未形成较为安全有序的行旅环境。     

“家训”仍有益

按照社会学家的普遍说法,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优化家庭也应该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课题,它对提高社会的文明程度有着不可小觑的积极作用。 说到“治家”,各家都有各家的一套,不会也无须统一,但是,注重子女教育看来还是一条“放之四处海而皆准”的“治家”方法。也就自然地想起了“家训”。 《易·家人》云:“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这也许是最古老的“家训”道义,剔除其封建正统的糟粕,取其“合理的内核”——父母像父母一样严管子女,子女像子女一样孝敬父母,长兄像长兄一样爱护兄弟,兄弟像兄弟一样敬重长兄,夫妇像夫妇一样“相敬如宾”,——如此这般,“家道”岂会不正?宋代司马光编著过一本《家范》(共10卷,19篇),据说是我国封建社会士大夫所推崇的“家训”读本。其实,古人的家训特别多,给我影响至深     

宋代雷州港的对外贸易研究

宋代雷州港的对外贸易繁荣,对外贸易的物品种类繁多,主要有精美的陶瓷和药物、铜钱等。物品远销印度支那半岛、南洋、印度、埃及、东印度洋、波斯湾沿岸地区。宋代雷州港对外贸易的繁荣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加强了中外贸易友好交流。     

试论佛教的道德原则

我们知道,佛教宣扬的阿罗汉果强调自我解脱,而菩萨果则一方面考虑自我解脱,另一方面要求帮助众生也获得解脱。从道德基本原则,即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而论,罗汉显然是以利己为根本目的,那么菩萨呢,其根本目的究竟是利己还是利他,或是两者兼之?这是一个涉及到佛教本质的问题。按照佛教徒自己的说法,菩萨果是自利利他,即两者兼顾。如《无量寿经》认为:“自利利人,人我兼顾。”《佛学大辞典》有所谓“二利”的概念,里面明确指出:“上求菩提为自利,下化众生为利他。小乘之行,唯为自利,菩萨之行,乃兼利他。”这里一个“兼”字看来似乎使大、小乘泾渭分明,似乎大乘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问题上,不是像小乘以利己为根本目的,而是“自利利人”,而是“自利兼利他”。     

宋代的《春秋》学与史学

宋代《春秋》学与史学关系密切,相互影响。一方面,宋代《春秋》学重视《春秋》的史学性质,不仅注意从史学的角度阐发《春秋》,也重视用史学方法来探讨《春秋》;另一方面,宋代史家普遍以《春秋》大义为思想指导,不同程度上效仿《春秋》义例作史,使得宋代史学的正名观、尊王观、夷夏观以及正统观等诸多历史观念都与《春秋》学关系密切,又在史体、求真理念及史学批评等史学思想方面体现出《春秋》学的重要影响。     

宋代的文学精神与理学

宋代文学精神与理学最基本的一致和相类就是文道合一和尚理轻情。道代表了宋代士人对终极价值的追求和自我人格的确认 ;而推崇理性则是宋人在把握世界方式上对唐人的最大超越 ,它们显示了社会向近代发展、自然科学日益发达形势下文化的成熟和嬗变 ,无疑属于一种进步。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负面的影响和问题。由于此两点原因 ,宋代的文学精神便呈现出与前代明显不同的风貌与特色     

宋代地方官学发达的原因和意义

宋代以“重儒右文”而号称于世。北宋期间便有庆历、熙丰、崇宁三大兴学运动,南宋虽曰偏安,然文教隆兴,痒序举措与修复则不绝史册,因此可以说,至宋代,中国地方官学已发展到一种新的历史水平。与宋以前的任何朝代相比较,宋代地方官学设学数量多,校舍建筑颇具规模,藏书楼普遍兴建,学生人数增加,教师管理制度初步建立,教学组织形式独具特色,建立了管理地方官学的专门行政机构,以学田为主的宋代地方官学经费来源多途。那么,宋代地方官学为什么会如此发达呢?其意义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两宋科举与文学教育

宋代的教育,可以说是围绕着科举考试的教育,而宋代的科举考试,又是对宋代教育的考察和检验。科举与教育,在宋代重文抑武的国策和社会风气中展开,而文学教育就在＂人文性＂极强的科举制度下普及到宋代社会的各个层面。     

宋人诗集中的诗僧与僧诗

在宋人所编选的宋代诗集中,从《九僧集》到《江湖风月集》,诗僧群体的作品占据了其中的重要地位。北宋陈充编选的《九僧诗》,展现了诗僧交往群体之广以及其与中上层士大夫群体的交往之密切,并且这种诗僧群体与文人群体间密切的交往关系也是《九僧诗》得以形成的原因之一。而随着从北宋向南宋的过渡,诗僧群体交往的主体也演变为中下层文人群体。就宋代而言,禅宗对诗学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体现在晚唐体的出现与发展上,另一方面体现在诗僧诗集的编选与出版上。此外,宋代的诗僧诗集还反映了中日两国僧人的交流与诗集的保存。     

论宋代女子的相扑运动

宋代相扑活动氛围浓厚,连女子也加入其中。宋代女子的相扑运动有表演和竞技两种形式,在瓦市的表演中,女子相扑手具有一种打场子的作用,真正的女子相扑运动是在"俱瓦市诸郡"的各种比赛场合中的"争胜"者,出现了赛关索、嚣三娘、韩春春等等女子相扑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