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主发展的新趋向——评张扬金博士的《权利观与权力观重塑——哈贝马斯协商民主思想研究》

民主理论源于民主实践。民主理论既随着民主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民主理论又能动地反作用于民主实践。发端于20世纪90年代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无疑是当今政治学界有关政治民主化理论问题的最为重要的研究成果之一。协商民主是西方社会利益分化和社会阶层结构激烈变动的产物,主张通过政治多元主体间的协商互动,能有效弥补选举民主或代议民主在多元化价值前提下难以达成一致的事实,从而为加强公民和团体与政府间的对话与合作,建立社会对公共利益的道德和责任,消除社会分歧,推进政治共识,为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政府的合法性来源提供基础。     

协商民主与政治协商

协商民主是20世纪后期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其核心概念是公共协商,强调对话、讨论、辩论、审议与共识。协商民主既肯定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又尊重国家与社会间的界限,力图通过完善民主程序、扩大参与范围、强调自由平等对话来消除冲突,保证公共理性和普遍利益的实现,以修正传统民主模式的缺陷和不足,所以具有规范意义和实践意义。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不仅仅属于西方,中国也存在着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协商政治,但其中具有较成熟和完善制度架构的是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平台的政治协商制度,它既有明显的优势,也面临着严峻挑战。为了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应该完善政治协商,促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发展。     

协商民主的风险及其化解

协商民主的优与劣并举,安全与风险共存.协商民主具有内在风险和潜在风险.内在风险表现为:异化民主的主体、背离民主的内容、伤及民主的价值、破坏民主的程序和扭曲民主的决策;潜在风险表现为强化精英主义民主、变成传统好人政治、导致网络暴民参与、降低政治运转效率和损害弱势群体利益.因此,在中国,要想化解协商民主的风险,就必须加强党时协商民主的领导,形成完备的社会主义宪政体制,推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化、程序化,构建选举与协商的双轨民主模式,建立协商民主风险的预誓机制.     

协商民主理论本土化的可行性与路径选择

协商民主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兴起的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属于典型的西方话语系统.对中国而言,这一理论可以引进,但由于中国和西方的国情以及民主化进程所面临的问题不同,因而在西方多元社会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协商民主理论要想对中国的民主化发挥更大的理论影响,就必须加强以本土为思考对象的理论反思.应该基于从中国实践中抽象出来的概念、范畴和方法而不是国外舶来的概念、范畴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协商民主实践中的本土问题,建构本土化的协商民主制度,进而生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话语系统,形成能够更有力地解释和指导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理论框架.     

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路径研究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本土内在生成的必然性。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以来民主政治实践予以科学总结,大力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大举措。健全的路径在于：确认健全的目标,明确发展完善的方向;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出发,明确健全的资源现状与客观依据;把握协商民主的基本内容,保证制度建设的人民性;遵循协商的基本原则,建立高效有序的协商运行机制。鉴于此,应采取相应的保障举措：搞好顶层设计,先行试点,逐步推开;切实解决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与践行中存在的问题,为协商民主顺利开展扫清障碍、创造条件;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使之在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进程中得以贯彻、落实与深化。     

我国发展协商民主的基础性条件探析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成果,以理性的公共协商为核心的协商民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以选举竞争为主要方式的自由民主和代议民主的不足,对世界各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元开放的公民社会的逐渐形成、中国共产党的价值选择、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确立发展以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和"文化等四个方面,分别构成了我国发展协商民主的社会基础、政治基础、制度基础和文化基础,并且我国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也已经形成了政治协商、民主恳谈会、听证会和社区议事会等协商民主的雏形,但我国还没有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协商民主,必须在协商主体、渠道、程序和范围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协商民主:民主决策的逻辑及其实现

民主决策不仅体现于相关者参与人数的多寡,更是歧见在相互审视条件下的实质性承认与整合。作为一种民主的决策理论,协商民主引致政策决定的基础是个体偏好的转换,动力是理性之说服力量而非金钱或权力,方法是论坛论理式而非市场理性计算式,注重理性主义与渐进主义决策观的调和,赋予公民更为重要的角色,其实现需着力于协商民主实质与程序性原则的协调、个体能力的发展和社会条件的创造。     

立法协商中的非政府组织功能及其实现

为了推进我国的民主法治进程,基于协商民主理论和我国政治协商的实践经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深入开展立法协商的理念,十八届四中全会又再次重申了民主立法的重要性。在法治国家建设的宏伟目标下,立法协商成为实现良法体系构建的重要机制,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但由于缺乏权力制约的政治框架,协商主体分散,协商能力失衡以及公民性品格缺失等方面的原因,导致我国的立法协商陷入了困境。而非政府组织在消解立法协商困境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必须加强非政府组织能力建设,以此来推动立法协商机制的完善。     

寓协商于选举：中国式民主的制度创新

中国式民主的鲜明特征之一就是,将协商寓于选举之中,实现了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的“形式互嵌”,彰显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特质与价值,是中国式民主的实践探索和制度创新成果。“寓协商于选举”就是在充分认识选举民主罅隙的基础上,将协商民主引入选举民主,在“有事好商量”和“最大公约数”中广泛凝聚共识,防止由单纯选举民主可能引发的社会撕裂;同时,协商民主和选举民主的结合也有利于提升协商民主的效率。作为中国式民主的创新性探索,“寓协商于选举”体现出中国式民主建构的基本方法论：民主建构要基于国家的基本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并以系统观念推进民主建设。总而言之,“寓协商于选举”平衡了民主的不同结构、凸显了民主的各项功能、展现了民主的治理绩效,开创了民主的新型实践形态。     

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与西方协商民主的相异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相比西方协商民主制度,在历史基础、发展路径、选择的方式、核心价值理念、社会中实践程度等方面都有着本质的区别。     

论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逻辑基础及启示

公共理性和西方政治文化传统是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逻辑基础.公共理性的建立与诉求的不成功,加之西方文化传统所导致的物质与文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价值分离,导致了西方协商民主的实际运作难以达到预期的成果.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建构的逻辑基础决定了其理论的特点和表现形态.中国协商民主的建设和发展应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确立其价值取向和价值定位,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模式.     

民主范式与民主选举探究——哈贝马斯民主范式对我国民主选举的启示

哈贝马斯对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相互对立的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两种民主模式进行系统分析,概括出第三种典型的规范民主模式,这就是程序主义的协商民主模式,他称之为一种话语政治。这种独特民主范式对我国民主选举具有重大的启示。事实上,目前在我国的政治实践中,也的确存在着丰富的、体现协商民主特征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可以说,协商民主是一种基础性的民主模式,是可以去除掉社会性质色彩而用之,其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建设具有积极的意义。因此,要在理论和实践当中,处理好程序主义中两大支撑点——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之间的关系。作为共和制国家民主政治的两种形式,二者制度建构作用上几乎完全迥异,它们既有各自的优势和特长,又有自身的局限与不足,但是功能上又完全互补。如何调和这一对矛盾共同体,是现代民主制度建构的首要课题。对我国而言,可以凭借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优越性,在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中形成和谐统一体。     

事实性与有效性:现代法律的重建及其方法--哈贝马斯的法学方法论初探

重建现代法律的合法性基础,是哈贝马斯法律理论的基本目标.为此,他首先用交往理性取代传统的实践理性,然后通过普遍语用学将其交往行动理论、商谈论与法律理论联结起来.事实性与有效性的区分构成了哈贝马斯法律理论的基本分析方法.他基于法律中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提出现代法律的合法性问题,主张引入商谈论来调和这种紧张关系,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法律有效性理论.     

国内外关于协商民主的研究现状评介

实现公民与公民、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讨论和协商,是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之一,也是协商民主的目标价值追求。国内外关于协商民主的研究如火如荼,协商民主理论的推进者通过回应协商民主在理论和实践中面临的规模、合法性和理性选择难题以及文化多元主义、社会不平等、社会复杂性等方面的挑战,为丰富协商民主理论做出了贡献。然而,在关于协商民主的基本内涵、研究视角、理论价值等方面则各有侧重和偏好。梳理、分析国内外学者对协商民主的研究视角和主要观点,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诸多有益思考。     

协商民主视阈中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

协商民主与党内民主都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党内协商民主对当前党内民主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虽然协商民主并非是发展党内民主的惟一路径,但党内民主的推进无疑可以借鉴协商民主的若干合理之处。具体而言,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以人民利益为最高价值追求,从协商民主中汲取符合国情和党情并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有益的元素,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     

“协商性民主”与“竞争性民主”相结合:中国民主政治模式

21世纪的中国政治发展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呢?其形成的基本依据应该包括:一是不能离开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二是离不开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二者相互结合才能创建适合中国的民主政治模式.     

哈贝马斯程序主义法律范式及其当下隐喻

哈贝马斯以程序主义法律范式的理论建构,对古典资产阶级形式法范式和社会福利国家实质法范式进行学理的批判。程序主义法律范式为缓解或消解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张力关系提供了＂哈贝马斯式＂的理论出路,即哈贝马斯所建构的用以摆脱市场崇拜或国家崇拜＂两难处境＂的法律范式。哈贝马斯程序主义法律范式的理论关照在于,实现非建制化的意见或意志形成过程与建制化的意见或意志形成过程在程序过程和交往形式层面的＂耦合＂。哈贝马斯程序主义法律范式＂内里的＂问题意识即法律的合法性问题,具有当下的隐喻意义。     

软法规制下的协商民主

本文以政法规制的角度探讨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制度,认为在协商民主过程中应该关注以下方面：公民参与机制的建立;信息的公开与沟通;民主协商的规范化与程序化.     

社会工作促进协商民主的实现路径刍议

本文首先从社会工作与协商民主的基本内容出发,确立了研究的理论框架,其次以发展背景、发展路径、核心价值、理论基础、实践基本技能与方法等维度阐释了二者的关系,最后从创新社会工作方法与技术、加强社会建设、整合资源等方面提出实现路径。     

协商民主与政治协商

协商民主是一种新的民主理论范式，其核心概念是公民参与。协商民主理论直接诉诸公共利益、强调政治参与、妥协包容和尊重少数等，在实践上与我国政治协商概念具有一致之处。借鉴协商民主理论，对于人民政协更好地履行政治协商职能具有一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