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程序主义法律范式及其当下隐喻

哈贝马斯以程序主义法律范式的理论建构,对古典资产阶级形式法范式和社会福利国家实质法范式进行学理的批判。程序主义法律范式为缓解或消解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张力关系提供了＂哈贝马斯式＂的理论出路,即哈贝马斯所建构的用以摆脱市场崇拜或国家崇拜＂两难处境＂的法律范式。哈贝马斯程序主义法律范式的理论关照在于,实现非建制化的意见或意志形成过程与建制化的意见或意志形成过程在程序过程和交往形式层面的＂耦合＂。哈贝马斯程序主义法律范式＂内里的＂问题意识即法律的合法性问题,具有当下的隐喻意义。     

现代性研究的方法论选择——从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理论出发

由于现代性的多维度性,对现代性的讨论可以采用不同的话语形式。哈贝马斯区分了现代性的社会学话语、美学话语、哲学话语等话语形式,虽然他对美学现代性持一定的认同态度,但是其对现代性的考察仍然固守在主体理性的维度上,通过改造近代以来的主体性哲学传统挽救现代社会的规范形式。从哈贝马斯对现代性三种话语形式的区分,及其从主体理性出发对现代社会规范形式的挽救中,我们可以得出现代性研究的方法论选择。现代性的多维度性决定了现代性研究不能采取"本质主义"和"多元主义"的方法,而应采取"视角主义"的方法。     

事实性与有效性:现代法律的重建及其方法--哈贝马斯的法学方法论初探

重建现代法律的合法性基础,是哈贝马斯法律理论的基本目标.为此,他首先用交往理性取代传统的实践理性,然后通过普遍语用学将其交往行动理论、商谈论与法律理论联结起来.事实性与有效性的区分构成了哈贝马斯法律理论的基本分析方法.他基于法律中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紧张关系,提出现代法律的合法性问题,主张引入商谈论来调和这种紧张关系,从而形成了其独特的法律有效性理论.     

重建现代性的理性维度——略论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归旨

20世纪以来,在西方哲学界对现代性批判的传统以及现代哲学发生语言学转向的背景下,哈贝马斯结合了语言哲学的研究成果和言语行为理论,创立了普遍语用学,为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奠定了方法论基础,从而重构了现代性的交往理性维度,以交往范式的主体间性取代了意识哲学的主客对立,交往理性的特征是论证性的、实践地生成的,在交往行为层面真实地弥合了理性的分裂。     

哈贝马斯“三位一体公民模式”及其借鉴与运用

西方政治传统中,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蕴涵着两种不同的甚至相互竞争的公民传统.哈贝马斯的“三位一体公民模式”试图整合并超越公民传统的二元对峙.“利益性公民”、“认同性公民”和“共同性公民”三维度的理论构建,丰富了现代公民身份的内涵、明确了我国社会管理的主体特性；对交往理性和“认同性公民”的重视,有利于充实公民教育的目标和内容；话语民主的建构功能有益于增进公民参与的有效性.     

哈贝马斯的后形而上学理论

哈贝马斯对形而上学采用重构而非解构的方法,他在批判中建构新的哲学范式,以图对形而上学的真正的超越。他认为,后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的根本特征就是,消解传统哲学的超验主体及其主体中心理性,克服主客二分式的思维模式。后形而上学在现代社会中要承担"破界"的使命,同时,在后形而上学视域下,哲学还要承担起具有沟通功效的媒介作用。哈贝马斯认为,哲学必须与生活世界紧密结合,促进生活世界的自我反思,推动生活世界中文化、人格的成熟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沟通等方面的发展。     

哈贝马斯的主体性理论及其现实意义

哈贝马斯是现代性及其主体性原则的辩护者。他不同意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的完全消解态度 ,以交往行为理论克服了意识哲学的局限性 ,主张主体性与主体间性之间的不可分离 ,坚持了现代性理想 ,高扬了主体性旗帜。哈贝马斯的主体性理论 ,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重建合法性——读《事实与规范之间》

《事实与规范之间》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在民主法治国中应用的结果。从法哲学的视角来看,＂合法之法何以可能＂是本书的核心命题。正是围绕这个命题,从事实性与规范性的双重层面,从内在与外在的双重视角,从法律的双重功能,从理论与经验领域重建合法性,展现了交往行为理论在民主法治国的实现过程。     

普遍性还是多元性——托马斯·麦卡锡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思想的批评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思想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其对公共领域的设想太具有普遍主义的色彩。麦卡锡通过对哈贝马斯道德和价值的二元区分,对他公共性和私人性的区分进行了批评。但是,哈贝马斯依然坚持公共性的普遍主义的属性,这是由于哈贝马斯犯了其所批评的意识哲学的错误所引起的。     

交往理性的来源及当代价值

哈贝马斯以其敏锐的目光和洞察力清楚地看到,从主体中心化的理性出发不可能真正实现对中心化主体的突破和超越,也就无法使自我达到对他人的理解及对群体的认同。为了克服主体性哲学的负面影响,他从生活世界出发,构建了蕴涵着主体间平等、真诚、正当交往的交往理性,以此摆脱当今西方社会人与人交往困境。汲取这一理论成果,对于解决中国当今社会在多元分化态势中人与人交往的扭曲及生活世界被殖民化等方面的问题,实现社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交往是人类大同之路——论雅斯贝尔斯的交往理论

在当代西方哲学中，首先把“交往”概念置于哲学思维的核心，倡导交往哲学的当推卡尔雅斯贝尔斯和哈贝马斯。目前学界对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探讨论及得颇多，而对雅斯贝尔斯的有关交往的理论研究甚少。本文试图对雅斯贝尔斯交往理论的基本内容作一考察，指出这一哲学思维在...     

从实践理性到交往理性——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理论

自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们从传统的等级社会束缚中获得空前解放,如何将自由平等的个人进行社会整合便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不同的思想家提出不同的方案。在康德那里,道德主体基于实践理性的独白式论证能够为自己的行动立法从而实现社会整合;哈贝马斯批判继承康德的实践理性概念,提出了交往理性概念,其基于交往主体对话式论证制定的行为规范具有合法性,为多元化的社会整合提供了理论支撑。     

"思维"与"现实"的理论界划及其实践取向——评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

如何建立一门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想性政治哲学的现实性政治哲学,是一些学者近年来一直探索的问题。人们逐渐认识到,只有从哲学基础理论层面入手,才能够解决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可能性问题。南开大学哲学系的部分学者认为,目前国内哲学界对于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基本上还停滞于青年卢卡奇的黑格尔主义传统之中,至多再加上一些海德格尔式的点缀,而这不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流声音。正是这种黑格尔式的基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绝对唯心主义之前提的理论思路,将理想性与现实性轻易地连接在一起,造成思想的"短路",妨碍着理论对现实生活的关切。20世纪中期以来,阿多尔诺、阿尔都塞、哈贝马斯等人的理论活动其实都是试图走出这一理论思路的重大努力。中国哲学界现在其实也面临着同样的理论困境,而要走出这一理论困境,就须另觅出路,即思考一种对于马克思哲学作根本上不同于黑格尔式阐释的可能性。本刊约请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几位教师撰写一组文章,主旨就是想通过对于马克思哲学阐释中黑格尔主义传统从不同方面的批判,来探讨一种超越黑格尔主义阐释方式的可能性。其中,王南湜的文章《卢卡奇与马克思哲学阐释中的黑格尔主义传统》主要分析卢卡奇哲学及黑格尔主义传统的起源、意义、理论上的缺陷等;谢永康的文章《从"自在之物"到"非同一物"——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中的有限性要素》从阿多尔诺的"非概念物"概念入手,在"物自体"问题上对黑格尔主义传统展开批判;王时中的文章《"思维"与"现实"的理论界划及其实践取向——评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主要从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非常规解读入手,讨论一种不同于黑格尔主义的阐释马克思的可能性与意义;许恒兵的文章《论西美尔的历史规律观及其对理解马克思历史观的意义》则是基于对新康德主义者西美尔的历史观的考察,来探讨一种非黑格尔主义的对于马克思历史观的阐释问题。     

卢卡奇与马克思哲学阐释中的黑格尔主义传统

如何建立一门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想性政治哲学的现实性政治哲学,是一些学者近年来一直探索的问题。人们逐渐认识到,只有从哲学基础理论层面入手,才能够解决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可能性问题。南开大学哲学系的部分学者认为,目前国内哲学界对于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基本上还停滞于青年卢卡奇的黑格尔主义传统之中,至多再加上一些海德格尔式的点缀,而这不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流声音。正是这种黑格尔式的基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绝对唯心主义之前提的理论思路,将理想性与现实性轻易地连接在一起,造成思想的"短路",妨碍着理论对现实生活的关切。20世纪中期以来,阿多尔诺、阿尔都塞、哈贝马斯等人的理论活动其实都是试图走出这一理论思路的重大努力。中国哲学界现在其实也面临着同样的理论困境,而要走出这一理论困境,就须另觅出路,即思考一种对于马克思哲学作根本上不同于黑格尔式阐释的可能性。本刊约请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几位教师撰写一组文章,主旨就是想通过对于马克思哲学阐释中黑格尔主义传统从不同方面的批判,来探讨一种超越黑格尔主义阐释方式的可能性。其中,王南湜的文章《卢卡奇与马克思哲学阐释中的黑格尔主义传统》主要分析卢卡奇哲学及黑格尔主义传统的起源、意义、理论上的缺陷等;谢永康的文章《从"自在之物"到"非同一物"——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中的有限性要素》从阿多尔诺的"非概念物"概念入手,在"物自体"问题上对黑格尔主义传统展开批判;王时中的文章《"思维"与"现实"的理论界划及其实践取向——评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主要从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非常规解读入手,讨论一种不同于黑格尔主义的阐释马克思的可能性与意义;许恒兵的文章《论西美尔的历史规律观及其对理解马克思历史观的意义》则是基于对新康德主义者西美尔的历史观的考察,来探讨一种非黑格尔主义的对于马克思历史观的阐释问题。     

从"自在之物"到"非同一物"——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中的有限性要素

如何建立一门不同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理想性政治哲学的现实性政治哲学,是一些学者近年来一直探索的问题。人们逐渐认识到,只有从哲学基础理论层面入手,才能够解决现实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可能性问题。南开大学哲学系的部分学者认为,目前国内哲学界对于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基本上还停滞于青年卢卡奇的黑格尔主义传统之中,至多再加上一些海德格尔式的点缀,而这不过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流声音。正是这种黑格尔式的基于思维与存在同一性的绝对唯心主义之前提的理论思路,将理想性与现实性轻易地连接在一起,造成思想的"短路",妨碍着理论对现实生活的关切。20世纪中期以来,阿多尔诺、阿尔都塞、哈贝马斯等人的理论活动其实都是试图走出这一理论思路的重大努力。中国哲学界现在其实也面临着同样的理论困境,而要走出这一理论困境,就须另觅出路,即思考一种对于马克思哲学作根本上不同于黑格尔式阐释的可能性。本刊约请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几位教师撰写一组文章,主旨就是想通过对于马克思哲学阐释中黑格尔主义传统从不同方面的批判,来探讨一种超越黑格尔主义阐释方式的可能性。其中,王南湜的文章《卢卡奇与马克思哲学阐释中的黑格尔主义传统》主要分析卢卡奇哲学及黑格尔主义传统的起源、意义、理论上的缺陷等;谢永康的文章《从"自在之物"到"非同一物"——论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中的有限性要素》从阿多尔诺的"非概念物"概念入手,在"物自体"问题上对黑格尔主义传统展开批判;王时中的文章《"思维"与"现实"的理论界划及其实践取向——评阿尔都塞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主要从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非常规解读入手,讨论一种不同于黑格尔主义的阐释马克思的可能性与意义;许恒兵的文章《论西美尔的历史规律观及其对理解马克思历史观的意义》则是基于对新康德主义者西美尔的历史观的考察,来探讨一种非黑格尔主义的对于马克思历史观的阐释问题。     

重申个人权利的至上性——诺齐克政治哲学述评

诺齐克政治哲学重申了个人权利的至上性,批判了功利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反映了放任主义经济政策抬头和对社会福利的批判性抵制的形势需要。通过对国家起源必要性、国家功能合法性和理想国家可欲性的探讨,诺齐克以个人权利为道德边际约束,论证了只有最弱意义的国家才具有合法性。诺齐克政治哲学在捍卫并适当改造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同时,也因个人主义倾向、单一价值取向和普遍主义思维方式而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及重建主体性的理论诉求

作为西方哲学中心话语的主体性问题由来已久,但始终在艰难中跋涉。到了现代,被启蒙精神高扬的主体性却又遭到了后现代主义的猛烈攻击,主体性问题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对主体性问题应持何种立场已经是哲学必须面对的话题,从主体哲学向主体间性哲学的转向也是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新的历史趋势。这一转向的出现对当代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旗手的哈贝马斯是现代主体性原则的辩护者,他反对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的完全消解态度,以交往行动理论建构主体间性,坚持了现代性立场,高扬了主体性。     

现代哲学的"划界方法"及其理论意义

"划界方法"作为一种重要的哲学方法在现代哲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它超越了"两极"方法的"还原主义"与"化约主义",打破了哲学传统中"两极方法"根深蒂固的统治地位,为人们重新思考和解决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等各个层面的一系列重大哲学问题开辟了全新的理论视野。"划界方法"显示着哲学智慧全方位的一次转型,体现了现代哲学开启新的理论思路的重大努力。     

道德自我的学源价值确证

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提出实践理性中的伦理德性、理智德性的德性分型,哈贝马斯在实践理性中区分伦理理性和道德理性,共同揭示了道德自我的个性内在与主体性价值.黑格尔以精神现象学揭示精神世界先后经历"真实的精神,伦理"、"自我异化的精神,教化"、"自我确定性,道德",相应于三个精神世界的主体分别为伦理实体自我、法权个体自我、道德主体自我,确证了道德自我的存在和超越性价值.精神哲学研究的本体思维追求形而上普遍本质和绝对本体、伦理思维注重伦理秩序和规范的建构、道德思维凸显自我理性和自主建构,哲学思维范式转换揭示了道德自我在现代道德哲学中的突显价值.实践理性中的德性分型、精神现象学关于客观精神及其自我三重形态、哲学思维范式转换,从不同角度确证道德自我的存在及其特定价值意蕴.     

合法性、 嵌入性与"失准"的精准扶贫 ——一个新制度主义的视角

以新制度主义为研究视角,从合法性、嵌入性研究精准扶贫的失准问题。研究发现,精准扶贫是对传统扶贫的反思和超越,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变迁,这一制度变迁先后经历制度扩散和制度落实两个阶段,前者会面临合法性困境,后者则会遭遇嵌入性挑战。具体而言,在制度扩散过程中,会面临强制性同构、规范性同构与精准扶贫形式化,以及观念—认知限定与精准扶贫主体失位两种合法性困境;在制度落实过程中,会遭遇制度场域限定与精准扶贫的可持续难题、政府主导与市场和社会机制缺失、利益群体分化与精准扶贫负面强化效应等三类嵌入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