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居延汉簡八事

余以一九五五年始治居延汉簡,一九五六年写成《西汉屯戍研究》一篇,收入拙著《两汉经济史料論丛》中,为綜合性之論述。至一九六一年又成居延汉簡研究六种,一为解要,二为劳氏释文校訂,三为系年,四为文例,五为甲編释文校訂,六为敦煌汉簡平議,注重于制度訓詁名物各方面。簡出万余支,現一般所称道者,多为礼忠、徐宗算收家貲二簡,余之此番整理,其宗旨在便利学者引用。对于綜合性方面,亦有进一步之分析,現选擇八項重要問题,略加綜述如次:     

居延新简释文校补

居延汉简有新旧之分,人们习惯上将1930年出土的称为旧简,将1972～1976年出土的称为新简。居延新简的内容包括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及文化等方面,而以记录离中央政府比较远的居延边塞地方的屯戍活动为主,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文字等价值。现已出上的居延新简达到20000枚左右。199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居延新简》一书,但其中没有照片（图版）,且只公布了8150枚的释文。1994年12月底,中华书局出版了同名一书,其中有甲渠候官遗址和甲渠塞第四隧遗址出土的8000余枚照片和释文,但未收录肩水金关遗址出土的大约11150枚居延简。到…     

汉代居延地区邮驿方位考

汉代居延地区的邮传制度及其驿站、邮程问题,陈梦家先生有过系统的专门性研究。但是,由于释文上的原因,特别是由于70年代以后居延新简的发现,使陈先生的研究成果出现一些明显的偏颇、失误之处,有必要根据最新汉简资料和更可靠的旧简释文,对汉代居延地区的邮驿、邮程及邮传制度作新的研究和探讨。这无论对于研究汉代的屯戍制度,还是弄清居延地区的历史地理状况,都是一项极为有益的工作。     

劳榦的居延汉简研究

1 930年发现的居延汉简文书档案记录了居延地区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情况 ,为研究汉代社会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劳利用丰富的汉简资料研究汉代的历史、地理等领域 ,不仅对居延汉简作了释文 ,而且在河西四郡设置年代、屯田、赋税及烽火制度研究 ,以及考察历来从文献资料上不得其详的边郡独特的制度 ,诸如烽燧、官制、戍卒等方面 ,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 ,成为居延汉简研究的集大成者。     

居延汉简札记(下)

(四)复五铢钱十一月丙戌,宣德将军张掖太守苞、长史丞旗、告督邮□□□谒部农都尉官□,移书到肩水,视亭市里显见处,令吏民尽知之,商县起察有毋(无),四时言,如治所书律令.(《居延汉简释文》第68页)将军使者、太守议,货钱古恶衉?碎)、不为用,改更旧制,设作五铢钱,欲使百姓钱行殊能.(同上)     

从旧居延汉简看汉朝会计

<正> 根据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居延汉简释文合校》,本文从契券、名籍、簿书、复式记帐法、校核、上计等六方面进行探索。 一、契券——会计凭证 凭证是会计工作的基石。要保证会计工作的正确性,必须建立会计凭证制度,这在汉简中已经出现:     

里耶秦简缀合与释文补正八则

《里耶秦简(壹)》释文仍存在一些失误与不足,《里耶秦简牍校释(第一卷)》中可缀合的简牍尚有遗漏,本文在时贤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笔者翻检所及,共八处,提出新的缀合与释文补正意见。     

秦汉爵制亭长上计吏三通考

余于十年前,专治居延汉简,写成居延汉简研究六种,及居延汉简综论二书。前者偏重于名物训诂之考订,后者则为综合性之概论。在综论中,有秦汉爵制、亭长、上计吏、汉晋过所、符、传汉晋社祭六通考,皆以古籍为经,简文为纬,互相映带交错。便于阅者对于需要研究某一个专题时,得到整个系统之了解,与其它各篇,体例微有不同。兹将前三篇通考,先行刊布,俾与国内学者,共同商榷焉。     

居延汉简与劳榦的汉代西北边疆史研究

劳榦对居延汉简的整理与分类,继承了罗振玉、王国维编著《流沙坠简》的做法而有所变通,按照简牍的种类将居延汉简的释文分为文书、薄录、薄籍、信札、经籍、杂类六个大类,每一种类之下又按性质与内容分为若干小类。在治史旨趣上,劳榦经历了由汉简为本位的历史考证向以汉代西北边疆史研究为重心的转变。他将居延汉简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对汉代西北边疆的烽燧制度、官制系统、防御建置、河西四郡设置年代、西北边郡经济发展、民众生活风貌等问题进行了多重维度的考证,开创了民国时期两汉史研究的新局面。     

《西湖佳话》校读札记

《西湖佳话》约写成于清朝康熙年间,是一部以西湖名胜为背景的短篇小说集。此书由于辗转翻印,以讹传讹,错字脱字比比皆是,以至造成费解、文句不通,甚至与原意相反等错误。标点方面,也每见错乱。故尝试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以《古本小说集成》中《西湖佳话》的王衙影印本为底本,指出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零年版修订本(简称上古排印本,从区别于影印本)和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邵大成修订本(简称邵校本)的一些错误、疏漏之处。     

张家山汉简字词释读考辨

本文指出《张家山汉墓竹简 (二四七号墓 )》释文和注释中存在的若干处字词问题 ,并对这些字词进行了新的考释。     

对《居延简册<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考述》的商榷

一九七三年在居延的肩水金关遗址,出土了一组非常珍贵的汉代简册。这组简册包括四个文件,即《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按简文应称《御史律令》)、《张掖太守移书》、《张掖肩水司马兼都尉事移书》、《肩水候移书》。这组简册发现后,甘肃居延考古队作了报导,初仕宾同志也作了《居延简册<甘露二年丞相御史律令>考述》(以下简称《考述》),从此这组重要简册才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初仕宾同志的《考述》,对《御史律令》及三件移书论述考证都很精辟,解决了简册中很多疑难问题,但也有言犹未尽之处,因此笔     

儒学别解

这个题目可有下列各项说明。(一)‘仁’的基本意义。(1)‘仁’这个字,是由‘人’‘人’合成的,而不是由‘二’‘人’合成的。人人两字连写,常写成‘人?’,即在头一个人字下加‘?’即得,正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常写成君,,臣?,父?,子?一样。(2)人人意即象人或把人当人:对自己讲,要争取做人;对别人讲,要把人当人,韩愈谓‘人其人’,即把人当人之意。这种以同一之字解释自身的办法,颇与柏拉图(Pl-ato)所谓‘凡物必肖其自身’相似;与陆德明《经典释文》中以同声之字解释某一字之义,也有一点相似。     

《西安南郊明上洛县主墓发掘简报》释文校补

《西安南郊明上洛县主墓发掘简报》一文,公布了幽堂(买地)券、圹志铭拓片,并随文附有释文,但释文中很多地方释读有误。通过校补释文中部分可商榷之处,分析误因,避免以讹传讹,以便使这份宝贵的材料得到更科学地利用。     

谈本《太平广记》三种印本考辨——以韩国藏《太平广记详节》为参照

《太平广记详节》为朝鲜时期集贤殿文人成任编纂的《太平广记》选本,所据《太平广记》底本为宋本,今存韩国。谈本《太平广记》三种印本的说法源于汪绍楹先生中华书局版《太平广记》的《点校说明》。本文据《太平广记详节》考辨谈本《太平广记》的三种印本。在参照前人结论和新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证实:"后印本"为第一次印本;"初印本"为第二次印本;"最后印本"为第三次印本。并进而提出,第一次印本卷二六五、卷二六九和卷二七○篇目为谈恺自补;第二次印本补足了卷二六五、卷二六九和卷二七○阙佚的宋本篇目;第三次印本补足了阙佚的卷二六一至二六四的宋本卷次,却保留了第一次印本谈恺自补卷次篇目。第一次印本主要据史书补阙人物事迹,第二次印本不仅更好地体现了卷二六五"轻薄"这一类目主题,还忠实地反映了《太平广记》编者从笔记小说、地方志和类书中采撷篇目,注重故事情节奇趣性的倾向,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太平广记》编者对笔记小说与正史文集有着初步的区分。     

现代汉语成语释文应正确反映义项的演变

现代汉语中的成语,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为传统成语,是由古代、近代发展、演变而来。因此,释文中就存在着反映义项的古今变化问题。近年来出版的几部词典对这个问题均相当重视。这从释文中有“原”“本”“后”“现(今)”“也(又)”这些标志变化的字眼儿可以看出来。但从这几部词典中的一些条目看,释文要正确表现义项的发展演变,还有不少问题尚待研究,这里提出以下几个问题,希望同志们教正。     

“大石”、“小石”考辨——兼论“大”、“少”二字之含义

居延汉简中有关食粮计量的“大石”、“小石”问题,解说纷纭。有人以为(?)单位为大石,计算粟的单位为小石,大石小石並非在量上有所不同”(《考古》(?)期50页)。陈直先生指出:“居延吏卒发康给以粟为原则,用大小石不同的升斗(?)二石者为大石,发三石三斗三升少者,则为小石。……‘少’即小字”(《考古》8期38页》。     

两辞书“任中敏”条释文有误

近年出版新编辞书收“任中敏”条而释文有误者凡二,一为《中国戏曲曲艺词典》(上海艺术研究所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上海分会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81年9月第1版),一为《中国文学家辞典·现代第二分册》(北京语言学院《中国文学家辞典》编委会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前者释文云:“戏曲理论家、教授。原名任讷,笔名二北、半塘,……历任广东大学(今中山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扬州师范学院等校教授。……现在南京大学任教。”(见291——292页)后者谓其为“文学研究所特邀研究员”(见268页)。按:任老名“讷”,字“中敏”,“原名任讷”之说欠妥。任先生从未在南京大学或其前身任     

《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卷叁)释文校正

通过对《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卷叁)释文进行校勘,侧重校正原释文的文字误读,缺字的补充问题,使墓志释文更加准确,以便科学利用这批珍贵的出土文史新材料。     

五四运动中的两个史实

许德珩同志在1979年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的日子里,连续发表了《锄奸不惜死,来把中国救》(《红旗》1979年第5期)、《纪念五四话北大》(《北大学报》1979年第2期)、《在五四运动的激流中》(《百科知识》1979年创刊号)等回忆文章,详实地记述了许多史实,学习以后,我们获得了很大教益。 由于事隔六十年,有的具体情节在回忆中难免有所出入。这本是常见的事。为了“把五四运动的历史写成信史”,这里提出许老两处误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