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整合模式的转型与社区发展

在中国社会的转型和变革时期,在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所形成的以企业为基础的社会整合模式已经不能发挥有效的整合作用,适时地转换社会整合模式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在我国社区结构的分化过程中,社区将会成为社会整合的重要基础。因此,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应充分发挥社区的社会整合作用,并且逐步建立起以社区为基础的新型社会整合模式     

从社会心态变化看民众对社会共同理想的认同

社会心态作为一段时间广泛存在于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它可以从深层次折射出民众对社会共同理想的态度。当前存在的一些危险的社会心态已经体现出了民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和对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等社会共同理想核心内容的认同危机。面临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的严峻考验,我们需要在利益整合基础上实现社会心理资源再整合,通过"心态和谐"增强"社会认同",进而增强民众对社会共同理想的心理归属与自觉实践。     

现代化中的八大关系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把现代化与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统一过程来认识,必须把握外源现代性冲击与内源现代性成长、城市现代化与农村社会基础变革、传统优势发挥与现代社会发展、现代化建设与后现代挑战、精英价值选择与民众实际期望、政府主导与社会转型、效率追求与公平诉求、工具理性与道德价值等多方面的关系,并在现代性迅速成长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消除现代性分裂导致的社会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生活方式的变迁与道德文化的调整

社会的转型使得传统社会人们生活方式的封闭、僵化和保守逐渐向现代社会的开放、变革型的生活方式过渡。这种过渡引起了人们道德文化变革的需求。然而道德文化理念在许多方面还停留在与一元社会相契合的水平,并没有从总体上应答现代社会转型所提出的新要求。因此,人们生活方式由传统到现代的变化,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道德文化的调整。     

“需求与应得”:中国构建适度普惠型社会的前置导向及整合

当前我国已进入经济转轨期和社会转型矛盾多发期,面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层出不穷,不仅要关注群众的需求,还要寻求价值、实现公民的社会权利等.实现适度普惠型社会两个重要的导向因素:需求与应得,即补缺型的和普惠型的因素,从而为构建适合中国未来发展的适度的普惠型社会对其进行整合.从而使我国社会政策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最终目标便是建立公平、公正、幸福的社会.     

20世纪上半叶地方基层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初步转型——以赣闽粤三边地区为例

20世纪上半叶赣闽粤三边地区基层政府的社会管理,在行政机构设置的专业化,民众组织和社会整合的社区化、社团化与行业化,对社会经济的管理重在引导与服务和重视社会公共设施建设等方面,均不同程度呈现了与传统政府管理职能的不同特点和逐步向现代社会缓慢转型的趋势。在中国自清末"新政"开始的自上而下推进改革和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它构成了该地区百年来社会转型历史进程中一个不应忽视的阶段。     

论社会转型加速期西部民族地区的政治稳定

西部民族地区社会转型加速使西部地区的社会结构、民族关系和民众的政治参与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各种矛盾和冲突空前激烈,对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稳定构成了极大威胁。应整合西部地区的社会结构,进一步推进西部开发,解决各宗教之间、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巩固和发展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加强政治制度文明建设,为西部民族地区政治稳定奠定社会基础、经济基础、文化基础和制度基础。     

中国人人际交往中的结构性压力及其策略选择

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儒家道德伦理体系是按照主-从关系来设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由此形成了中国人人际交往中的偏正人际关系结构,它使得中国人人际交往面临着巨大的结构性压力.为了化解这种结构性压力,中国人既采取替代、强迫或暴力、减少需求或放弃等多种多样的普适性策略,更发展出了人格屈从这一独具中国特色的行为策略.在所有这些策略中,人格屈从最具中国特色,也被中国人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中国社会里一种独具特色的社会文化现象.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和现代意识的逐渐深入人心,代表传统社会的偏正人际关系结构将会逐渐被一种平等的人际关系结构所取代,人际关系和交往将会逐渐变得更加平等和谐.     

民间组织在社会转型中的社会整合作用

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是一个总体性社会,与之相适应的是单一的国家整合模式。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的转型,一种新的社会整合形式即民间组织整合模式应运而生,在社会转型中发挥着积极的社会整合作用:统一思想、凝聚人心的价值整合作用,协调不同主体的利益整合作用和统一人们行为的规范整合作用。     

转型时期中央与地方关系建构的动力系统分析

转型时期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日趋多样化的民众需求 ,使得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改革已成为当前政治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这种关系的改革在现实政治中虽然受制于诸多阻力 ,但由于社会转型所孕育的一系列动力因素的积极推动 ,使得两者关系朝着健康方向发展 ,其中动力因素主要包括良好的外部环境 ,市场经济的驱动、地方民主力量增长、科技的迅速发展以及入世的要求等几方面内容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民众心态疏导模式研究

本文在研究美国社会转型的发展史、美国近现代社会"进步主义运动"、宗教改革、社会科学思想和美国现代心理咨询技术的基础上,吸收其对当前我国民众心理疏导有意义的内容。研究我国社会转型期民众的负面心态及社会冲突问题,并且用社会心理学理论分析了民众的心理问题。介绍了适合当下民众心理特征的中国式心态疏导模式——四轴一点心态分析图,社会小组活动法、信仰再塑法、马斯洛双重无意识人格心理训练法。     

现代性进程中的乡村社区记忆:式微与重建——以陇中地区上河村为个案

伴随着商品农业的兴盛,村庄内人际交往关系逐渐理性化,村庄公共生活退出了日常生活实践,这既削弱了传统的乡村社区文化,也从根本上消解了传统乡村社区本身,乡村社区记忆逐渐式微。乡村社区记忆的重建需着眼于社会基础、动力系统以及主位文化等维度。     

转型期社会心态方面存在的问题、特点及对策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社会转型的同时,社会心态也在转型和重组。当下我国民众的社会心态的主流是积极、健康、向上的,趋于开放进取、理智成熟、多元包容。但同时,社会心态的一些方面也已出现了失衡的倾向：一是民生问题突出,引起＂群体焦虑＂,影响到民众对政府公信力的看法;二是腐败现象的增多,引发不满情绪,影响到民众对干群关系的看法;三是贫富差距不断拉大,造成心态失衡,影响到民众对社会公正的看法;四是利益诉求反映渠道不畅,导致社会心态恶化,影响到民众对政府信任度。为此,培育积极健康的社会心态,是当前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全党全社会工作亟待研究解决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当前,应着力在保障民生需求,协调利益关系;做好群众工作,维护群众利益;加强社会建设,完善诉求表达机制;强化舆论引导,巩固主流思想舆论;夯实制度基础,避免和消除消极的社会心态几个方面下功夫。     

当前我国人际交往格局及其完善

由于主体需要、社会转型以及技术变革的深刻影响，我国人际交往呈现出基因纽带式同心圆结构、利益相争式连环状结构、信息共享式网格状结构多元并存的格局。我国人际交往“三重结构”的运行机制各不相同，在调节人际关系方面各有其自身的局限性。要完善我国人际交往格局，培育人际关系新生态，应从提升主体素质、进行价值引领、开展现代治理、善用网络技术等方面着手。     

论中国社会转型中的政治信任及修复机制

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中国，由于受到经济体制转型、政治权威合法性转换及民众主体意识日益增强等因素的影响，政治信任面临流失的困境。因此，如何修复社会转型中的政治信任成为当务之急。研究表明可以通过三方面修复政治信任：一是基于归因理论的民众认知修复，二是基于社会平衡过程的关系修复，三是基于情景因素的制度修复。     

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价值认同分析

价值认同是民众政治认同的前提,而意识形态是政治价值的核心内容,也是政治权威合法性资源中最为基础的部分,它为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提供道义上的诠释.在社会转型时期,我国民众价值认同资源出现某种流失,因此,意识形态如何适应社会转型的要求,进行价值整合就显得十分重要了,而整合的关键是意识形态要具有包容性,不断满足不同社会阶层的物质与精神上要求.     

微信的传播学观照及其影响

微信已经成为手机用户的一种生活方式,开启了移动互联网传播的新时代。从拉斯韦尔"5W"模式来看,在微信这种基于关系的病毒式传播中,所有对信息感兴趣的人都是传播主体,他们整合手机和QQ中丰富的传播资源,借助文字、语音和视频等富媒体介质,有选择性地将一些碎片化的内容,定向传播给窄化的"朋友圈",以增强人际交流,提高社会"湿度"。     

社会资本视阈中“民众导向”治理模式探析

基于我国政府行政在活动依据、服务功能、绩效评价等方面出现新的变化和发展,产生了"民众导向"治理新趋势。"民众导向治理"模式的拓展,逐渐彰显了其在行政活动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与此同时,"民众导向"治理模式的选择和发展也面临许多局限,社会资本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则为解决相关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文章将立足"民众导向"治理这一新趋势,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切入点,探究我国"民众导向"治理模式的选择和发展过程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塑。     

建国以来农村社会整合模式的历史变迁及经验启示

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通过政权的下沉和土地制度的变革,实现了对农村社会的多次整合,分别形成了建国初期的革命化高速整合、政社合一的动员型高度整合、改革开放以来以制度重建为核心的释放性整合等整合模式,积累了社会整合与农村建设的丰富经验。本文通过对不同时期整合模式的回顾和总结,分别从土地制度变迁、基层民主发展和农民组织化建设等方面探讨了适合新时期新农村建设的社会整合方式。     

民国医疗制度变革的理想与实践(1930—1949)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医学界有识之士的极力倡导下,民国政府逐渐变革医疗卫生体制,施行公医制度,确立了以传染病防治为重点的疾病防治模式,疾病控制策略也开始由个体转向群体、由民间自发到政府组织转变。抗战时期,公医制度在抗战大后方得以实践并取得一定的成效,加速了中国医疗制度由传统医学向现代医学的过渡,但也存在公医制度设计理想未能很好满足当时社会现实医疗和防疫需求和民众观念契合程度不高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