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住房制度改革 促进鞍山经济发展

鞍山市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工作多年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特别自1996年以来的10年中，发展迅速。逐步建立起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切合我市实际的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和社会住房保障体系，有力地促进了鞍山房地产事业和经济的发展。在建立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公有住房出售、租金调整、安居工程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住房分配货币化、发展住房金融等方面整体推进、不断深化，多次被国家、省评为“全国房改和房地产业管理先进单位”“房改工作先进城市”、“安居工程先进实施城市”、“房改优秀单位”等。     

制度变迁的交互作用及其分层效应——基于单位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的分析

在我国城市社会,住房是影响社会分层的一个关键因素.在渐进式改革的背景下,单位制度与住房制度产生交互作用,导致住房产权的获得既有单位因素,又有市场因素.住房产权的获得方式不但影响到家庭的经济利益,而且还会通过居住隔离、子女教育和就业分化产生系列衍生效应,导致阶层的代际传递.     

社会分层、城市住房消费与贫富分化——基于CGSS2005数据的分析

文章以住房消费为切入点,对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关系的争论进行了再探讨,研究发现,在社会转型期,随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发展,人力资本在市场体制中利益回报提升的同时,政治资本也在再分配体制和市场体制中继续并同样得到利益的满足,社会分层的再分配机制一定程度上还在延续,而市场化机制也同时在并行地增长着。城市居民之间的住房消费存在着贫富分化的趋势,住房改革制度的分割性使住房改革加速了中国的贫富分化,强化了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割。     

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绩效实证研究

城市住房制度改革20年以来,住房制度改革一直是大众关注的焦点,对改革质疑之声不断,政府对原来的制度设计也作出了修正,住房制度改革向纵深推进。为了克服定量研究不足的缺陷,为进一步改革提供科学依据,文章通过建立计量模型,具体分析了住房制度改革的各项措施在改善中低住房水平中的边际效应。研究表明,购买商品房等市场化改革措施的边际效应明显,而购买经济适用房和租赁公有住房等非市场化改革措施的效应近似于0。因此,未来的改革应该继续坚持市场化的改革方向,同时辅以政府的住房保障。     

住房改革与利益单位化——以我国1986年至1988年间的“住房贱卖”事件为例

文章以1986-1988年发生在我国部分房改试验区的"住房贱卖"事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政策文件、媒体评论的分析和对单位制度的研究,指出"住房贱卖"事件产生的原因主要来自市场改革导致的利益单位化影响和单位变通方式在房改过程中的具体运作."住房贱卖"事件预示了在房改过程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政府与企业单位之间的权力在发生转移.中央政府控制住房资源的权力范围逐步缩小,但相应也缓解了由于住房改革所遇到的压力,尤其是中央政府执政的合法性不会轻易受到普通民众的质疑,然而地方政府在扩大权力的同时却承担住房改革的风险.     

我国城镇居民住房制度:历史变迁及改进对策

我国城镇居民住房制度改革是国家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和加快住房制度建设,是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需要。20多年来,我国城镇居民住房制度改革采取积极稳妥、不断深入、有目标、有步骤的方式进行,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和积极的进展。我国城镇居民住房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住房制度,实现住房商品化、社会化。     

住房制度改革与城市弱势群体基础教育机会

就近入学的基础教育政策对于维护城市社会成员相对公平的教育机会曾经发挥了积极作用。住房制度改革以及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实施引起的城市社区的分化、基础教育资源的不均衡配置使得弱势群体子女在获得基础教育方面处于劣势地位,从而导致了城市弱势群体的自我复制。为此,地方政府应当关注住房制度改革与基础教育制度之间的交互作用,在城市规划、保障性住房建设过程中均衡基础教育资源配置,目的是通过政策和市场手段保证基础教育机会的公平。     

城市住房体制改革与传统单位社区的底层化

在社会转型和城市发展的进程中,传统单位社区的演变被归因为单位体制变迁的作用结果。而在单位体制的变迁过程中,住房体制改革是促使单位社区演变的一个具体的、直接的动力机制。住房体制改革通过将住房从国家和单位所有转变为居民和职工所有,带来了对产权的确认和择居自由,导致了传统单位社区的杂化,并使其演变成为住房商品化体制下城市空间居住分化格局中的底层聚集区。     

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回顾与反思

自1980年中国住房制度改革启动以来的30年,中国由计划的公共住房体系转向了以市场为导向的住房供应体系。文章从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历程入手,在总结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取得成效的基础上,对政府终止住房实物分配福利体制的、货币化住房分配、市场化和社会化供给住房体系等各阶段进行学理分析,对政府住房制度改革的结果与干预目标进行对比分析,认为中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是一个市场化、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方向的改革,这成为解释中国当前住房领域房价飚高、职工住房消费能力与市场房价严重脱节,以及中国住房不公平现状的逻辑起点。     

住房保障中的福利政治与政府行为——以“后单位社会”为背景

福利政治蕴含着福利资源配置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通过在社会结构框架中的实践呈现出来.以往我国反映这种权力关系和结构特性的是单位制度.目前,单位制度对城市社会的影响逐渐减弱,但并未完全消失,因此呈现出“后单位社会”的特性.“后单位社会”的住房保障中新旧体制和新旧结构性因素并存,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处于动态建构的状态.政府在联合社会力量推进住房保障的过程中,产生了体制复归和体制创新两种后果,这两种效果是当下社会福利政治的独特表现,应予以辩证理解和科学把握.“后单位社会”福利政治的目标首先是社会成员具有表达并实现权利的组织载体,其次是社会组织在福利资源配置中处于平等的地位.     

社会排斥理论与中国城市住房改革制度

社会排斥理论主要研究社会弱势群体如何在劳动力市场以及社会保障系统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 ,而日益成为孤独、无援的群体 ,并且这种状况如何通过社会的“再造”而累积和传递。当代社会排斥理论关注的焦点是社会机制、社会产品分配以及社会关系三个大的维度。社会文化、社会结构、国家政策、现存的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因素制造社会排斥 ,而社会的流动率则可以反映社会的排斥程度。住房本身并不制造社会排斥 ,但是与住房有关的制度却制造社会排斥。 80年代以来 ,中国住房改革政策涉及六个方面 :推行住房公积金 ,买房给优惠 ,提租补贴 ,建设经济适用房 ,实施住房货币化补贴以及廉租房 (城市平民的解困房 )。然而 ,这六个主要的住房改革制度都体现了社会结构本身的排斥性。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一方面被现行的劳动力市场排挤 ,另一方面又更多地被排除在国家的“住房福利”分配体系之外     

中国住房发展与制度改革的目标取向——建立城乡一体的中国住房体系

住房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住房制度对住房问题的解决发挥着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目前我国农村住房大量空置,城镇住房供应总体不足,农村和城镇内部均面临住房分布严重不均的局面。我国城乡住房制度存在严重的分割和不足,尽管农村住房制度曾经适应过去的国情,城镇住房制度自改革开放以来也进行了多次改革,但都已难以适应未来城乡一体、城市中国的发展目标。应通过构建城乡一体的住房制度体系、住房供应体系、住房基本制度和配套制度,政府与市场相结合,共同推动我国住房制度改革和住房市场发展。     

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城市住房制度变迁与住房属性演变

住房制度变迁经历了住房福利模式阶段、住房福利模式向住房货币化推进的阶段、社会转型新时期的城市住房制度阶段.伴随着我国整体社会机构、身份结构、个体价值观等方面的转换或改变,不同住房制度阶段的住房差异和住房属性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住房市场化的推进,住房的投资属性逐渐凸显,居住属性受到严重挤压.党的十九大以来,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发挥住房保障的兜底功能,住房居住属性开始回归.住房属性的演变进程表明党和政府为打造公平的住房格局、增进民生福祉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政府和相关部门要牢牢把握住房的居住属性,正确引导公众的住房消费观念,探索解决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的长效机制.     

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城市住房制度变迁与住房属性演变

住房制度变迁经历了住房福利模式阶段、住房福利模式向住房货币化推进的阶段、社会转型新时期的城市住房制度阶段.伴随着我国整体社会机构、身份结构、个体价值观等方面的转换或改变,不同住房制度阶段的住房差异和住房属性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住房市场化的推进,住房的投资属性逐渐凸显,居住属性受到严重挤压.党的十九大以来,党和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发挥住房保障的兜底功能,住房居住属性开始回归.住房属性的演变进程表明党和政府为打造公平的住房格局、增进民生福祉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政府和相关部门要牢牢把握住房的居住属性,正确引导公众的住房消费观念,探索解决大城市住房突出问题的长效机制.     

住房改革理论与实践：一个文献综述

我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从住房实物福利分配到住房商品化,始终围绕住房的保障属性和商品属性展开。依照住房制度改革的历史进程,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住房改革理论与实践进行回顾和梳理,展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居民住房需求的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轨迹。这对进一步完善城镇住房保障制度建设和规范住房市场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住房商品化与中国城市阶层空间分布的重构

“同质聚居”是社会分异的自然结果。但是在福利分房的制度下,住房与社会阶层之间的联系被人为地压制了。住房商品化赋予了人们择居的自由,从而引发了中国城市各阶层在空间上的聚集。城市阶层在空间上的聚集适应了城市居民空间分异的要求;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因空间位置的不同,而产生的社会资源占有上的不平等的社会问题。     

美国公共住房政策的演变与启示

美国公共住房政策经历了几次重大转变。由最初作为增加就业的辅助方式,到后来成为住房援助的主要方式,再到其核心地位的逐渐淡化,这些变化表明美国确实在解决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上进行过多次尝试。纵观这些尝试,可以看出,虽然公共住房建设是弥补中低档住房短缺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但单纯依靠公共住房建设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的。了解美国城市住房政策走向,探讨解决低收入住户住房问题的途径,进而为我国城市住房改革提供借鉴,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农村住房制度：特点、成就与挑战

农村住房制度是中国住房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具有突出的自然经济性质和较强的计划经济性质.它受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根本制约,并且自改革开放以来变化缓慢.在这一制度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住房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也遭受了一系列挑战,其中主要包括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以及住房产权在各种不同主体之间的流转.我国虽对农村住房制度进行了增量调整,但它不足以应对挑战,农村住房制度需要走向存量改革.     

排斥与融入:低收入农民工城市住房困境与住房保障政策

低收入农民工城市住房问题是应当引起社会关注的重要社会问题。根据统计局对农民工的调查以及行业分类,本研究将低收入农民工职业合并而后分为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和自由职业,采用问卷法、深度访谈法、文献法收集资料。通过对问卷资料和深访资料分析发现:低收入农民工因行业不同而呈现在住房面积、住房形式、住房内基本设施困境程度的不同,他们的住房质量低于城市居民最低标准。从社会排斥视角来分析,低收入农民工因行业不同而呈现在城市户籍制度、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城市租房市场、城市建设规划四个维度上被社会排斥程度的不同。排斥低收入农民工的多项制度互相嵌入,强化了低收入农民工被社会排斥的困境,形成制度性社会排斥,阻碍了他们在城市的社会融入。我们要改革户籍制度、住房市场政策、住房保障政策和城市建设规划政策,以实现低收入农民工的社会融入,满足他们的需要。     

住房体制改革与基于财产的社会分层秩序之建立

在以国有企业为重要实践主体的中国城市住房体制的改革过程中,通过将住房从公有转化为职工所有,住房体制的改革将实物分配制度下形成的基于权力和身份的住房不均等结构从产权上固定下来,这不仅维续并再生产了改革前形成的住房分层秩序,而且构建了一种新的基于财产的住房分层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