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视野中的基督教文化——以老舍为中心

基督教文化是中国现代重要的文化现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多作家与基督教文化有或亲或疏、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并将其纳入艺术视野,用不同的艺术方式表现基督教文化对于现代中国人生活和思想情感的影响。老舍曾经领洗入教,参加教会开展的一些活动,其文化心理及文学思想、艺术思维均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塑造宗教形象,表现宗教人物在现代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为,张扬耶稣的人格精神,是其创作的重要内容。但同时,老舍也通过传教士和教徒形象塑造,对基督教表示了明确的批判和拒绝。老舍对基督教文化的态度,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国现代作家的思想和情感倾向。老舍对基督教文化的接受与拒绝、赞赏与批判是同他的爱国热情、救世救民的人生追求联系在一起的,是与他改造国民性格、检讨传统文化、促进民族文化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联系在一起的。     

一个神化了的艺术形象——试析《圣经》里的耶稣

根据基督教教义,耶稣是基督教的创始人。有关耶稣的生平业绩在《圣经》的四个《福音书》中都有非常详细的记载和描述。至于耶稣故事已流传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耶稣已超越了基督教文化的范围,超越了时空,也超越了所有文化和语言的疆界。     

论新时期以来中国基督教文学的死亡书写

中国基督教文学主要通过融通海德格尔的死亡哲学和基督教文化精神,于耶稣之死和自然律动两个向度来探寻死亡与生命的辩证关系。用＂爱＂超越死亡,＂爱＂是生命的牵引力。这种神性写作在当下是一种有意义的表达。     

丝绸之路艺术中的复杂文化元素——亚美尼亚“耶稣受难”挂毯中的蒙元文化

亚美尼亚埃奇米阿津教堂中现存一幅13世纪的挂毯,呈现的是耶稣受难的主题。耶稣受难图本是基督教艺术中极其普遍的题材,但这幅画像却有特殊之处,图中的耶稣及罗马士兵的形象酷似蒙古人。通过解读图像,发现基督教信仰体系之外的东方异族人出现在一个传统的宗教艺术图像中,其背后包含着13世纪亚美尼亚与蒙古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也表明古丝绸之路上的艺术现象承载着丰富的历史内容和复杂的文化要素。     

鲁迅象征创作的意象资源及独创性

鲁迅象征创作的意象资源需从同代作家的创作共相与中外文化两个角度考察。从前者看 ,鲁迅与时代话语保持了互动关系 ;但他将分散于时代话语中的象征要素结合起来 ,完成了关于一个时代也是关于一种文化的象征建构。从后者看 ,佛教、基督教、儒家、道家均对鲁迅的象征创造有影响 ,而尤以佛教之地狱、基督教之耶稣形象影响至大。鲁迅的象征创造突破了“香草美人”的传统模式 ,将中国象征文学带入了一个现代时期。     

本土化:晚明来华耶稣会士的传教方法

耶稣会是天主教改革中出现的一个宗教会众。耶稣会士本质上是基督教人文主义者。本土化是耶稣会士,从圣方济沙忽略、范礼安、罗明坚到利玛窦等传教士们在中国进行传教的重要方法之一。本文试着从历史、文化、思想与宗教的角度对这一现象作了具体阐述     

论俄罗斯宗教文化的特点——以《大师与玛格丽特》为例

东正教是俄罗斯的国教,整合了基督教和俄罗斯多神教元素而成。《大师与玛格丽特》是苏联作家布尔加科夫的经典作品之一。作品以《圣经.新约》彼拉多审判耶稣的故事为原型,以撒旦及其随从降临莫斯科为主线,对上帝存在与否、生与死、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等宗教性主题进行了探讨,塑造了一个全新的魔鬼形象,书写了一部"魔鬼的福音书"。作品描写的虽然是基督教的主题,却在不经意间总能见到多神教的影子,彰显了俄罗斯文化的特点。     

基督教义中国化与太平天国起义

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格格不入,仅以它那种无论男女老少,长幼尊卑都同在一个教堂里顶礼膜拜,加上耶稣受难的裸体十字架,以及圣母玛利亚半袒胸的画像,就足以使少见多怪的人们瞠目结舌,使封建卫道士掩面痛泣;①既然如此,为什么受基督教义影响而创立的拜     

基督教史学的建立

在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兴起起到主导作用以前,即使是世俗的历史研究者也不能忽视耶稣被钉上十字架后的几年里,在巴勒斯坦所发生的事件对西方文化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意义。现在以耶稣复活为信仰的基督教已经出现,其取得人们普遍熟悉的形式的速度之快,必然会使史学家感到震惊。     

耶稣传记中的“道成肉身”

从19世纪开始一种通过写耶稣传记来对基督教教义进行思考和批判的方式大行其道。这一现象主要是基督教＂道成肉身＂教义对耶稣神人二性的独特规定造成的。耶稣传直接把矛头指向了基督教赖以产生和存在的核心教义＂道成肉身＂,完全否定了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圣子逻各斯化身的可能性。耶稣传把基督教信仰的神降低为一个普通的人,因而具有了基督教批判功能。但是由于耶稣传作者们宗教立场和所处时代及社会背景的不同,他们对＂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的否定程度和否定角度也不尽相同。     

文化碰撞与精神遇合——论五四女作家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历史语境

五四女作家大都受过良好的基督教文化教育,自身都有着皈依基督的经历,因而常常用赞赏的心态礼赞耶稣.她们是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中接受基督教文化的,既有社会客观存在的原因,即特定的社会、思想和文化语境,又有源自主体本身的审美认识和心理需求,即个人独特的身世经历和情感体验.把她们置于基督教文化背景之下,分析她们接受基督教文化的历史语境,有利于我们把握她们的创作个性以便拓展女性文学研究.     

什么样的人最智慧——文艺复兴哲学家斐奇诺论苏格拉底

斐奇诺不光强调苏格拉底的智慧,还重视他作为"人"的有限性。作为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他认为这一有限性只有上帝可以补足。在他的笔下,苏格拉底终身致力于治愈人的愚昧,真诚地承认自己无知,有助于虚心接受神的指引,从而巧妙地将其与基督教教义融合,斐奇诺特别强调苏格拉底的道德教育实践,认同他的爱和哲学的教育。他还将苏格拉底类比于耶稣,认为他是耶稣之前的基督徒,极大地改写了苏格拉底的形象。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苏格拉底,特别是斐奇诺笔下的苏格拉底,被当做耶稣式的哲学家,成为新时代的精神英雄,也即最智慧的人。     

试论基督教对青少年时期的冰心及其创作的影响

冰心一生与基督教关系密切。本文试图通过对有关史料、作品的梳理分析,探寻基督教(耶稣)在冰心的信仰皈依和人格形成、爱的哲学构建以及圣女形象塑造过程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以此印证冰心个人生活近百年的历史轨迹与心路历程。客观地说,基督教对于冰心应当是有限范围的重要影响,并因其生活时期的不同,这种影响的程度也显现出强弱的不同,而青少年时期是冰心受基督教的影响最强的时期。     

中国乡土文化视域里的耶稣降世——以近代华北天主教为中心

对耶稣降世的信仰是天主教用来判别信徒是否确立了基督信仰的一个标志.因此,理解耶稣的降世及其与天主的关系是信仰基督的逻辑起点.天主教会及其教义对此有"圣神(灵)感孕"说和"道成肉身"论两类解释.中国乡土文化中的感生神话、神灵转世传说及伦理观念,中国近代乡土社会的天主教民对耶稣降世教义的理解、接受与转化,折射出乡土教民信仰中的耶稣形象及其特色.     

冲突与接受: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家族观念

中国知识分子在与基督教文化的接触过程中,大致经历了这样的嬗变历程,先是竭力以儒家文化抵御基督教文化,接着是用儒家文化附会基督教文化,再是以基督教文化批判儒家文化.在这种嬗变的历程中,中国知识分子们在儒家文化规范下的家族观念不断地受到冲击、产生变化.在这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受到了传教士们思想的启迪,从而不断挣脱中国传统文化的束缚,努力走向近代化和现代化.     

关于圣诞

在基督教的传统中,圣诞节是为庆祝基督耶稣降生的节日。基督教徒相信,弥赛亚告知圣母玛利亚孕育了上帝的儿子耶稣。     

《野草》与基督教

鲁迅本人深受基督教观念的影响,他《野草》中的哲学思想有基督教因素。本文从四个方面探讨,一从鲁迅对耶稣形象重塑角度来看鲁迅的描述与《圣经》记载的似与不似;二看鲁迅对地狱的想象和对语言遭扭曲现象的考察背后的基督教因素;三是分析“过客”哲学与天国哲学乃至基督教“过客”精神的关联;四是论述《野草》反抗绝望后重回信、望、爱这些神圣价值之思路及其与基督教观念的联系。通过这样的探讨,可加深对《野草》哲学思想的理解。     

耶稣形象在西方美术史上的变迁

宗教与艺术的关系至为密切。耶稣形象在西方艺术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由最初的表意符号到神圣的代言者,再到饱含人性的光辉形象,进而到颠覆与超越的组合体,这一系列变化是随着社会文化思潮的变迁而不断演变的,这也与人类艺术精神由神圣到世俗、再由世俗到理想的发展方向是相一致的。本文通过梳理分析西方美术史上的耶稣形象,以期实现艺术、宗教和文化的互文性研究。     

历史的耶稣与信仰的基督

基督教神学理论不管向前发展得多么完美，它终究无法取代历史，因此它也无法阻挡人们对历史耶稣的探索。但历史研究终究还是历史研究，它也不可能为信仰者找到信仰的依据，从而提高或削弱人们的信仰。我们相信，基督教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将继续保持对神人二性的耶稣的信仰。结论虽离我们的理性要求依旧那么遥远，但任何一种武断的结论都将是一种冒险。最后，还是让我们持这种态度为好，“历史的归于历史，信仰的归于信仰”。     

福克纳小说创作与基督教文化

福克纳长期生活在美国南方,因此,他受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他的人道主义创作思想,也有着明显的基督教特征。但是,福克纳并不是基督教作家,在他的作品里并没有宣扬基督教教义。相反,他对美国南方加尔文主义清教和种族主义的批判,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同时代作家所不及的。福克纳之所以在作品中大量地引用《圣经》中的故事和传说,之所以使用了种种影射耶稣的手法,他的主要目的在于以此更好地深化作品的主题,丰富作品的表现力。他是站在基督教的立场上来批判基督教的,正是他笔下那些耶稣的影子,把基督教博爱仁慈的基本教义同他作品中加尔文主义者的罪恶暴行激烈地对立了起来,从而更为深刻地揭露了宗教的伪善,更加激发了读者对宗教庇护下的罪恶的愤懑之情,使他的小说愈发充满了痛苦与冲突,使读者置身于他所创作的起伏跌宕的感情波澜并为之感动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