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众传播与当代中国作家的身份确认

本文旨在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众传播对当代中国大陆作家的身份确认所产生的影响.文章认为,20世纪90年代迅速发展的大众传播对原有的以中国作家协会为核心的作家管理行政体制构成冲击,并消解和削弱了原有的文学评判的运作机制和标准,开始产生出更为适应市场机制和文化消费的体制,其突出表现是自由撰稿人群体的出现.而这些都表明,大众传播改变了作家身份确认的系统,将作家的文学创作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导入更为市场化的轨道,文学在此过程中也面临着新的困境.     

西晋作家群落对文学风格特色的影响

西晋文坛存在着多个作家群落,这些作家群落多是以当时政治中心人物或世族文人为核心,其成员依附于该类人物并围绕其进行文学活动.这样以当时政治中心人物为核心,集合了大量文坛精英而形成的作家群落在文学的传播过程中势必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西晋短暂统一、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作为社会中强势群体的作家群落更有能力将他们的生命体验和内心情感以文学或与文学相关的活动方式传播下来;更有能力使他们的文学创作倾向、文学观念成为当时文坛的主旋律,进而影响到那个时代整体的文学特色.     

规训与认同的话语实践——以1950-1957年现代作家选集的序跋为例

本文以"新文学选集"和"人文版现代作家选集"的序跋为研究对象,探究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规范和话语实践.在两套选集的序跋中,序跋作者对自己或他人思想的检讨和批评,对旧作的贬低以及选择、修改等,既是国家权力话语规训的结果,也是作家积极主动认同主流话语,重塑自我的必然选择.     

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期刊与新文学时代的建构

伴随着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终结和被"理想化",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90年代成为需要重新被定义的新的文学时代。90年代的文学期刊积极参与了对这一新文学时代的建构:首先,通过策划"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作品联展""联网四重奏"等栏目,集结了新的作家队伍;其次,通过对"新生代"作家的命名和阐释,发现了90年代文学的"质的内涵";再次,通过策划"文体实验室""凸凹文本"等栏目,试图在90年代生产出一种新的文体。无论是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倾向还是文学期刊直接针对文体的策划,都是对80年代形成的"纯文学"观念的再生产。就此而言,90年代文学期刊在建构一个新文学时代的同时,也完成了对80年代的"纯文学"观的确认。     

文学史上跨代作家属代处理的原则和方法——以元末明初代表性作家为例

文学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历史过程,并不一定会按照朝代更替而改变其发展路径。然而,文学史家又不能不将文学的历史发展分为若干段落来加以描述,以便呈现出各个朝代的独特文学风貌,揭示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于是,文学发展的历史与朝代更替就不能不产生联系,跨代作家的属代问题也就成为文学史家不能回避的问题。尽管文学史家在撰写文学史的过程中都会对跨代作家进行属代处理,但却很少有人对属代处理的原则和方法进行理论探讨,以致出现同一作家在不同文学史著中归属于不同朝代或同一时期的作家在同一文学史著中被分属于不同朝代的现象。跨代作家的属代处理应该遵循作家自愿归属原则,这不仅体现出作家的主体性,而且容易与其创作实践相关联,有利于确定此作家在文学史上的真实地位。在此原则指引下,寻找作家自愿归属的文字材料,发现作家进行创作的情感动因,发掘作品呈现出来的时代风貌,就成为跨代作家属代处理的有效方法。     

乾嘉之际女性作家的文学交游关系及其意义——以骆绮兰为例

乾嘉之际,女性文学圈里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闺秀作家的从师行为与结社活动.女性拜男性文士为师并且作为文学群体出现于公共领域,可以说标志着女性文学逐渐突破其家族性而强化了社会性.闺秀作家骆绮兰的文学交游活动就是典型的例子.作为一名随园女弟子,她通过袁枚等名士获取文学声誉并构建广阔的社交网.她甚至自由地走出闺阁与各界人物交流.同时,她还与各地的闺秀作家结社.其女性社团并不过多依靠男性"援助者"提供的人际关系而形成.这一切都说明此时女性作家自己已开始寻找途径与外界沟通.当然,骆绮兰所代表的女性文学活动的新模式当时并未得到全面认同.     

港台文学中的怀乡情结探微

港台文学是以港台作家群体的作品为代表的文学.这个作家群体既包括19世纪港台本地作家,也包括20世纪50年代一批因政治局势的变动而南迁到台港的作家.由于地理上与政治上等客观原因,长期以来怀乡一直是这批南迁作家为代表的文学中一个深刻而持久的主题,它在港台文学中有着多重表现,既表现为地理上的怀乡,也表现为文化上的怀乡和精神上的怀乡.     

忧患、写实：怀想中国的一种方式——50、60年代旅外作家与“新移民作家”小说比较散论

50、60年代旅外作家与80、90年代＂新移民作家＂是20世纪继＂五四＂时期大规模的留学浪潮之后两个大的移民作家群体,移民后的＂离散＂状态使得他们的小说呈现出对故国的共同怀想,凝重的写实是他们怀想中国的共同方式之一,在此共同方式之下,他们的小说文本又显现了群体的差异与个体的多样性。以华文文学史为背景,对这两个移民作家群体的小说进行比较,能彰显他们的群体差异、个体的独特以及＂离散＂状态下小说创作的独特意义。     

以蕉风椰雨介入台湾文坛的作家

从马来西亚到台湾定居或学习的马华作家,大部分能写、能评、能编,并以蕉风椰雨的异国情调成功地介入了台湾文坛。到了1990年代,旅台马华作家开始在台湾文坛大放异彩,以自己的"台湾经验"审视马华文学,在马华文坛掀起阵阵波浪。其中从婆罗洲走来的李永平,不断在"中国化"朝圣的道路上前进。他创作的中国原乡、中国母亲、中国文字,成为他艺术世界里的三位一体,构成了他与众不同的写作风格。     

异中有同的"通俗化"追求 --赵树理与张爱玲之比较

20世纪40年代处于不同政治区域内的民间作家赵树理和张爱玲,为了不同地域中读者的期待视野,选取了中国民间文化形态作为自己创作的价值取向,然而由于他们出身和生活经历的差异,致使他们接受了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学文本影响,导致其艺术表现方式的不同.赵树理填补了五四新文学在乡村社会留下的巨大空白,创建了中国新的民间形式;张爱玲以现代意识提升了传统都市通俗文学的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