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利益理论研究的建构主义转向

建构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温特在批判了主流学派基于无政府性和物质主义的研究范式后,基于整体主义和理念主义原则,实现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向。以研究范式的转向为基础,国家利益理论研究也实现了转向,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利益不是由物质性因素建构,而是由观念因素建构;在国家利益的内容上,建构主义认为应包括生存、独立、经济财富和集体自尊。建构主义的国家利益理论既有现实性,又带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的理性主义范式及其批判

“理性”是西方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是理解西方文明以及西方国家行为方式的关键点,也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因与“人是理性的”基本观点契合,与无政府状态下民族国家最大限度获取国家利益的需要及国际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相适应,当前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主导着整个国际关系理论学界。理性主义研究范式在解释以及解决众多国际问题方面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其价值理性的缺失以及对主体性的忽视、导致其现实解释力不足。     

论消费主义范式的理论转型意义

不同于传统的"生产主义范式","消费主义范式"把"消费"而非"生产"作为考察当代社会的主导视角,而在强调"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上,消费主义又与"社会学主义范式"密切相关,并呈现出"文化主义"的总体理论倾向.作为一种新的理论范式,消费主义是在西方消费社会转型中出现的,具有极其重要的当代性、现实性及理论转型意义.     

反观与重构: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研究范式

作为思想史阐释和分析的理论工具,研究范式潜在地规定着思想史研究的学术视野和分析方法。现有研究往往将现代启蒙主义置于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对立性框架之中,并引发了启蒙与救亡对立、信仰与理性对立等理论“并发症”。针对这种二元对立的静态化研究范式所带来的种种缺陷,有必要采取动态的关系考察范式,重构对中国启蒙问题的认知途径与价值评判原则:首先是确立“关系思维”的研究方法,其次在此基础之上着眼于对启蒙主义进行动态的考察。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之争及相关思考

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物质实力和观念建构二者在国际关系中所起作用如何的本体论问题之争始终存在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现实主义学派坚持物质主义本体论,建构主义学派坚持观念主义本体论,而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的物质和观念并重的本体论思想体现了唯物主义辩证思想,具有更强的科学性.     

刍议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政治参与的研究范式

近年来,对国际非政府组织国际政治参与的研究出现了跨学科、多元化的取向.依照其理论建构原则和内在框架,大部分研究可归为三种主要的研究范式:多元主义、跨国主义和集体行动.多元主义范式强调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游说,跨国主义强调直接的平行参与,集体行动则强调体制外的社会运动.它们在弥补传统国际理论不足的同时,在理论适用性、框架及其价值观等方面也存在着诸多值得进一步商榷的问题.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从论争到趋同——第三次国际关系学理辩论的终结

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第三次辨论的初始阶段呈现出范式间论战的特征 ,辩论出现了两个纬度 :理性主义范畴内各学派之间的论战和反思主义对理性主义的挑战。这些学派在国际关系的重大问题上表现出不可通约性 ,它们之间的论战成为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动力。后来 ,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论争逐渐成为第三次辩论的重心 ,并由此引发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但是 ,随着这一重心的出现 ,两派理论开始朝着趋同的方向发展 ,并终于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达成了高度的一致。学理辩论失去了批判和质疑带来的活力 ,趋同显示了辩论的终结。当然 ,这也为新理论范式的兴起提供了机会。     

试论创新文化及其主导范式

创新文化源自熊彼特创新理论。在我国 ,创新文化作为一个科学概念 ,是 20世纪 90年代末伴随着国家创新体系建设而提出的。创新文化是与创新实践相关的 ,以追求变革、崇尚创新为基本理念和价值取向的多种文化形态的总和 ,包括创新性的观念文化、制度文化和环境文化三个层面。在创新文化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三种主导性文化范式 :“新价值主义”范式、“创新型国家主导”范式和“产消合一革命”范式。“新价值主义”范式以创新主体为观测点 ,其动力源自观念革命 ;“创新型国家主导”范式以作为创新主导的“国家”为观察点 ,其动力源自国家的创新追求 ;而“产消合一革命”范式则以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为观察点 ,其动力源自生产关系与消费方式的变革。     

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

环境法与民法进行对话的实质,是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两种理论范式之间的对话。环境法与民法在问题意识、历史视阈、世界图景、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规范上存有重大冲突,实际上是民法采取的个人主义理论范式与环境法采取整体主义理论范式之间的差异所导致。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必要性源自环境问题构成现代法学普遍面临的现实挑战,更深层次原因源自环境法学与民法学自身的范式危机。环境法与民法进行对话涉及现有法律体系下,二者如何界分领域、分工;涉及面对同一现实问题时,如何对两种法律解决方案做出选择。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目的旨在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重构和范式整合;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有利于环境法学和民法学拓宽视阈、转换思路、价值重构、方法更新。在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双向互动的对话中,环境法学旨在借助民法的理论范式审视环境问题,为解决环境问题探寻新的出路;民法学的目的是研究环境问题如何影响了民法、民法学,而这恰是民法典立法急欲从环境法中获得的启示。界定环境法与民法,应尝试在新的法律部门划分理论下进行,应淡化“领域定性”观念而代之以“问题定性”观念;为解决环境问题,环境法与民法需要合作,以“公序良俗原则”为联结点,确立了二者在调整范围上的界分。     

浅析库恩范式转换的不可通约性

库恩提出了以范式概念为核心的科学发展理论,同时,提出范式转换不可通约性的思想,从而把范式转换神秘化。文章试图揭示范式转换背后的推动因素及其中介环节,提出在范式转换过程中存在着联系前后两个范式的过渡性的范式的观点,以解释科学发展的动态模式。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金瓶梅》中的"大官(儿)"

“大官 (儿 )”是明代《金瓶梅》以及其他一些小说、戏曲中出现频繁的一个称谓词。然而现今许多辞书对这个词或是失收 ,或是解释不够准确。该文通过考证古代多部文献 ,进一步解释了它的意义 ,并指出这个称谓词在历史演变中曾出现过的一种“泛化”现象。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儒家文化中"和""同"思想及其发展

“和”与“同”的思想随着先秦天下纷争的局面而出现,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背景,它首先是人们自然观在社会、政治、人生诸方面的伦理展开。“和”“同”思想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当代中国的重大战略任务。     

论儒学“人伦日用”化的路径及“例外”原则

从历史角度看,儒学按其实存的状态可分为"主流版"与"生活版"两种,前者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政令显学,后者为教化民众成为一个"好人"的隐学。分析儒学入"家"的路径,从中合理地引申出儒学"例外"原则,无疑对当下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于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研究的几个"点"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的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不过近年来却有较大的突破,但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重视."民族主义文学"与30年代的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海派及新感觉派等都存在着比较"纠缠"的关系.而这些都为我们较为全面地解读30年代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和独特的视角.     

从《庄子》内篇中“息”“止”等词的用法看《逍遥游》“六月息”的含义

《庄子·逍遥游》中“去以六月息”的“息” ,前哲时贤或释为“休息” ,或释为“气息 ,指风”。从对《庄子》内篇中“息”及与之相关的词的用法统计中可以看出 ,《庄子》内篇中 ,凡“停留 ,止息”都说“止” ,不说“息” ,“息”最主要的用法是作名词或动词 ,意为“气息 ,呼吸”。所以 ,这个“息”应采取第二种解释 ,“去以六月息”意为“(大鹏 )离开北海要凭借六月的大风”。     

试析“红五月斗争”中产生“左”倾的原因

党领导的东满地区"红五月斗争",使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在东满地区的"红五月斗争"中产生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但它不是"立三路线"的产物。     

"策问"中的"历史"--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一个侧面

“历史记忆”之延续构成晚清思想演进重要的象征,并明显受两个因素的主导,一是由“反满”所催生的恢复汉族的记忆;一是西方因素开启的关乎中国历史的记忆。“策问”作为参与国家考试时的答卷,无论是设“问”者还是应“策”者,大致都恪守于官方意识形态,分析“策问”中的“历史”,可以了解这些历史文本是如何想象“中史”与“西史”、接榫“历史”与“现实”的。由此,“历史记忆”在晚清中国如何延续,也通过具体的文本“呈现”出来。同时,由于“中史”与“西史”并非单纯时间意义上的“过去”,中西历史“会通”所催生的“历史记忆”的延续,也并不单纯,实际与立足于“反满”立场对历史的重塑,适成对照。由此,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多向度,也随之得以“呈现”。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