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职业搜寻渠道、职业流动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基于分位数回归和OLS回归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8年在北京、上海、天津和广州四个城市进行的问卷调查资料,使用分位数回归和OLS回归两种方法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研究发现,一般人力资本和企业特殊人力资本都对工资收入水平有正向影响。收入水平越高的工作,其人力资本的回报率越高。强关系是农民工最主要的职业搜寻渠道,但通过强关系找到的工作的工资水平显著地偏低。工资匹配理论和职业搜寻理论的理论框架更适用于对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分析,然而,和这两个理论的结论不同,工作流动并不能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     

市场潜能、有效边界与中国劳动力市场效率

文章基于新经济地理学D-S理论框架与空间计量方法,采用2012-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微观样本和省域面板数据构建多层次回归模型,从劳动者工资和就业二元视角界定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市场潜能空间边界。研究发现在全域空间上,市场潜能显著提升了我国劳动者工资和就业水平,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双重利好";在局域空间上,随着省域间隔距离增加,市场潜能难以持续发挥对劳动力市场的空间效应,在一定半径范围呈现出"边界效应"。分组来看,市场潜能对沿海地区的工资增收效应最大,其次是沿边和内陆地区,对于就业水平的改善在内陆地区最为显著;扩大市场潜能将有助于缩小高、低人力资本聚集区域的工资水平差距,改善低人力资本区域和群体的就业水平,不过市场潜能对高、低人力资本群体产生了工资"临界分割效应";高速铁路相对于普通铁路产生的"地理收缩效应"进一步提升了市场潜能对劳动者就业的边际增长效应,对劳动者工资边际增长效应弱于普通铁路时期,但整体效应仍然显著为正。综合而言,突破市场潜能有效边界进行"空间重塑"以及在有效边界内进行"空间修复",有效调节地区之间由于市场潜能差异而导致的工资水平和就业增长的差距,从而从整体上提升我国劳动力市场效率。     

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三群体研究

关于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问题,过去已有大量文献,但研究重点是农民工。这里把外来市民纳入观察视野,利用2008年"迁移和流动劳动力与中国大城市发展"调查数据,分析工资收入和社会保险参与的影响因素。主要研究发现:在工资收入上,不同户籍身份劳动者之间没有净差异;在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参与上,本市居民、外来市民和农民工参与的可能性依次递减。这意味着,工资收入已经基本上由劳动力市场决定,而社会保险参与依然与户籍身份有关。不过,这种关联方式已经从过去的城乡户籍身份歧视转向本地/非本地权益差异。     

劳动力市场化对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农民工教育收益率较低并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劳动力市场化指数,本文运用工资方程的多层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劳动力市场化及其主要维度(户籍管制和部门分割)对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约为3.19%,明显低于城镇职工的教育收益率;劳动力市场化对农民工教育收益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如果一个城市的劳动力数量配置指数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0.1,则该城市农民工的教育收益率将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30%;户籍管制放松是导致农民工教育收益率提高的主要原因,而部门分割在经过多年的国有经济改革后不再是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重要影响因素;随着农民工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劳动力市场化对其教育收益率的促进作用将愈发显著;与女性和体力工作者相比,劳动力市场化对男性和技术工作者教育收益率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随着劳动力市场化进程的推进,户籍开放度的省间差异大幅缩小,劳动力市场化的省间发展差异不再是导致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省间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政府部门应在大力发展农村地区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同时,积极推进劳动力市场化改革,这将有助于农民工教育收益率的显著提升,进而有助于农民工收入水平的显著提升。     

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及其工资差距——基于无条件分位数分解

本文基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S) 2002年、2007年和2008年数据,实证分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及其工资差距.研究发现:2002-2008年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有了很大提升;就业稳定性对农民工工资收入有正向显著的影响,但在不同的年份影响程度差异很大,在校正了就业稳定性的选择性偏差之后,该结论依然稳健;非稳定就业和稳定就业农民工的工资差距在2002年到2007年间减小,2007年到2008年间增大,并且主要由特征差异造成,歧视效应所起的作用逐渐减小:在不同的收入组中,造成收人差距的原因不同,人力资本效应随着分位数的提高逐渐增强,劳动力市场分割效应则相反.此外,文章还讨论了歧视效应在不同收入组中对工资差距影响程度的变动特征.     

金融危机冲击下的农民工回流问题研究——基于CES经济增长模型的实证分析

当前,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出现了近几十年来罕见的农民工回流现象。本文运用CES经济增长模型对新形势下农民工回流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城市产出水平、城市工资水平、资本价格、农村收入、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付出的成本、城市失业劳动力总量等是影响农民工回流的主要因素,并提出解决农民工回流问题的针对性措施。     

城市外来人口劳动福利获得歧视分析

文章以2008年四大城市的外来人口问卷调查资料为基础,对比分析了本地市民、外来市民和农民工在劳动福利总量及具体福利项目获得上存在的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并测算了外来人口所受到的歧视程度。结果表明,三群体在劳动福利获得上存在梯度差异;劳动合同和城市因素对各群体的影响均显著,农民工受人力资本和社会禀赋的双重影响,本地市民和外来市民则受雇主类型的影响较大;与本地市民相比,农民工和外来市民在劳动福利获得上均存在歧视,且前者所受歧视程度大于后者。与外来市民相比,农民工在社会保险参与率上存在歧视,但在假期获得上不存在歧视。     

劳动权益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8城市融合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8城市融合数据,利用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劳动权益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工劳动权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损害;接受技能培训、在流入地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能显著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超时劳动则显著降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政府应提升农民工维权意识,加大对用人单位监管力度;提升农民工受教育水平,提高农民工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建立和完善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险制度;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降低农民工市民化门槛,以提高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进程。     

农民工非正规就业选择研究

本文利用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进行的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研究调查数据,对农民工非正规就业的进入条件、就业影响因素以及就业效果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从事非正规就业的农民工相对具有更狭窄的社会资本和更少的工作初始投入;教育显著提高了农民工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概率,滞后一期的市场状态对农民工非正规就业选择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就业分流并没有导致农民工就业市场出现内部分层,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存在着强的自选择。     

地方品质与经济机会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基于CLDS 2016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采用条件logit模型实证考察了决定中国城际劳动力区位选择的区域和个人因素。旨在评估流动劳动力选择目的地时地方品质、就业机会和经济结构的相对权重,以及这些地方因素在不同类型的劳动力中的作用程度。结果表明:(1)地方品质对吸引迁移人口流入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大于就业机会带来的效应,迁移人口会倾向于流向地方品质更好的城市。(2)通过对比地方品质和工资水平对流动人口流向选择概率的影响可以计算得到流动人口对于地方品质水平提升1个单位的支付意愿约为9.70元。(3)从异质性检验结果来看,个人消费服务、地区基础结构和公共服务对本地吸引人才流入的能力均表现出显著的带动性;年轻一代和室内工作的劳动力群体更加注重环境因素的考量,对城市品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相比于地方品质,高教育水平劳动者受到高工资水平的调节作用更大。来自城镇的劳动者更加重视地方品质建设对自身带来的影响,而来自农村的劳动者更加注重工资报酬所带来的经济效用;流入内陆、淮北地区、特大、超大和高收入阶段的城市吸引劳动力受城市地方品质的影响效果更显著;流入内陆、淮南地区、大中小和中等收入偏上/偏下城市吸引劳动力受工资水平的影响更显著。     

信息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影响：机理与实证①--以辽宁省农民工为例

本文基于2014年辽宁6县市农民工调查数据,运用 OLS 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信息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合及其三个层面———经济融合、社会融合、心理融合的影响。结果发现,信息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合有正向显著的影响,对经济层面、社会层面的融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心理层面的融合影响不显著。此外,运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了不同城市融合程度下,信息人力资本对城市融合的影响差异,发现在城市融合程度较低时,通过增加信息人力资本可以显著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合。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所得结果与 OLS 回归相吻合。相应的政策建议：为促进农民工城市融合,应该根据不同人群特点,有针对性地加强农民工信息人力资本培训,提高他们信息人力资本水平。     

“刘易斯转折点”假象及其对“人口红利”释放的冲击

本文分析了当前普遍范围的用工荒是由于实际工资低于保留工资引起的农民工用脚投票结果。在此利用新家庭经济学单一模型理论分析这种经济行为是与简单单一个体预期效用最大化的经济行为相区别;农户以家庭为单位在金融资本及现代教育人力资本短缺的情况下通过家庭成员劳动力资本对外投资实施风险规避,在家庭内部实现收入分享,风险共担。这种经济行为带来的在工业制造和农业无法有效释放人口红利的结果,最终导致用工荒和环境负外部性以资本替代劳动的现代农业生产。     

基于地域、部门与行业差异的农民工工资歧视研究

农民工工资歧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严峻现实。在依据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中的2013年中国城乡工资的抽样调查数据基础上,从地域、部门类型及行业三个层面探究农民工工资水平及歧视问题。研究发现：1.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工资歧视程度呈现由高至低的阶梯状;2.在企业部门类型中的农民工工资歧视程度由外资向自由职业逐渐下降;3.在行业中的第一、二产业农民工工资歧视程度大于第三产业。     

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

利用多个高校的第一手调查资料,从工资水平、就业单位类型和主观满意度等三个方面测量毕业生的就业质量,并把大学生的人力资本分解为学术性人力资本和实践性人力资本,他们的社会资本分解为家庭经济性资本和家庭社会性资本,具体考察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质量.研究发现,大学生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他们工资水平和就业单位类型产生正向作用,但对就业的满意度则呈负面影响;另外,与社会资本相比,人力资本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的影响更显著,结合大学生就业质量现状,本文也讨论了研究结论的政策含义.     

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收入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山东省的调查

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为了了解农民工非正规就业收入的影响因素,本文对山东省17地市的农民工进行了抽样问卷调查,通过对479份有效问卷的Logistic分析,发现务工单位所在行业、单位所有制性质、单位距离、务工者的年龄和性别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务工收入,而农民工的婚姻状况、学历和是否有耕地对其收入无显著影响;调查采用描述性统计的方法进一步探讨了深层原因,进而发现农民工自身竞争力不强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基于此,建议相关部门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对农民工进行必要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农村工业化建设、搭建和完善农民工求职信息平台,以及给与农民工其他必要的创业帮助以增加农民工收入。     

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现状与困境：一项对建筑工群体的考察

农民工的城市融合问题是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社会问题,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已有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研究大多从个体层次出发,探讨社会资本因素和人力资本因素对农民工融合的影响。但却忽略了这个群体的制度身份对他们融人城市的限制,且未能从群体的层次将他们的现实处境与融合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的探讨。本文以建筑业农民工群体为例,从融合的社会经济维度探讨该群体城市融合的现状与困境,并提出以制度身份为基础的该群体社会地位的边缘化,才是阻碍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症结所在。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的考察

本文基于全国198个城市的样本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三个维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人力资本中是否参加过培训、培训次数、拥有的技能数以及技术等级四个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的影响。而学历水平没能通过显著性检验。社会资本中的外地同学亲戚数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数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而当地同学亲戚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心理资本中城市归属感、本地人态度、对城市同龄人看法三个变量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而对未来变化的预期及生活满意度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对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培育要切合其市民化发展的需要,增加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互动,加强对农民工的心理引导,促进农民工实现市民化的心理转变。     

中国农民工最新生存状况研究——基于765名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

调查表明,当前农民工的状况得到有效的改善,特别是工资收入有了明显的提高,拖欠问题有所缓解,政府给农民工提供的服务有所加强,但是农民工收入低、处境困难等基本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尤其是农民工比较强烈的市民化愿望也远远没有实现,所以必须在进一步落实各项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的同时,还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加大相关投入,逐步消除农民工市民化的制度障碍和资金困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     

Social Capital and Migration: How do Similar Resources Lead to Divergent Outcomes?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how migrant social capital differentially influences individuals 'migration and cumulatively generates divergent outcomes for communities. To combine the fragmented findings in the literature, the article proposes a framework that decomposes migrant social capital into resources (information about or assistance with migration), sources (prior migrants), and recipients (potential migrants). Analysis of multilevel and longitudinal data from 22 rural villages in Thailand shows that the probability of internal migration increases with the available resources, yet the magnitude of increase depends on recipients'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strength of their ties to sources. Specifically, individuals become more likely to migrate if migrant social capital resources are greater and more accessible. The diversity of resources by occupation increases the likelihood of migration, while diversity by destination inhibits it. Resources from weakly tied sources, such as village members, have a higher effect on migration than resources from strongly tied sources in the household. Finally, the importance of resources for migration declines with recipients' own migration experience. These findings challenge the mainstream account of migrant social capital as a uniform resource that generates similar migration outcomes for different groups of individuals or in different settings. In Nang Rong villages, depending on the configuration of resources, sources, and recipients, migrant social capital leads to differential migration outcomes for individuals and divergent cumulative migration patterns in co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