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存在的若干问题探析——以航空旅客运输消费者权益保护为视角

《蒙特利公约》于1999年5月28日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签署,该公约制定十多年来在理论和实践当中仍存在一些值得争议、思考以及未回答的问题,这些问题从某种程度上已关涉到作为航空旅客运输消费弱者一方根本利益的保护,因而有必要在此提出并作简要的论析,以促进我国的国内立法和司法实践。     

21世纪国际航空私法的新发展(下)——关于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航空责任运输立法的评论与分析

作为华沙国际航空运输责任体制一体化和现代化改革成果的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于2003年正式生效和适用,它是国际航空运输责任法已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标志。运用比较方法分析该公约与华沙体系责任规则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华沙责任规则的新发展,提出国际航空运输责任立法的重心已经从保护航空运输承运人利益转向加强保护航空运输消费者的利益,归责原则的客观化和赔偿责任的无限制已经成为21世纪国际航空私法发展的普遍趋势。     

21世纪国际航空私法的新发展(上)——关于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航空责任运输立法的评论与分析

作为华沙国际航空运输责任体制一体化和现代化改革成果的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于2003年正式生效和适用,它是国际航空运输责任法已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标志。运用比较方法分析该公约与华沙体系责任规则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华沙责任规则的新发展,提出国际航空运输责任立法的重心已经从保护航空运输承运人利益转向加强保护航空运输消费者的利益,归责原则的客观化和赔偿责任的无限制已经成为21世纪国际航空私法发展的普遍趋势。     

国际航空旅客运输承运人责任制度刍论

承运人责任问题是国际航空旅客运输规则的核心问题,其中承运人赔偿责任限额制度和归责原则是贯穿该问题的两条主线。为保护幼稚的民航业, 1929年《华沙公约》确立了以过错推定责任原则为归责原则的民用航空承运人责任制度并规定了较低的赔偿责任限额。1999年《蒙特利尔公约》在《华沙公约》的基础上全面提高了赔偿责任限额,引入了全新的严格责任制度、\     

论航空运输的侵权责任

本文分析了航空运输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 ,揭示了国内航空运输和国际航空运输的特征 ,并阐述了国内航空运输和国际航空运运输侵权责任所适用的不同赔偿标准。     

论民事权利保护与责任追究的边界——以《侵权责任法》第87条为例

责任与义务具有逻辑关系,侵权民事责任应当以公平而明确具体的义务为前提。民事权利保护与个体行为自由具有同等的价值,所以要注意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对民事权利的保护以及对侵权责任的追究要恪守一定的边界,这应当是符合法理和社会公理的渐进过程而不应不受节制地一味扩张。     

《侵权责任法》医疗损害责任归责原则研究

《侵权责任法》“医疗损害责任”一章根据医疗损害责任的不同类型,采取不同的归责原则,构建了一个以过错责任原则为基础,特殊情形下的过错推定以及无过错责任原则为补充的医疗损害责任归责原则体系,找到了综合受害患者、医疗机构和全体患者之间的利益关系的最佳平衡点,科学地处理了不同的利益关系.但是《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医疗损害责任归责原则体系并不严谨,在规范设计和语言表述等方面也还存在一些问题,缺乏应有的逻辑性和严谨性,可能会影响《侵权责任法》的准确解释和正确适用,所以还需要进一步的规范和完善.     

通用航空运输业务中消费者侵权赔偿责任——以与公共航空运输的比较为视角

随着中国通用航空事业的不断发展,通用航空民事损害赔偿领域法律规制的缺陷也日益凸显。中国通用航空的法律体系由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行政规范性文件组成。与美国以产品侵权责任为中心的通用航空民事损害赔偿制度相比,中国通用航空的民事损害赔偿具有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并重的特点：当事人既可基于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主张权利,亦可基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主张权利,而在两者竞合的情形下须择一行使。通过将中国现有规定与《蒙特利尔公约》中的相关规定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中国通用航空的民事损害赔偿制度存在着归责原则有待完善、缺乏有关赔偿限额的规定、强制责任保险适用范围过窄等主要不足。针对以上问题,建议中国《民用航空法》在对通用航空的规制中促进归责原则由无过错责任向过错推定责任与严格责任过渡,引入责任限额制度并扩大强制责任保险的适用范围。

     

《侵权责任法》医疗损害责任归责原则体系评析

《侵权责任法》第七章"医疗损害责任"立足司法实践,借鉴域外经验,创设了一般归责原则与特殊归责原则相结合的归责原则体系,有利于依法平衡医患利益与妥善解决医患纷争。这一体系的设计也存在一些问题,造成各种归责原则之间逻辑不清,界限不明,影响《侵权责任法》的准确理解与正确适用。建议有关部门尽快制定相关司法解释,为准确适用法律提供参考。     

浅析产品责任中对生产者的归责原则——对《侵权责任法》第41条的思考

2010年正式施行的《侵权责任法》沿袭了2000年修改的《产品质量法》中对产品责任的归责原则——严格责任原则。然而,将产品的缺陷责任笼统适用严格责任原则不太合理,只有将其缺陷类型进行分类对应归责原则,才能更好的保持市场经济的稳定持续发展,在充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同时不打击生产者的积极性。     

论用人单位侵权责任的统一与分立————基于法人侵权责任与雇佣人侵权责任的关系视角

我国关于用人单位侵权责任的制度安排经历了从“单一”到“分拆”再到“统一”的历史演进过程。《侵权责任法》第34条第1款“统一式”的立法进路打破了所有制形式的限制,也顺应了国际发展潮流。然而,简单划一的“用人单位-工作人员”主体模型呈现出复杂的责任样态,既不能在法律逻辑上周延自洽,又不符合民商法发展的现实需求,故应当将法人侵权责任从用人单位侵权责任中分立出去,借鉴公司法中的先进制度,建构起新型的法人侵权责任。法人对其工作人员的职务侵权行为承担责任并非基于传统的雇佣关系,而是两者之间的代理关系与代表关系。在代理关系中,科层制的组织关系替代了雇佣关系和控制关系,成为了新的职务联结标准;在代表关系中,代表人的行为被视为公司行为,公司为此承担侵权责任。     

论无过错责任在《侵权责任法》立法中的规范

《侵权责任法》第7条对无过错责任的表述是:"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有人认为该表述不仅准确体现了无过错责任内涵,解决了对"无过错"的理解问题,也解决了无过错责任原则的责任构成要件问题。《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了第五章的产品责任、第八章的环境污染责任、第九章的高度危险责任以及第十章饲养动物损害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的特殊侵权行为。     

论责任保险对侵权诉讼司法裁判的影响

随着责任保险的日渐盛行,越来越多的侵权行为人受到责任保险的保障。在处理侵权纠纷时,法官逐渐意识到侵权人背后的保险公司拥有更深的口袋和更大的赔付能力,并且在对侵权人义务范围的判定、赔偿数额的评估等方面已经把责任保险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政策纳入司法考量范围。充分认识责任保险对司法裁判的影响以及影响方式对于我国侵权责任体系的完善、商业保险制度的发展乃至整个司法改革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侵权责任法》的发展和创新

侵权责任法律制度适应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不断走向成熟。我国《侵权责任法》吸纳国外先进法律文化成果、总结中国本土法治经验和司法实践,贯彻以人为本的法治理念,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创新,彰显中国元素,呈现许多亮点。     

《蒙特利尔公约》下之韩国航空承运人责任制度

国际民航组织1999年通过的《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蒙特利尔公约》于2003年11月4日生效,它对各国国内立法产生了深远影响.《蒙特利尔公约》采用两级责任制度规制航空承运人的责任,即对乘客人身造成伤亡达到10万特别提款权时适用严格责任原则,超过此限而无任何限制的适用举证倒置的推定责任原则.韩国已与2011年4月29日通过了商法典第6部分之国家航空运输法,该法明确了对乘客以及行李和货物造成损害的责任条款,并采用了《蒙特利尔公约》中的主要责任原则.韩国有关航空承运人责任的国内法将有效解决在运送乘客、行李和货物方面有关承运人责任的争议,并在其规定的抗辩和限制范围内,为受到损害的乘客和托运人提供适当赔偿.     

土地征收侵权类型及责任方式研究

土地征收侵权责任是指征收权人不法行使征收权侵害征收相对人的土地权益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土地征收侵权表现为超出“公共利益”范畴、未遵循法定程序、未给予“合理补偿”和复合型侵权征收四种类型。不同类型的土地征收侵权因责任性质不同,其应承担的责任方式也各异。     

侵权责任法与环境法的对话:环境侵权责任最新发展——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八章

责任社会化不是解决生态损害救济唯一路径,对于生态损害,强化环境法的预防功能固然重要,但侵权责任法的二次规范作用不可或缺。违法性不能成为环境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侵权责任法》继续沿用《民法通则》环境侵权违法性标准是错误的。对于环境共同侵权行为人,原则上应负连带责任;如果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的行为对损害的作用程度较轻的话,可以按照该程度承担分割责任。     

论环境侵害救济的社会化

本文首先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对环境侵害赔偿采取社会化责任的理论基础,而后,通过对多个国家环境立法的考察得出一个结论:所谓社会化责任,其表现形式主要就是保险。最后,通过比较各国关于环境责任的保险制度,结合我国目前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现状,笔者提出如下立法建议:我国应建立自愿投保的专门环境责任保险和环境强制责任保险,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论商法视野下的环境侵权债权人保护

企业的生产经营性行为在创造大量社会物质财富的同时也成为环境污染的主要制造者。正是这种两面性使立法者在运用传统民法价值理念对环境侵权债权人进行救济时陷入价值取向上的矛盾。鉴于企业经营行为造成的环境侵权行为所具有的商事属性,商法所具有的以"营利观"为核心的衡平价值理念,使商事责任制度和规则更加有利于受商事行为侵害的债权人的利益保护,具体体现在对绝对责任的例外适用,对纯粹经济损失的肯定态度以及对连带责任的一般性适用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