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测定与评估——基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扩展线性支出模型（ELES），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分析了西北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确定，提出并测算了三条不同层次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结果发现，从消费支出角度测算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线远远高于目前政府所执行的标准，农村居民的基本消费被严重低估。因此，在西北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确定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农村居民消费的相对性和多样性。特别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政府要及时提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水平。     

低保线评估:基于需求层次与扩展线性支出法的测算

本文依据社会保障基本理论,将需求层次和扩展线性支出系统结合,测算2003-2010年全国平均的城乡居民低保线和2010年27省(市、区)城镇低保线,从测算低保线与城乡居民生活支出比重、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与现行低保线和CPI之间联动机制,以及测算过程中收入依赖系数平稳下降等4个方面评价低保线的保障能力及ELES测算结果的合理性,并指出需要进一步改进的方面.     

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实证研究

本文对我国2004年调整后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与主要经济指标的相关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在调整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时应考虑的主要因素是人均消费支出、职工平均工资和最低工资标准。现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仅能满足低保户的生存需要,保障范围过于狭窄;与职工平均工资的比例相对偏低,反映了我国劳动者较大的贫富差距;与最低工资标准差距不大,不利于激励低保户的再就业。基于此,本文提出未来改进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政策建议。     

中国老年贫困人口规模研究

利用最低生活保障数据,采用不同贫困标准,对中国老年贫困人口规模进行测算。采用农村贫困线和"1天1美元"两个标准,测得农村老年贫困人口规模在1 400万人以上;采用城镇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1天2美元"两个标准,测得城镇老年贫困人口规模在300万人左右。这样,中国老年贫困人口总规模近1 800万,老年贫困发生率超过10%。     

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力度及其横向公平性分析

运用比率模型和标准值模型,通过对全国31个省区市2008～2010年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取得显著性成效,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力度逐年增强。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存在明显的地区性差异,且截至2010年仍然有7个省区市的食品支出保障弹力F<1,未能保障人民的生存权。从横向公平性来分析,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存在横向公平,但缺乏公平的物质基础。要实现农村全面保障,一是要大力振兴中西部地区经济;二是要加大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三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应根据农村人均消费支出进行确定;四是要加强制度监管。     

费率降低背景下失业保险保障水平的确定——基于基金平衡的视角

2015年2月,国务院将失业保险费率从3％降为2％,费率降低的主要动因是基金累计结余过多.通过构建失业保险替代率精算模型,基于费率降低背景和基金收支平衡视角对2015-2035年间的失业保险保障水平进行测算,并将计算结果与国内外的实际情况进行比较发现:当前我国的失业保险保障水平过低,长期下去会出现失业保险基金结余过多.建议:提高失业保险金给付标准,至少要达到最低工资标准的75％-110％;失业保险金给付标准应同个人工资挂钩;强化失业保险的失业预防和再就业功能;建立健全失业救助、最低生活保障、就业救助等相关配套制度.     

“城镇居民医保”基金盈余敏感性实证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目前正在全国各地进行试点的中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存在基金盈余过多问题．过高的基金盈余势必影响城镇居民的参保积极性。本文通过构建武汉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社会统筹基金盈余模型．测算了基金盈余的敏感性，从中找到了造成基金盈余过多的关键因素，并据此提出一些旨在缩小基金盈余的具体措施。     

“低保”需求与供给错位了吗？

文章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并构建空间Durbin计量模型,对2003～2014年间我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空间差异及其成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的“低保”需求与“低保”资金供给存在错位的现象,分税制改革与地区分割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造成“低保”需求与“低保”资金供给错位的主要原因。此外,我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的空间示范效应,当中央政府提出要向民生倾斜时,地方政府存在竞争提高城市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倾向。     

中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回顾、问题及政策选择

1993年中国开始实施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初步建立了比较规范的社会救助体系,保障了城市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强调生存,忽视发展;强调效率,忽视公平;强调义务,忽视权利。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实施消除社会排斥的社会政策。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我国四大一线城市最低工资标准测算与比较

近年来,我国城市最低工资标准过低成为影响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的常态化诱因,尤其是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表现明显。本文选取我国四大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析它们的最低工资标准执行现状,并运用ELES模型测算其最低工资标准,结果显示:目前最低工资实际标准与理论标准仍有差距;最低工资标准与职工平均工资比例偏低,与人均GDP比例关系失调等问题。     

甘肃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测算与分析--基于扩展线性支出模型

本文分析了甘肃省农村低保制度的实施现状,基于扩展线性支出模型,以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为指导,测算甘肃省近五年的低保标准。发现农村低保制度实施存在覆盖范围广、水平低的不合理现象,仅能满足食品需求的低保标准仍处于较低水平,且无法满足贫困群体的多元需求等问题。提出低保制度实施要逐步采用积极的价值取向;促进低保标准与多元化需求的有机统一;拓展农村低保资金筹措渠道;充分重视基层工作建设等对策。     

Urban Poor Receive RMB7.1 Billion Cash Help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have teamed up to dole outmore than RMB7.1 billion(US＄855.42 million)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is year to help more than 21     

Household Budgets as a Social Indicator of Poverty and Inequality in South Africa

In the absence of a universally accepted method of calculating poverty, household expenditure can be used to provide an indication of inequality of wealth and serve as an indicator of poverty. Household expenditure comprises expenditure of private households on goods and services, irrespective of their durability. The portion of household budgets allocated to different types of goods and services provides an indication of the material standard of living of a population. The article discusses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poverty and compares the state of poverty according to these definitions in selected countries. This is followed by an analysis of South Africa’s economic position in the world and a comparison of the household budgets and demographic profile of South African households that fall into different income groups in order to identify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poorest and the wealthiest households in South Africa. Income inequality in South Africa is further elucidated by means of the Gini coefficient. A comparison is also made between the household budgets of the poorest households with the minimum financial living level requirements in South Africa to maintain their health and have acceptable standards of hygiene and sufficient clothing for their needs.     

基于消费支出比例的最低生活保障线研究

消费支出比例法具有经济分享、计算简单、调整方便、易于操作的优势,比较适合我国当前的国情。分析发现,中心城市的替代率可以定在0.2～0.35间,地市级城市可以定在0.2～0.4间。农村地区目前不适合采用消费支出比例法计算低保标准。消费支出比例法计算低保标准具有自动调整特征。若低保标准和当地人均消费支出的比例关系在一年内发生变化,第二年将自动调整。现有条件下低保标准的临时价格补贴可以盯住物价,当CPI连续3个月上涨达到或超过3%时可启动临时价格补贴机制。     

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风险及其保障

解决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风险,即关系到国家生育价值的实现,也关系到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健康发展。从风险成因上看,少子老龄化,人才流动和城市迁居趋势及家庭结构核心化等是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风险扩大的重要原因。从风险形式上看。农村独生子女家庭面临着比非独生子女家庭和城市独生子女家庭更加严重的经济保障风险和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及精神慰藉等非经济养老风险,而经济保障风险尤为突出。本文立足风险视角,分析了农村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风险成因,指出了其面临的主要风险形式,并从国家、社会、家庭和个人四个层面提出了化解独生子女家庭养老风险的建议。     

最低工资制度的保障性程度分析——以广东省深圳市为例

最低工资制度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它关系到劳动者个人及其家庭基本的生活权和发展权。文章从职工平均工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人均GDP、CPI指数和家庭人均消费支出5个维度论证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的实际保障程度。结果显示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偏低,难以保障劳动者家庭的基本生活,作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保护弱势劳动者的政策建议。     

我国农村发展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我国农村发展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一个与反贫困理念发展相伴随的概念,是具有发展型社会政策特征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该制度通过对农村贫困人口的资源再分配,使其自我发展能力得到提升,以达到真正的脱贫。该制度具有使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源得到最优配置的效益性特征,使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具有抗击贫困风险的内生性特征。同时,该项制度具有持久发展动力的可持续特征。这些特征扩展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内涵。本文提出农村发展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概念,并构建一套体系对我国农村发展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产生的效果进行客观的度量,可以为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优化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