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史记》与《春秋》关系问题的几点思考

传统观点认为:<史记>继承了<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之精神,司马迁是以孔子第二自居的,故<史记>是第二部<春秋>.这种现点的偏差在于:既没有考虑到春秋与西汉两个时代社会政治形势的巨大差异.也没有顾及到司马迁与孔子千差万别的个人经历.孔子对春秋"乱世"无能为力而作<春秋>,"垂空文以断礼义,当一王之法".通过"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来达到"祖速尧舜,宪章文武"之目的,其着眼点在来世;而司马谈发凡起例的<史记>之创作目的一为"宣汉",二为整合学术,为西汉统治者"献治安策",以适应西汉大一统的政治需要,其着眼点在当世.     

对孔子“生而知之”论的再辨析

大多数学者通过论证"孔子并不认为有‘生而知之者'"来为孔子辩护,但是这种解释不苻合孔子的原意和历史的真实.孔子其实是认为有"生而知之者"的;他所说的"生而知之者"并非指"生下来就懂得知识的人",而有其特定的含义,即:"一个人身体和智力成熟后,凭着很高的天赋,尚未经过专门求学,就有极高的对道德和社会伦理的感悟力,就能明白孔子心目中的正确的为人处世之道."     

孔子“天下归仁”的“德治”纲领

孔子以"仁"为儒学的基本范畴,纳"仁"入"礼",形成"仁"、"礼"结合的仁礼学说,进而以仁礼学说为指导提出"天下归仁"的"德治"纲领,主张恢复西周的礼仪制度,实现多民族融合统一的、礼乐文明的、不断进步发展的封建君主制度.孔子的"德治"思想,经孟子、荀子等形成体系,至董仲舒、司马迁臻于成熟,成为封建王朝奉行的治国理论.     

《论语》“朝闻道,夕死可矣”章新释

《论语》"朝闻道,夕死可矣"的传统解读存在很大的问题。无论是"知道"说,还是"有道"说、"道行"说,错就错在对"闻"的理解上。这里的"闻",既非听闻,也非悟知,而当训为"达",引申之,即实现。所谓"闻道",即达道,实现道。因此,"朝闻道,夕死可矣"当译为"早晨实现了我的理想,就是当天晚上死去也心甘"。这里表现出来的,不是孔子对"知"的追求,而是孔子对"行"、对修己成仁以及实现王道政治理想的孜孜以求。     

孔子关于君子人格的论述与公务员道德人格的养成

孔子主要是在道德意义上使用"君子"一词的。"仁、智、勇"既是"君子"必备的三个品德,也是界定君子的基本参照,其基本内涵是"不忧,不惑,不惧",是德与才、言与行、文与质、外在德行与内在德性的统一。孔子关于君子人格的阐释和论述,对当前我国公务员道德人格的养成和建构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春秋》《左传》再平议

刘知几<史通·惑经>篇分"十二未谕"、"五虚美",提出四十馀条证据指出<春秋经>是一部"真假不分,是非相乱"、"理乖惩劝"、"厚诬来世"的秽史,表现了一位富有良知的史学家的卓识.但由于刘知几误解了<史记>中司马迁的有关记载,误信了班固在<汉书>中的有关记载,仍然认为<春秋经>为孔子所作,这就值得商榷了.其实.只要深入探讨<史记>、<汉书>中有关记载以及相关史料,便可以看出:<春秋经>决非孔子所作;<左传>亦决非左丘明所作,其作者应是孔子.     

治学当忌“太热闹”

治学当忌"太热闹",是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真理。孔子罢游而删诗;司马迁受刑后完成《史记》;玄奘取经走大漠;当代的陈景润,其最辉煌的时候,是他住在几平方米的单身宿舍时期。无数的历史实践验证:做学问出成就,不可"太热闹",要甘于清静寂寞。我在书店     

子贡是孔子弟子中最杰出的人物

一子贡是孔子称赞的弟子一般人说,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司马迁的《史记》中《仲尼弟子列传》共列名七十七人,并说“受业身通者七十七,皆异能之士也。”司马迁认为孔子弟子中有奇才异能之士七十七人。这七十七人中谁是最杰出的拔尖人物呢?孔子最称赞颜回,但颜回死的早,没有什么成就。孔子死后,子夏教于西河,传授孔子学术,魏文候还以师事之,并咨问国政。《论语》一书中也说孔子弟子中“文学”方面(即学术方面)首推子游、子夏。可是《论语》中孔子对子夏的教导,有两处值得注意:一处是子谓子夏曰:“汝为君子儒,无为小     

孔子删诗问题的研究

一、诗经的音乐性及其删削自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者,改编为三百一十一篇。以后又失去六篇,到司马迁时为三百零五篇。这就是孔子删诗说的由来。后人对此事疑惑万端,莫衷一是。今就我个人的见解,与各位同志商榷。     

孔子神韵的独特演绎——《史记·孔子世家》探微

在《史记·孔子世家》中 ,存在不少有争议的笔墨 ,这正好折射出司马迁所意欲表白的一家之言。对这篇史传中有争议材料的分析 ,可以看出司马迁之所以对孔子才干刻意夸大 ,是为了反衬孔子不幸的悲剧命运 ;同时 ,他是将孔子视为具有灵活处世能力而非生硬呆板者而加以描绘的 ,并不惜用大量轶事揭示其不废原则、勇于权变之思想特征及忍辱忘忧、奋发有为之人生态度。正是这种对孔子形象的独特描绘 ,才引起后世不休的争议     

读书·道·人生

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有人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人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有人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有人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看来,人是要有所责任的,人是要有所追求的,人是要有所作为的,人是要明理悟道的。     

对于《离骚》题意等几个问题的商榷

一、《离骚》的题意对"离骚"二字的解释,自汉代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具有代表性的说法约有四种.(一)离忧这是司马迁的解释.《史记·屈原列传》:离骚者,犹离忧也.大概他是因为《九歌·山鬼》里有"思公子兮徒离忧"之句,"离忧"较好懂,所以借     

司马迁与孔子——同是天涯沦落人,高山流水觅知音

司马迁将既非诸侯,也非有特殊功勋的孔子列为世家,除了因为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之外,还在于司马迁对孔子的个人认同。本文以此为据,从五个方面分析孔子被列为世家的原因。     

收藏孔子文献资料 感悟儒家文化精髓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是中国2000多年的文化集大成者,汉太史公司马迁赞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可谓至圣矣!"因此,孔子被誉为世界文化巨人名副其实。在政治上:孔子主张仁政德治,在思想上强调一种"无过之无不及"的中庸思想。     

“诗可以怨”诗学思想的形成及演变

以"怨"言诗是中国诗学思想中一条重要的理论意脉.它源于孔子的"<诗>可以怨",孔安国、何晏、司马迁、韩愈、欧阳修等在此基础上各有阐发.孔子的"诗可以怨"说的是诗的社会功用,"发愤着书"和"不平则鸣"是诗歌创作论,"穷而后工"则更加凸显现实存在--诗人情感--诗歌创作三者之间关系."诗可以怨"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     

司马迁的忧患意识及其消解

司马迁的《史记》笼罩着浓厚的忧患意识。李陵之祸、忧生之嗟、忧天下史文之不传是司马迁的忧患意识产生的根源 ,卓越的历史学识是司马迁忧患意识产生的思想基础。因此 ,司马迁的忧患意识既是个体的 ,也是社会性的 ,更主要是对文化教育的忧患。发愤修史消解了他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也消解了他的悲愤屈辱意识。     

由书传称引考《诗》的历史形态——兼证司马迁孔子删诗说的可信

一司马迁为孔子作传,说他删过《诗》,后世许多人根据书传称引,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但笔者认为,这正可作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可信的证明,并能由此窥见《诗》的某些历史形态。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因为“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故孔子积极从事删订诗、书、礼、乐的工作,在诗方面的情况是:“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三百五篇。”对于司马迁的这一记载,后世除少数人(如宋代的邵雍、欧阳修等)之外,大都对之持怀疑态度。唐人孔颖达认为:“是《诗》三百篇者,孔子定之,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     

两个连言复词的释义商榷——释疑“殷忧”与“忽若”

<集韵>"慇,忧也.亦省."殷忧"之"殷",实为表"忧"义的"慇"之省形."殷"即"忧","忧"谓"殷","殷忧"二宇平列连言、上下同义.释"殷"为"深"不足为信;同样,将"忽若"注释为"忽然",亦难从."忽若"由"忽"和"著"两个同义语素凝结而成,犹今"如同"、"好象"之意.     

“向死而生”:先秦儒道哲学立论方式辨正——兼与海德格尔的“为死而在”比较

以孔子、庄子为代表的先秦儒道哲学的立论方式是"向死而生",即面对鬼神的不可靠、不可知,在实用理性的观照下,以彻底的悲剧意识为动力,建立起超越生死的哲学体系。"未知生,焉知死",将鬼神、死亡等只能在理论上悬置的问题在践行中加以解决,斩断了鬼神、死亡与人的价值建立之间的联系;"朝闻道,夕死可矣"将人的全部价值限定于"闻道",从而超越了死亡;"不怨天,不尤人",剪除了外在因素,建立起人的自足性;"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把人的目的最终着落在虚灵的"天命"上;"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是面对人的有限性建立起的审美人生。这些都是在"哲学突破"时期先秦思想面对理性的限度时做出的"向死而生"的转向,与海德格尔的"为死而在"形成鲜明的对比。     

论司马迁的政治理想追求——以“厚李广而薄卫青”为切入点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人物的刻画及评价都表达出他"厚李广而薄卫青"的情感,究其原因是他的政治理想追求和个人际遇等与汉武帝的君主专制主义之间的对立。司马迁由衷赞赏汉武帝之前无为而治的政治情形。盛世王朝下的汉武帝的好大喜功,对外连年战争,对内则与民争利等形为使司马迁看到了前朝灭亡的影子。面对思想界、政治界专制主义加强的趋势,司马迁喊出"成一家之言"的呐喊。对李广凭借一己之力而或为将或为太守的"厚"和对从奴隶变为太中大夫的外戚卫青的"薄",正是司马迁对这种专制主义弊端的揭露与控诉,也是司马迁自己政治理想的一种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