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价值实现方式与个体性原则

个体性的价值实现与普遍性的原则是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今人所理解的个体性,基本上是西方义的原子式个体。西方传统哲学以认知的态度来看待道德和人的问题。这种态度所导致的个性、自我的抽象私人性和感性化,造成了对个性之真实性、独立性的抹杀。儒家的思想与这种观念有着根本的不同。强调“分殊”与“理一”的两极相通,在个体存有之内在性、独特性自身转变的敞开性和“通”性中达成社会及宇宙整体的和谐,这是儒家所理解的人的价值实现的基本方式。在人格成就上,儒家强调“独”。“独”是人的存在之充分的个性化和内在化。这立于“独”的人格成就,乃经历着自我之一系列的精神气质的创造性转化(变化气质),由此构成一向着他人、它物及整个世界完全敞开的开放系统(形善于外)。这使儒家所理解的人既具有不同流俗的鲜明个性,又不陷于私人性的不可交通之深渊,表现出一种独立而不倚、和而不流的人格特质。     

论中国近代思想概念的“群”与“独”——以“启蒙”为中心

启蒙的目的是实现“智慧”的价值.它分裂出两个专有概念:个体启蒙与群体启蒙.严复提出“群”概念,从“保种”的角度来考虑个人与“群”的关系,他与梁启超的“群”学思想徘徊于客观理性与理想主义之间.梁启超将“独”作为“群”的对立面提出,遭到章太炎的反驳.章太炎认为“群”由“独”构成,“独”才是本体,但他的“独”仍以“群”为旨归.     

论浅草-沉钟社创作中的"奔逃者"形象

浅草—沉钟社在创作中塑造出了一个具有丰富历史内涵的“奔逃者”形象家族。他们从封建铁屋子中“奔逃”出来 ,但残酷的现实却又从物质和精神方面压抑了他们合理的个性要求。在幻灭和绝望中 ,这群“不安定的灵魂”又在人生迷途中开始了第二次“奔逃” :他们或逃回内心 ,或寻找刺激 ,或皈依宗教。同仁们借这组形象表现出了在当时社会状况下个性主义者的实然状态和对个性主义价值观的坚守 ,并启示人们应立足现实、在与现实的抗战中实现个体自我的价值。“奔逃者”与“多余人”、“零余者”同中有异 ,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市场化力量的缺失:对20世纪中国合作社经济困境的一种诠释

合作社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应是合作经济的行为主体自主性或主体性的获得,即商品生产者自由个性的觉醒、经济理性的成熟,和作为契约主体的独立人格的存在,简单说就是社会个体成员是其自身利益以及知道如何促进这些利益的“最佳判断者”。而20世纪中国,是一个以过渡经济和依附性人格为特质的转型社会。这也就内在地决定了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植根于市民社会土壤之中的合作社经济制度,在20世纪中国这种个体缺乏自主独立性的“身份性社会”中难以很好地成长。概括而言,“异化”的合作社和合作社的“异化”之缘由,就在于中国具有独立性利益和自主性品格的“市场化力量”的不足。     

青少年社会化与第一人格偶像崇拜

什么是青少年社会化?所谓“社会化”,指的是人的社会适应过程,亦即“在特定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中,个体形成适应于该社会与文化的人格,掌握该社会所公认的行为方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青少年学习社会的规范、价值、道德和行为方式以适应他们所处的社会或群体规范,形成独立的人格。从个体一生的社会化过程看,人格的发展人体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人格偶像崇拜阶段、第二人格偶像崇拜阶段和独立人格阶     

对20世纪中国合作经济困境的比较经济社会学分析

合作制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应是合作经济的行为主体自主性的获得,即商品生产者自由个性的觉醒、经济理性的成熟和作为契约主体的独立人格的存在。而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以过渡经济和依附性人格为特质的转型社会。这就内在地决定了从西方移植而来的、植根于市民社会土壤之中的合作制经济,在20世纪的中国这种个体缺乏自主独立性的“身份性社会”中难以很好地成长。一句话,“异化”的合作社和合作社的“异化”之缘由,是中国具有独立性利益和自主性品格的“市场化力量”的不足。     

杜甫的自责精神应受到尊重——有感于“独耻事干谒”的训释

“独耻事干谒”,这是杜甫脍炙人口的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以下简称《赴奉先咏怀》)中的一句,与评价杜甫的思想和人格关系甚大,应当辩析清楚。“事干谒”就是以诗文奔走权门,营谋功名利禄;“独”即惟独,这都没有什么疑义。关键在于“耻”在这句诗里的的具体内涵,即诗人因何而“耻”——是对干谒这种行为的“耻”,还是为自己从事过干谒而“耻”?《六书总要》释“耻”字:“从心     

“道”与自发秩序

道家治世强调无为而无不为 ,其哲学理论基石即“道”。“道”的基本含义之一是在与“伪”的对立中揭示出的。那种对个体作出过多干预的“理性”行为在道家看来即是“伪”。“道”强调“生而不有 ,为而不恃 ,长而不宰。”不对个体做有碍其命、性的外在干预 ,此谓“无为” ;充分让万物各遂其性 ,自然化育 ,此谓“无不为”。由此 ,由“道”所形成的社会秩序是一种建立在充分发挥个体独立和自由人格意识的基础上 ,主要以个体间的良性互动而非人为干预为机制所形成的自发秩序     

个体道德价值观念的选择

道德是一定社会为了调整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所提倡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在这三种道德关系中，都离不开个体道德以及个体道德价值观念的选择。在形而上学猖厥时期，一讲到道德就把它同阶级联系起来，认为一切道德都有阶级性。从而强调集体道德，社会道德。而把个体道德同个人主义相提并论。批判“个性”，反对“个人突出”。在批判“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的时候，否定了个体道德，例如，把“自我选择”、“自我设计”、“自我创造”等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使人不敢表明自己的理想，抱负。这样…     

蔡邕"变节说"辩

蔡邕“事董”一事一直被当作他人格中的污点而受到后人的指责,这是不公平的。汉末衰落黑暗的社会现实以及蔡邕坎坷的人生际遇,以及他受当时社会批判思潮及道家“贵生”思想的影响,“事董”只是他在乱世中求生存的一种手段而已,不能以封建社会的“忠孝节义”来指责他。     

"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

在现代西方的政治语境下,左、右派别体现了人们对"自由"与"平等"、"博爱"之间不尽相同的价值取向.尽管它们分别代表了不同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但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和根据,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公开的、平等的、程序化的.在此情况下,舆论上的彼此对立常常会导致行为上的互相妥协.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下,由于历史的原因,使得左、右派别往往被赋予正、反不同的价值判断,因而其存在的理由是不平等的,其相互之间的制衡是非程序化的.在这种情况下,舆论上的表面一致并不能取代现实中的矛盾.因此,对激进与保守、左派与右派进行深入地反思,进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理性、和平的制约机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宗教”与“科学”

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具有深刻的两面性:一方面,宗教追求的是"信仰",科学追求的是"知识",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这种区别,既有可能导致宗教势力对科学行为的禁锢和迫害,又有可能诱发科学成果对宗教信仰的颠覆和批判。另一方面,如果宗教以理性为工具来追求信仰的话,就会在追求的动力和方法上与科学相联系。这种联系,既有可能促成科学的发生,又有可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常常只注意到宗教与科学之间相互冲突的一面,忽视了二者之间彼此联系的一面。而在西方的历史上,宗教的追求与科学的产生、宗教的热忱与科学的动力、宗教的信仰与科学的方法之间,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     

"狼"与"启蒙"

本文以《孤独者》、《山上的小屋》、《怀念狼》、《狼图腾》四个文本为例,探讨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狼形象与启蒙含义之间的复杂关系。     

"能"与"不能"--价值论言说下的"应当"

本文以"应当"隐含着"能"与"不能"的价值旨趣为路径,认为"能"一方面是道德之外的有为,另一方面是道德之内的准许.前者是道德主体的能力所为,后者是道德原则的划界.由此认为,"应当"包含着已然与未然的张力,实现主体应尽之责与其能力、善与可欲之善有机结合,预示着伦理原则对人的引导和激励,并担当教化、教言的使命.     

“启蒙”与“救亡”

"救亡"和"启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两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一些观点至今仍然被沿袭使用,对中国近现代思想以及文学研究都有很深的影响.本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探讨.     

从"个人"到"人民"——《新青年》视像的演变

本文从封面、插图的角度考察<新青年>杂志"人"的视像的演变.文章认为,<新青年>杂志早期注重个人视像的建构,后期倾向于以底层阶级或革命阶级为代表的人民视像的营造.视像话语变化与文化思潮演变密切相关.     

从“主义”到“问题”

我国法理学直接来源于苏联的法理学 ,间接秉承着欧陆法理学传统。该传统在以往的特点是特别关注法律的“宏大”问题。 2 0世纪以来 ,欧陆法理学明显出现的对司法中微观问题的系统论述 ,并未在我们这里得到回应。只是近些年来 ,随着中国司法改革任务的提出以及司法在法治乃至整个社会、政治生活中地位的日显 ,我们才开始关注司法并同时关注欧陆和英美关于司法的理论。尽管如此 ,我们对于司法中法理学问题的探讨还只是初步的 ,还没有引起法理学界的共同关注。这就需要我们不失时机地将法理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放到以司法为核心的法律之“微观论证”上来。本组笔谈的目的即在于此。     

"梦境"与"鬼气"--龚自珍、鲁迅梦意象比较研究

龚自珍和鲁迅一生都与"梦"结下不解之缘.龚自珍的"梦"是忧患的宣泄,理想的升腾,往事的感怀,做的大凡是美梦、好梦、奇梦,体现出绚丽浪漫的色彩;鲁迅的"梦"则远远溢出"梦"之常态,成为内心黑暗影子的暗示和强化,做的大凡是苦梦、噩梦、毒梦,播撒出阴森愁惨的"鬼气".这种明显的差异,表现出两位先觉者各自不同的心理个性和时代的哲学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