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排污权”的几点质疑--以“排污权”交易为视角

“排污权”不仅在国外相关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不存在,而且在理论上也无法成立。“排污权”交易向社会传递一种错误的价值判断,违背了环境正义的要求,无法激励排污者进行技术创新和持续减排,对环境保护的作用微不足道。“排污权”交易的实质就是政府管制的市场化扭曲和变异。在排污总量控制和排污配额制度下,用必要的奖励和惩罚措施取代“排污权”交易是较为可行的选择。     

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经济构建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本质要求,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两型产业”,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在相对落后的地区进行“两型社会”建设,这是对传统经济社会的科学跨越,这个大跨越的经济内核就是建立自主技术创新特别是核心技术创新体系。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建设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其关键是要确立跨越式和集约化发展的战略思路,以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社会创新为主抓手,打造长株潭特大核心城,建设长株潭“3＋5”现代“两型社会”城市群带,形成南与广州、北与武汉、西与重庆、东与上海相应对的、能带动湖南经济乃至我国中部经济跨越式发展的新型工业化大都市区,发挥全国经济增长极的作用。     

环境伦理价值观的创新及对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启示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当代环境伦理的核心内容,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必须正确认识并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整合各种环境伦理价值的科学合理成分,发挥环境伦理的应用性和实践性效能,以新型环境伦理价值观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     

农地产权制度选择的历史和逻辑——论国家与农民二元产权

兼顾公平与效率,又能保护生态环境,这是最佳农地产权制度选择所应实现的目标。世界上农地产权制度一般都经历了村共有土地制度、领主所有土地制度和个人私有土地制度三个时期,而现代农地制度则经历了耕者有其田和规模经营两个阶段。美国和法国、英国和德国分别形成了各自的模式。农地制度的形成受制于资源约束,同时,农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有效统一或实际上的统一是一种历史趋势。历史经验和理论论证了私有农地产权的效率,以及适度的私有产权对生态环境具有的较强保护作用。依据中国的国情,中国目前应实行"国家终极所有,农民永久使用"这样一个二元农地产权制度,一方面,它具有和私有产权一样的最大限度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作用,另一方面,国家具有最终的控制权,这应是一个兴利除弊、利国利民的最佳产权制度。     

近代社会控制与社会变迁述略——以湖南为中心的考察

适度恰当的社会控制,促使和加快社会的发展,反过来快速的社会发展也促进社会控制功能的发展,并可能引起社会控制本身的发展。湖南作为一个内陆省份,在近代中国很有代表性,这个区域的社会控制与社会变迁研究不仅有利于推动其他省份这方面的研究,更有助于对整个中国社会控制与社会变迁的宏观研究。     

传统社会中资源型城市的商业发展——以清代运城为中心的研究

关于传统社会中资源型城市的商业发展,学术界关注较少。然而,资源型城市及其商业发展不会因为学术界对其关注的多寡而改变其在历史上的客观存在。运用传统文献及运城池神庙的碑铭资料,以清代盐务专城——运城的商业发展为研究对象,对传统社会中资源型城市商业发展的特点进行梳理和考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保甲制度与城市社会控制——以战后汉口为中心

作为传统乡村社会监控体系的保甲,在战后汉口被编整为区以下组织,以便调控基层社会。汉口市政府先后采取多种举措,增进保甲组织功能,以期加强社会控制。以户口清查与联保连坐为核心的保甲却在实际运作中陷入困境,控制效能难以发挥。尽管保甲在维护传统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在工业文明冲击之下,都市社会的高流动性与异质性消解了保甲赖以维系的社会基础。结构性的矛盾亦表明,保甲这一传统调控手段已难以适用现代城市社会。     

社会风险分配失衡的社会资本矫正——以法理型社会资本培育为中心

社会风险的矫正分配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与现实依据,而社会资本在社会风险矫正分配方面具有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不可替代的优势.从法哲学角度可将社会资本区分为伦理型社会资本和法理型社会资本,伦理型社会资本的弊端决定其式微之必然走向,而法理型社会资本符合法治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的需要.法理型社会资本培育既要考虑宏观的基础性制度建构,又要注重微观的自组织发展和正当程序设计,还要考虑主流法律价值的弘扬.     

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探讨——以包头师范学院资源与环境学院为例

本文以包头师范学院资源与环境学院为例,着重阐述了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实践教学的重要意义以及实践教学体系构建的初步设想,对资源环境与城乡规划管理专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社会控制机制的立法考察--以基层社会聚众案件为中心

聚众案件是基层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集中体现,关涉社会秩序的稳定。清代对基层社会聚众案件的立法设计有很强的针对性,使得官员们在审讯量刑过程中,能够直接按例套用,迅速做出判决,及时处理案件,惩治涉案人员。各类聚众案件中,既有因官员行为不端、激变成大案者,也有因地方官办理不善、拖延成重案者,种种流弊若不力为防禁,于吏治民生关系甚大。因而,清朝统治者采取官民同治、官役同治的方法,设置严厉的官员处分制度,这也是其社会控制体系里非常重要的一环。     

理论和实证之间:传统社会私人交易治理机制演进的比较经济史考察——以格雷夫经济史理论评析为中心

与诺斯等新制度经济史学者注重研究正式制度的结构及其变迁不同,格雷夫经济史理论的特色是运用经典博弈论和声誉机制,从历史的、内生的、比较的视角出发,研究社会、文化、信念、行为、组织等"私序",以及非正式制度对北非和欧洲传统社会中的交易治理、产权保护、市场拓展的作用。沿着格雷夫理论和"东西方制度分流"的研究视角,对日本和中国进行比较经济史考察,结果发现日本传统社会中的私人交易治理机制发展较为充分,而中国则由于较为特殊的社会文化信念和由此发展起来的政治经济结构,导致了私人交易治理机制发展的停滞。     

计算机软件交易规则与版权法的冲突和协调——以美国《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为中心

为适应计算机软件交易的现实需要,美国<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创设了一系列新的交易规则.无论该法在多大范围内或者程度上被适用,这些新的交易模式和交易规则大多都成为了一种行业惯例,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推广.这些交易方式和交易规则的变革,给现有的法律制度特别是版权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版权法中的许多基本原则,如权利一次用尽原则、合理使用原则等,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私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正在遭到破坏.由计算机软件交易引发的合同规则与版权法的冲突,是大多数国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也应当引起我国的高度重视.     

建国初期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在城市的实践——以上海为中心的考察

党的执政能力是执政党理论水平、领导水平和党的自身建设水平的综合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随即展开执政建设,在国家处于一穷二白、中国共产党毫无执政经验的情况下,短短的几年中,即获得了包括城市人在内的全体国民的政治认同。以上海为例,党通过进行干部队伍建设和基层社会管理体制的重构,使执政能力建设卓有成效。     

天下论——以天下的社会涵义为中心

周人创生的新天道观,将神秘的天命还原为民意、民心,成为以后儒家民本政治思想的张本,并最终形成以民众/民心和声教/礼义为主要内涵的"天下"范畴体系,对应于或者相当于今日的"社会"概念.天下作为民众/民心的体现,声教/礼义的载体,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福祉的公共领域,被视为人类社会组织中最大、最高的单位,代表着社会理想、伦理价值的文化道德空间.大一统中华帝国的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都是以声教/礼义即文化认同为先导、为基础的.天下所体现出的公共性、文化性、道德性乃至超越性,使她在价值判断上优先于国家,并成为政治权力正当性、合法性的本源.     

从士人社会到市民社会——以都城社会的考察为中心

城市人口结构与主体人群的变化,是唐宋时期城市社会发展变化的最重要和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从士人社会到市民社会的转型,是我们在研究唐宋城市社会时值得重视和深入探讨的问题。这一时期城市社会的显著变化是有目共睹的,虽然没有酝酿和诞生如欧洲从中世纪走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市民阶层,他们主导了此后欧洲的发展趋势,引领欧洲社会步入资本主义的轨道,但形成了城市社会的主体阶层——具有中国特色的市民,通过对城市居民称谓的变化、城市居民主体的变化以及城市社会重心的下移的探讨,可以使我们对城市社会转型有更深刻的认识。     

社会组织研究的历史转向——以传统会馆组织的嬗变为分析中心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组织的研究多数依循着西方国家与社会的经典理论范式展开,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反向求证的研究套路在面对中国社会组织这一不断变化发展的经验现象时遇到了各种危机,未能揭示出真正契合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实质.如何才能透过社会组织寻找到一条接近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真相的途径呢?回到历史或许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它将有助于我们跳出西方经验和理论框架的桎梏,同时也有助于超越狭隘的现在,以社会组织本身的演变为主角,充分贴近其本来面目,把握其深层构成的原则.     

社会组织研究的历史转向——以传统会馆组织的嬗变为分析中心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组织的研究多数依循着西方国家与社会的经典理论范式展开,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反向求证的研究套路在面对中国社会组织这一不断变化发展的经验现象时遇到了各种危机,未能揭示出真正契合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实质。如何才能透过社会组织寻找到一条接近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真相的途径呢?回到历史或许是一个可行的办法,它将有助于我们跳出西方经验和理论框架的桎梏,同时也有助于超越狭隘的现在,以社会组织本身的演变为主角,充分贴近其本来面目,把握其深层构成的原则。     

论中国碳价调控的法律路径——主要以欧盟排放交易体系为借鉴

在碳排放权交易中,碳价主要由市场形成,但政府在特定情形之下依法、科学调控碳价,是碳交易法律制度的重要内容。欧盟排放交易体系的碳价发展困境及其调控动向,揭示了政府依法调控碳价的必要性与重要路径。从理论上说,政府依法调控碳价的基本路径主要有两个:一是通过政府定价、限价等方式调节碳价水平,二为借助间接的立法调整与直接的市场调节手段来调控配额供求。以欧盟为鉴,中国碳交易试点对碳价调控进行了前瞻应对、积极探索,丰富了碳价调控的理论与实践,但在法律依据、调控条件、具体实施等方面仍存不足,需从法律框架构建、具体调控路径设计等方面进行针对性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