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权力结构在市场经济中的分化趋势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我国的国家权力正逐渐发生分化并形成新的权力结构 :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界分日益清楚 ;国家权力内部分化为两个部分 ,即权力所有权和权力行使权 ,权力所有权由人民享有 ,权力行使权由政府掌握 ;形成所有权和行使权两方面良性互动的新的权力结构 ,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文章分析了我国当前权力分化的现状和特点 ,认为我国的权力分化过程尚未完成 ,并探讨了权力分化的发展趋势 ,提出参照公司财产的两权结构模式来构建新的权力结构     

国家权力分解定律作用形式之宪法学透视

国家权力分解定律作用形式之宪法学透视童之伟本文以国家权力所有权与国家权力行使权概念的区分为前提，用社会权利分析方法对国家权力分解定律借以发挥作用的几种形式作了评析，揭示了一系列并存、对称、但看起来似乎又相互对立的国家权力行使权运动趋势后面的同一性基础...     

论权力的规范运作与法治化

我国的国家权力在总体上是能够做到依法行使的，但制约我国法治化进程的权力运作障碍依然存在，表现为行政权运作失范，司法权运作失衡，监督权运作不力，领导权运作不当。要克服权力运作中的这些障碍，关键是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念，依法授权，依法治权，从而切实理顺权力行使中的各种关系，防止权力滥用，真正实现依法行使权力     

国家权力分解定律作用形式之宪法学透视

本文以国家权力所有权与国家权力行使权概念的区分为前提,用社会权利分析方法对国家权力分解定律借以发挥作用的几种形式作了评析,揭示了一系列并存、对称、但看起来似乎又相互对立的国家权力行使权运动趋势后面的同一性基础及其社会经济动因。     

论紧急状态下国家权力的法律规制

为了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必须对其行使进行必要的法律规制，通过立法明确规定紧急状态的含义和国家权力行使的相关内容，要求权力主体在权力行使过程中遵守一定的基本原则和条件，遵循程序理念，审查和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过程，对违反原则、条件和程序行使国家权力的行为追究法律上的责任，并建立相应的公民权利救济机制，在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阶段对国家紧急权力进行法律规制，保证紧急状态下国家权力的正常行使。     

国家地权新探

国家地权是是主权国家对其国土资源依其国家意志所统一享有和行使的设定权、规划权、管制权、征收权和最终处分权等公权和权力。国家地权一直行使"授田"与调整、限制的基本功能。国家地权不是所有权意义的私权,而是终极所有制意义上的国家职权,体现了一种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     

配权监督：实现权力兼容以预防腐败的“防护网”

实现权力正确行使,防止权力腐败,必须建立健全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格、制约有效的权力制衡与监督机制。作为“科学配权”,它是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要求的具体工作体现,是按照建立健全科学权力结构的要求．推进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适度分解与平衡,形成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架构,进而实现权力的科学兼容．构筑预防腐败“防护网”。     

权利与权力的功能背反：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症结及其消解

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分化是权利与权力产生的社会基础。权利是市民社会的主体规则，权力是政治社会的主体规则。两者因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分立制衡而分化互约。但长期以来，权利和权力两个概念在我国理论和实践中混淆不清，导致严重的“权利权力化”和“权力权利化”等权利与权力的功能背反现象。这是我国朝市场化、民主化和文明化方向发展中的症结所在；是全面妨碍现代化进程的社会阻力。为此，营造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分化互约的格局，把权利交给社会，权力交给国家，使权利和权力两分、社会和国家两清，便是改革的首要的和最终的使命！     

“产权明晰”的难题求解

本文以深圳市公有财产产权管理改革为背景，探讨了全民所有财产产权明晰化的内涵，认为应把全民所有权划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法人财产权，包括占有权、使用权、依法处分权，这类权由企业法人行使；二是终极所有权，包括收益权和依法处分的立法权，这类权应由人大行使。     

监督与制约:检察机关行使调查核实权的困境及其改进

随着司法体制、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检察机关和监察机关面临着权力制约和监督关系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作为控权制度的两种基本方式,制约与监督在权力关系和权力结构上具有不同的内在逻辑、运行机制和作用效果。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虽赋予了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的锋利"牙齿",但在"一府一委两院"的权力结构中,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权力关系在司法实践中仍面临法律监督与权力制约的双重困境。为进一步巩固监察体制改革的成果,保障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有效实现,在处理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的权力关系上需进一步调整思路,从权力制约和监督两个方面改进调查核实权行使的制约和监督机制。     

党内权力制约协调机制构建的四原则论析

党内权力制约协调机制的构建应遵循放权原则、分权原则、确权原则和限权原则。中央应该向地方尤其是向基层下放权力,将扭曲的权力授受关系复位。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应有明确的行使主体,三权的分工要科学、适度,三权以及每一种权力内部的次级权力的边界应该明确、清晰。分权之后,所形成的各级权力体也应该受到限制,构建起“以权力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和以“社会制约权力”的多元限权体系。     

论监督权与重大事项决定权之间的关系

目前我国各级人大及常委会依据宪法和法律所享有的重大事项决定权与监督权并不是在法理上完全独立的宪法和法律职权，而是依据宪法和法律规定所享有的“集合性的国家权力”的具体权能内容，因此，重大事项决定权与监督权各自的正当性依据是相互统一的，相互之间的权能区分主要在于各自的事权内涵不同。在处理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关系过程中，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的监督权与重大事项决定权应当具有同等的法律拘束力，应当将这两种权力作为各级人大及常委会所行使的“集合性的国家权力”的重要权能内容，以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依据宪法和法律所享有的宪法和法律职权的性质来正确地构建国家权力机关与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审判机关和国家检察机关之间的宪法和法律关系，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作为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国家权力的建构理论。     

二元政治权力结构的运行:特征、现实基础及其变革

二元政治权力结构是研究我国政治权力运行的一个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二元政治权力结构在运行上具有权力的集中性和等级性、权力界定的非确定性和行使的非程序性、权力负责机制的双重性特征,在体制上具有权威主义的特征。在我国现代化转型期,它有其现实基础。其变革的趋向是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对党的权力行使范围进行重新界定以及对党的权力行使进行有效监督。     

论国有企业所有权制度的重构

重构之国有企业所有权制度 ,是共同所有权及其分权构造。共同所有权的五项权能 (归属权、剩余索取权、控制权、监督权和经营权 )实行双重分离 ,即归属权、剩余索取权、控制权和监督权 (这四权简称所有权 )与经营权分离 ;所有权之宏观权能与微观权能分离。由国家充当整体代表者并行使归属权 ,由劳动者群体充当局部代表者并行使控制权和监督权 ,剩余索取权由整体代表者和局部代表者二元行使。     

国家所有权的行使原则

市民社会的生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私法的理念及国家的财产需求,是我国确立国家所有权行使原则的基础。具体而言,我国国家所有权的行使,应遵循四项原则:一为平等原则,赋予各类所有权平等地位。二为分离原则,明确分离国家的私法人格与公法人格、国家所有权与行政权,并设立专司国有财产所有者职能的非政府性机构。三为区分原则,针对国家所有权的不同客体设计不同的权利行使方式。四为效率原则。     

论制宪权问题的研究前提

研究制宪权问题,应首先正确处理以下三种关系:制宪权与人民主权的关系;制宪权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制宪权的享有与制宪权的行使的关系.处理好这三种关系,有利于正确认识制宪权的渊源、地位和主体.     

论税收正义——公共利益、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辨析

当前学界普遍认为税收正义是限制国家权力以保护个人权利,将国家税收行为囿于国家与个人的二元分化。实际上,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的二元结构并不是税收正义的全部内容,并且二者难以为国家税收找到合理的根据。在税收正义范畴中,应当是公共利益、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三者的统一,其中,公共利益是国家税收的目的,个人权利是国家税收的前提,国家权力是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关系的工具,只有通过国家权力的合理行使达到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互融,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才是税收正义的本质。     

试论抽象权力和具体权力

近代以来的权力理论把人们引入了权力认识的误区,特别是作为权力理论经典的三权学说,代表了根据权力要素来认识权力的理论范式,它在实践中所作的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永远也不可能完善。根据权力的存在形态而不是要素来认识权力就会发现,存在着两种基本的权力形态：一种是抽象权力,这是一种制度化的权力;另一种是具体权力,是建立在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却由具体的人或具体的人格化的组织执掌并行使的权力。完善抽象权力的途径是法律制度建设,而具体权力的制约则取决于伦理力量。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之成员权的行使

随着《物权法》的颁布实施,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作为一种新型的物权包括专有权、共有权和因共有关系而产生的成员权。目前我国关于成员权行使方面的立法还存在一些不足。本文阐述了成员权的独立性,探讨了在实践中行使成员权所遇到的困境,进而提出了关于完善我国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成员权行使的建议,以期对成员权的行使有所裨益。     

论人民、人大、执政党的权力位阶

人民是国家最高权力主体。人民权力兼具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双重性质,既体现于国家主权和人大行使的国家权力中,又蕴藏和显示于公民社会的社会权力。执政党的权力属于人民权力的一部分。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政党具有一定的社团权利和社会权力,执政的党员当选为国家官员者则可依法行使国家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