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经》的神话思维

该文将中国第一部集中记录神话片段和原始思维的奇书《山海经》与古埃及神话、印度神话相比较,指出《山海经》将小说想象与奇丽而神秘的大地神思联系起来,从人的本性及这种本性的外化方式上思考,模糊人、神和禽兽的种类界限,形成了化生创世和异体合构的野性思维,以及二元对应原则.这种神话思维,使《山海经》具有迥异于史诗性神话的原始性、非情节性和多义性的特征,为中国其后志怪之作提供了千姿百态的灵感触媒.     

《山海经》中的变形神话及其文化功能

<山海经>中保存了中国最原始的神话资料,同时也保存了中国古代社会珍贵的文化信息.提取<山海经>中的变形神话,并对其中所包含的文化背景进行分析发现,变形神话中不但有社会道德体系和群体权威的构建,还有原始生命意识的反映,同时,变形神话对整个族群的文化传统在文化交流中的保持和变化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人类的功利心理与神圣的社会体制由此在变形神话中达到了完美的平衡,变形神话也因此具有了特殊的意义.     

“人性精神”在《山海经》神话中的折光

《山海经》中塑造的诸神形象特征、神话的内容及特点,展示了人性因受到外界蒙蔽不能正确认识自然、社会而开始逐渐复苏,人性中的理性精神越来越浓厚,虚妄的成分减少,更多的是真实。神话作为远古先民童年时期的记忆,是我们窥探先民生活和远古社会的一面镜子,也是文学创作素材的资料库,其中蕴含的文学思想是后人进行文学创作的思想源泉,有着重要的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     

简析《山海经》神话批评的历史嬗变

《山海经》近两千年的研究历史,构成了《山海经》研究的学术史,古人以序、跋、评点、注疏、诗文等多种形式就《山海经》所发表的看法,突出地体现出古人的神话观。历代学人对《山海经》神话的看法经过了先秦两汉的发生期、魏晋南北朝与唐宋的发展期,到明清时达到了深入拓展期,通过对这三个时期的古代学人们的《山海经》神话研究的历时性梳理,得出《山海经》神话批评史的历史嬗变基本轨迹。     

试论《山海经》中的神话系统--中国神话系统研究之一

创世神话总是各神系的粘合点。这一现象可以作两种解释:或许创世神话是这些系统共有的;或许创世神话是这些系统争夺收编的焦点。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古典神话的系统性。在神话系统的讨论中,拿西方观念来衡量中国材料,这实际是一种削足适履的做法。必须确立《山海经》作为神话经典的地位,这样方可避免种种问题。《山海经》的神话系统也只是潜在的,而“潜体系”可以说是中国神话系统的特点。     

《山海经》植物神话的原始宗教信仰初探

《山海经》是一部蕴涵原始文化的古代典籍,反映了中国上古社会的原始信仰。原始宗教信仰作为原始信仰的一部分,在《山海经》植物神话中有大量记载,主要体现在载日神树、变形神话等方面。通过梳理这些原始宗教信仰的表现,可发现相较于今日宗教信仰,原始宗教信仰承载的是十分现实的内容。     

作为伦理世界的中国古神话——从《山海经》探究中国古神话的伦理精神

古神话是人类文明的精神基因,以独特而极具魅力的方式展现了人性的本然状态和精神世界的伦理诉求。作为精神原生态的中国古神话是先民对自己生活世界的最初认识,《山海经》渗透了原始先民对周围世界的创造力量的信念。伦理世界是由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构成的实体性的世界。中国式"伦理世界"的自然样态最初体现为古神话中"天人合一"的世界观。中国古神话透过传说故事等精神现象形态,创造出一个世界和心灵的综合统一体;进行着人的规律与神的规律的矛盾运动;实现着伦理世界的预定和谐。     

《山海经》乐园神话研究

《山海经》中沃之野、诸夭之野实即羌之野、诸羌之野,它们和昆仑、岷山、都广之野本是一地。古人相信,昆仑和都广之野的建木不但是天地的中心,而且还是连接天地的天梯。实际上,沃(羌)之野和昆仑都是古蜀族中的蜀山氏和蚕丛氏以岷山为原型,神化而成的乐园。     

《山海经》四方神与风名考

《山海经》四方神名分别是东方折丹、南方因乎、西方石夷、北方,四方风名分别是东方俊、南方民、西方韦、北方。古人认为,太阳的日循环是经由东南西北的顺序运行的,东南西北四极点正对应着一日的朝、午、夕、夜四时。《山海经》四方神名的名义正好体现了太阳在朝、午、夕、夜四时,或者说东、南、西、北四极的特点。     

冬眠之熊与鲧、禹、启神话通解——从熊穴启闭获得的启发

自史前的新石器时代开始,欧亚大陆的文化遗址中较普遍地出现了女神偶像,以及女神的各种动物象征。这些象征大多围绕着能够体现出周期性变化或者循环变形的意象而展开。熊罴也成为再生女神的一种化身,加入到死而复活的神话原型系列中来。这一神话原型,揭示了中国文化发生的伦理学意义。     

"道生一""道始於一""道立於一"合解

<老子>"道生一"的"生一",一般都习惯理解为"道生了一"或"道生出一",即把"生一"看作是动宾关系.通过考证,应为"道生为一"的意思,"道生"与"一"表现为一种判断关系.     

竖亥与王亥再探

上世纪40年代,学者丁山提出测地神话的主角竖亥即服牛神话的主角、殷商先祖王亥,然其论证犹有未足。本文检核《山海经》、《竹书纪年》等典籍,论证王亥、竖亥所处同地,并配合相关记载,提出竖亥、大章承大禹之命测地的神话实由王亥、王恒襄助帝泄协和诸夷之史事变化而成。通过这些论述,本文拟进一步肯定丁山先生王亥即竖亥之论。     

皇侃《论语义疏》与汉语史

皇侃《论语义疏》的注释语言注重以当时口语解经,在汉语史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语料价值,文章揭橥了它在汉语史研究中的独特意义。     

《山海经》中《东次三经》“水路”新考

《山海经》中的《东次三经》一节在说明各山之间的路线时,常出现"水行"的情况,谭其骧先生认为这里的"水行"是走胶东半岛沿海的水路,期间出现的山川也多分布在半岛东部海滨地区。其实,胶莱平原地区在上古也有可能存在水路,《山海经》中的"水行"线路应是指这里。该节"水行"中所遇到的山川基本分布于胶莱平原的两侧,有迹可循的包括:尸胡山,为汉代的濕沃(今滨州滨城区);诸鉤山,在今山东丘陵东北部边缘;孟子山,在今栖霞一带;跂踵山,为今大泽山;踇隅山,在今昆嵛山脉西南端;无皋山,为今崂山。     

《连山易》等古文献所体现的炎帝时代的和谐思想

《连山易》中所隐含的许多观点都体现了炎帝时代的和谐思想。如阴阳对立统一是炎帝时代和谐思想的哲学基础;"天人合一"体现了炎帝时代的整体思维;天下和平是炎帝时代和谐社会的理想;仁与义成为炎帝时代调节人际关系的中心环节;以人为本成为炎帝时代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炎帝时代的和谐思想对以后中国及世界文化,尤其是政治、伦理道德产生了重要影响。     

国内夫余活动中心与王城研究

关于夫余的活动中心,有呼嫩平原和松辽平原两种说法;夫余的王城有前后之分,前期王城多数学者认为在吉林省吉林市,也有吉林农安、辽宁西丰等意见。后期王城有辽宁昌图四面城、吉林农安、吉林四平一面城、吉林柳河罗通山城、吉林榆树一带、吉林辽源龙首山山城等意见。     

《玉海·艺文》的特色及其价值

《玉海》是南宋著名学者王应麟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凡二百卷,分天文、律历、地理、帝学、圣文、艺文、诏令、礼仪、车服、器用、郊祀、音乐、学校、选举、官制、兵制、朝贡、宫室、食货、兵捷、祥瑞等二十一门。本文截取"艺文"一类,从专题文献的角度论述了这部分内容的目录学特色、史料学价值和学术史启示。文章指出,《玉海.艺文》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更重要的是向我们展示了如何搜集资料,如何进入学问领域的若干途径与方法。     

论夏末早商的商夷联盟

夏王朝晚期 ,夏与商族、东夷等东方诸部族关系恶化 ,导致商族与东夷诸部族被迫联合反夏。为了促成和加强商族与东夷的联合 ,商汤采取一系列措施 ,其中包括与东夷联姻、施与恩惠等。从文献材料推知 ,夏代末年商夷联盟已经形成。商族与东夷诸部族曾多次举行会盟活动 ,其中以“景毫之会”和“泰卷之会”最为重要。参加商夷联盟的东夷“诸侯”当较多 ,主要有有施、有仍、有缗、有莘、薛、卞等 ,其中来自有莘、薛的伊尹、仲虺在联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商夷联盟的主要活动包括离间夏王朝、消灭与商夷联盟为敌的夏方国、伐桀灭夏等。商代早期 ,商、夷关系仍然融洽 ,商夷联盟得以延续。仲丁之后 ,商、夷之间军事冲突不断 ,商夷联盟终结。考古材料为夏末早商存在商夷联盟的立论提供了佐证。豫东、郑州、偃师等地发掘表明 ,属于商族的下七垣文化与属于东夷的岳石文化 ,在夏末商初有共存和文化混合现象 ,说明此阶段商、夷关系融洽。商代早期 ,在商人国势强大的前提下 ,商文化范围存在着北、西、南扩展而惟独东方收缩或滞展的现象 ,这正是商、夷之间延续同盟关系的具体反映。但至白家庄期 ,商文化却东向大扩展 ,整个鲁西地区皆纳入商文化之分布范围 ,这种文化上的取代应与商、夷关系恶化及商夷联盟终结有直接关系。     

论清初忆语体文学的兴起

忆语体文学的兴起由晚明尚情思潮发端,贯穿以清代感伤之风。明末以来,女性文学的兴盛与女性在文学世界中地位的提升促使了忆语体的产生,而明清变革的时代创伤及遗民的怀旧情结则沟通了从小品文到忆语体文学的桥梁。     

《经义述闻》训诂之“见”

为了更好地认识了解王引之《经义述闻》的“经义互参”这种体例,从而更好地认识王氏在训诂学史上里程碑式的成就,采用了列举法对于这种体例进行首次挖掘和研究。根据参看对象的不同把它分成四类,并对每类举例分析说明。结果表明：“见”的运用使得著作结构简练、直接,言简意赅,尤值得后来之训诂著作仿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