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对转基因技术的认知与采用行为分析——基于湖北与山东转基因抗虫棉种植的调查

根据湖北与山东两地实地调查获得的数据,分析了农户对转基因抗虫棉的认知与采用行为,考察农户对于转基因技术规则的认知和参与方式。研究表明,农户对转基因抗虫棉及其安全性、相关规则仍缺乏认知;农业技术人员仍然是农户获得种子信息的重要来源;由于经费严重不足和管理体制上的弊端,现有农技推广体系已经陷入困境,农民难以获得及时有效的种子技术方面的指导和服务;种子市场的监管不力及相关规则的缺乏,不但损害了农户的利益,而且加大了农户技术采用的风险。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农户的决策行为、制定合理完善的技术规则等促进转基因抗虫棉技术推广的相关建议。     

大力发展转基因作物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口的持续增加,我国农业面临着众多的严峻挑战。针对这些挑战,我国的科学家提出了第二次绿色革命,其内容概括为“少投入、多产出、保护环境”。而近年来兴起的转基因技术将为第二次绿色革命的实现起到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外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取得了大量成果,我国转基因作物的研发也取得了很大进展。转基因作物自1996年开始在全球大规模地商品化种植以来,已经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转基因抗虫棉花已经在我国大面积种植,2008年我国转基因棉花的种植面积380万公顷,占我国棉花总种植面积的66％。大力发展转基因作物对于我国的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以及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将起到巨大的支撑作用。此外,在大力发展转基因作物的同时,还应制定严格的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规则和制度,在让转基因作物的技术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同时避免其潜在的风险。     

国外转基因标识、阈值设定与审批管理对中国转基因大豆进口的影响

我国大豆消费在未来一段时期主要依赖进口,在转基因大豆贸易国际化的趋势下,评价各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政策对我国大豆进口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3—2010年我国大豆进口贸易数据,选取美国、巴西、阿根廷和加拿大四大主要进口市场,采用扩展的贸易引力模型,探讨各国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政策选择对中国进口转基因大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主要大豆出口国执行强制性标签、设定的阈值越大、转基因安全评价实行审批制管理会显著影响我国大豆进口量增加,此外,我国居民收入的提升会增加大豆进口,而出口市场经济规模的扩张、国外与国内价格比值的提高、双边贸易距离将会减少我国大豆进口量。     

我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调查与分析——基于湖北省的问卷调查

我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社会评价的态度是我国政府进行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基于湖北省的问卷调查,分析了我国公众对转基因技术／食品相关概念和基本知识的认知与判断,探讨了我国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评价、购买意愿、商业化及其各种效益的看法。主要结论：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相关概念和基本知识的认知程度不高,性别和成长环境对其认知程度影响不大,而不同文化程度和职业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情况存在明显差异;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安全与风险评价不是对等的;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商业化的支持态度略大于反对的态度,职业对商业化的态度影响较大;公众更关注转基因食品的健康效益和生态效益,公众文化程度对效益的选择有重要影响。     

中国涉农公务员群体转基因态度、认知及其影响因素调查与分析

由于特殊的职业属性与身份特质，公务员群体的转基因态度对社会公众具有一定的示范与引导作用。通过对全国3018名主要涉农公务员进行转基因态度及认知的问卷调查发现：公务员群体整体上对转基因持有较为积极的态度，但同时伴有一定的担忧情绪。在转基因议题上，公务员群体呈现出明显的个人行为态度与国家行为态度的二元分化。在个人消费层面上，公务员群体依旧抱有较为保守的反对态度；而在国家研发与管控层面上，公务员群体则表现出与国家政策方针较为一致的支持态度。此外，公务员群体整体基因科学素养不高，并倾向于对转基因阴谋论持有中立或认可的态度。心理风险感知是公务员群体支持或反对转基因最为重要的认知因素。因此，有必要针对公务员群体开展定向的转基因科普宣传，提高这一群体的基因科学素养、降低其阴谋论认知并对其心理风险感知进行有的放矢的干涉。这些工作有望改善公务员群体对转基因的态度，进而推动我国转基因产业化的进程。     

我国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现实困境及其出路

在当前的境遇下,我国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主要面临风险—收益评估、利益冲突、知识产权和各方反对的现实困境。为了解决这些困境,必须建立我国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综合效用评估体系和利益协调机制,加强研发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基因水稻品系,扩大公众和社会参与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决策,这样不仅有利于建立我国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科学和民主的决策机制,也有利于其有效决策和规范管理,使其为人类带来更多的福祉。     

基于转基因食品争论的公众风险认知研究

为了全面客观地了解转基因食品争论是否会对公众风险认知产生影响以及产生影响的根源,利用我国6个城市较大规模的随机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模型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认知主要集中在健康风险和生态环境风险上,转基因争论对公众的风险认知差异存在显著的影响;公众的受教育程度、对转基因食品争论、对转基因食品知识的了解程度显著影响其健康和生态环境的风险认知;而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缺乏沟通的程度、转基因食品本身的不确定性、食品问题的敏感性仅显著影响其健康方面的风险认知。据此,提出了从加大对转基因食品的宣传力度、搭建科学家与公众之间的交流平台以及建立转基因食品安全信息披露机制等方面的建议。     

跨国公司转基因种子技术垄断的产业风险——转基因大豆对中国大豆产业冲击的实证分析

种子处于农业的最前端,是农业的命脉。识别跨国公司利用转基因种子技术垄断产业的策略,对中国建立一个安全的种子产业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分析了跨国公司转基因种子技术垄断的形成,揭示跨国公司转基因种子技术垄断的策略性行为;以跨国公司转基因大豆冲击中国大豆产业链的全过程为例,实证分析了跨国公司种子垄断的影响,归纳出跨国公司转基因种子技术垄断的多种产业风险。提出了消除跨国公司转基因种子技术垄断的风险、重视生物质能源、强调农业和食品的重要性的政策建议。     

转基因技术的公众认知问题探究

随着转基因技术的应用和推广,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正逐步进入公众视野,也成为了近年来社会关注和争论的热点之一。在科技层面上,公众对转基因的认知及态度会对转基因技术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社会层面上,公众的认知态度也是很多社会问题的导引。本文阐述了公众对于转基因认知态度的现状,并分析认知态度背后的原因,探究当下可能的应对办法。     

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认知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转基因技术凭借其独有的优势成为农业史上运用和发展最迅速的科技,但是这项新兴科技在发展过程中一直伴随着巨大的争议。消费者如何看待转基因技术及其产品,成为此项技术和产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我国北京、上海、深圳、重庆、苏州、武汉6大城市开展了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认知情况的调查与研究。研究发现:由于主要依赖传统媒体和网络获取信息,科普活动参与度低,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认知程度偏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等个人特征和社会经济特征显著影响消费者认知水平;虽然信息传播、科普活动可以有效提高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知晓程度,但不是提高认知水平的决定因素。提出了提高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科学认知,需要科学家、媒体以及政府部门的合力。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我国种子安全问题

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视阈下,通过总结我国种业发展、种质资源保护、科研创新、违法犯罪行为打击等方面现状,发现当前我国种子安全存在五大问题:民族种业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外企先入为主;种子市场鱼龙混杂,执法监管乏力;涉种子犯罪错综复杂,公安机关打击困难;转基因、农业恐怖主义等安全性问题交叉出现。应通过做强民族种业、完善转基因种子安全性评定、规范市场监管、严厉打击涉种子安全犯罪、树立种子安全观等手段,保障我国种子安全。     

我国作物转基因技术创新与产业化推广

尽管面临广泛争议,转基因作物产业已经在我国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技术研发创新与产业化的关键环节,还存在着原始创新少、产业化推广机制不完善等一系列问题。本文围绕目前我国转基因作物产业的发展现状,研究存在问题的原因,提出未来我国在作物转基因技术创新上应进一步加强共性基础研究,鼓励原始创新,并积极适度地进行作物转基因技术的产业化推广。     

澳大利亚种植转基因作物的文化生态与风险认知

本文以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为理论参照,通过对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棉花农场的田野调查,力图分析澳洲农场种植转基因作物的文化生态和风险认知。研究发现,在澳大利亚推广种植转基因作物的过程中,研究人员-种子公司-农场主三者是共生的知识主体,知识本身具备了作为理论的知识、作为实践的效用和由此滋生的产权的三重特性;从三者对转基因作物的认知来看,知识本身蕴含的产权能得到各主体的认可和尊重;澳大利亚农民比较理性,普遍接受不可见的有效性,围绕种植转基因作物形成的社会关系和"最佳管理方式"是其棉花农场的实践模式。知识蕴涵的"理论-实践-产权"三重性与自下而上平等合作的实用主义取向是澳大利亚农场种植转基因作物的文化生态,这种取向让他们将转基因的风险限定在食物和身体,而不是环境。     

大众传媒在转基因食品推广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自上个世纪80年代转基因技术问世以来，关于转基因技术和食品的争论一直出现在大众的视线里。大众媒体的议程设置理论和舆论引导功能，对受众认知转基因食品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力。大众媒体对转基因的正负面报道影响着受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但是，目前大众媒体对转基因食品的报道呈现出报道不足和有失公正的现象，造成了受众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不够甚至是误解。消除受众的不确定性成为转基因食品转化为生产力的关键因素。而大众传媒在消除受众不确定性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基于此，探讨了大众传媒在转基因食品推广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并提出相应建议，以期对转基因食品的推广发挥一定的促进作用。     

公众的转基因认知与信息接触、媒体信任——关注非形式逻辑认知的全国性问卷数据分析

长期以来,社会对公众的转基因认知缺乏总体的、较为客观的认识.本研究旨在对公众的转基因认知作总体考察和解读,从形式逻辑和非形式逻辑的两种认知角度,同时探讨公众信息接触和媒体信任对公众认知的影响.基于5000余份全国性调查问卷,研究发现公众转基因知识认知程度与其科学素养水平相当,但相关知识的缺乏明显;多数人支持转基因科研,但对技术运用表现出实用主义态度;转基因产品接受度体现创新扩散早期阶段特点;公众转基因"信息渠道接触指数"影响认知,而科普网站等专门的科普信息渠道未成为公众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媒体信任指数"影响认知,公众更信任政府官媒;公众信任科学家,但"信源信任指数"的影响未得到验证;公众的媒体信任对转基因态度的影响远强于转基因知识的影响,也说明非形式逻辑的认知角度的重要性.     

转基因植物的法律保护与利益平衡

转基因植物的法律保护不仅赋予权利人权利和义务,还与农民、研究者、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密切相关,但各方的利益与冲突并存,因此各国对其采用的保护模式不尽相同。本文借鉴美国、日本和欧盟对转基因植物的法律保护方式,分析了中国转基因植物法律保护的现状与不足,阐明了转基因植物法律保护中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及其平衡规则,以构建我国转基因植物法律保护及利益平衡机制,为转基因植物的研究和产业化推进提出建议和思路。     

反全球化人士反对转基因食品的诉求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西方反全球化人士反对转基因食品的实践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启迪。开启食物安全的中国和谐之旅,要在全社会树立起食物安全无小事的社会理念;要加大媒体的宣传力度,提高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水平;中国的种业公司要对跨国种业公司对全球种子进行的商业圈地行为保持警惕;中国政府要加快推广包括转基因技术在内的农业生物技术成果,要切实提高其履约能力,要采取措施化解转基因食品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要采取一些社会权利非商业化的政策,要加强转基因生物特别是转基因水稻的风险评估和管理工作,要加快责任政府的建设步伐,要通过制度化建设来解决食物安全保障问题。     

反全球化人士反对转基因食品的诉求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西方反全球化人士反对转基因食品的实践为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有益启迪。开启食物安全的中国和谐之旅,要在全社会树立起食物安全无小事的社会理念;要加大媒体的宣传力度,提高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水平;中国的种业公司要对跨国种业公司对全球种子进行的商业圈地行为保持警惕;中国政府要加快推广包括转基因技术在内的农业生物技术成果,要切实提高其履约能力,要采取措施化解转基因食品可能带来的社会风险,要采取一些社会权利非商业化的政策,要加强转基因生物特别是转基因水稻的风险评估和管理工作,要加快责任政府的建设步伐,要通过制度化建设来解决食物安全保障问题。     

论我国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知识产权战略实施

我国转基因水稻已获国家安全证书,即将进入商业化的种植.在转基因水稻产业化中,其知识产权的战略实施非常重要.在世界知识产权战略形势严峻以及我国已有知识产权总体战略环境下,通过对我国转基因水稻知识产权战略中的技术准备和制度支持状况的探讨,进而分析我国现阶段的转基因水稻知识产权战略在准备与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策略选择,以完善我国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知识产权战略.     

转基因规则与中国粮食安全观

转基因规则的实施并非是中国的非关税壁垒,相反它将是改变我国传统粮食安全观的促进因素.它将在维护转基因食品安全,促进转基因技术发展及推动非转基因食品生产三个方面促进我们放弃在粮食生产条件不佳的情况下依靠自力更生,实现自给自足的传统观念.而这也是我国在WTO框架下积极参与国际贸易竞争的表现,同时它也将有益于中美两国在新的经济形势下形成合理的分工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