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利尚义:中国近代彩票的社会文化背景浅析

晚清本土彩票属于近代转型时期的产物。一方面,它是直接仿效西洋吕宋票而创设;另一方面,晚清彩票的兴起尽管体现了国人的一种逐利行为,但也有传统道义文化的支撑,即晚清彩票假"义赈"名号使其在价值取向上与传统射彩之法区别开来,从而使其在性质上属于近代新生事物。     

试论中国近代官督商办彩票——以晚清江南义赈彩票为中心的探讨

随着舶来品吕宋票退出晚清彩票市场,其所留下的市场空间吸引了众多彩票商的觊觎。江南义赈彩票得两江总督禀请,获硃批准开,享六年专利,开中国近代官督商办彩票之先河。江南义赈彩票虽然企图利用官方的保护实现对彩票市场的垄断,但是,其销售额度的变化也深受社会时局的影响,并最终为官办彩票所取代。     

中国近代官办彩票业起源研究——以湖北签捐票为中心

"尚义耻利"是中国传统义利观的表述,中国近代彩票借助"为诸善举"得以产生,并与传统射彩拉开距离,这正是对传统道义文化资源的有效利用。张之洞在湖北创办签捐票,开启中国近代官办彩票业之滥觞,这不仅是近代彩票由舶来品吕宋票到本土彩票的一个发展过程,更是其时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道德价值观由"义"趋"利"变化的折射。     

中国近代本土彩票发行述略(1899-1949年)

中国近代本土彩票在外来彩票的刺激下产生,它打着"为诸善举"的道义旗号出现,获得了官方、民众及舆论的认同.然发行过滥、失控,运行中弊病丛生、迹近赌博,最终随着旧政权的结束走向末路.清末与民国时期的本土彩票发行状况,是加深对中国近代史了解和认识的一个微观视角.虽然近代本土彩票与当前国家发行的福利彩票、体育彩票不可同日而语,但从近代本土彩票的发行中可以获得某些现实启示,为今天彩票妥善运行问题解决提供借鉴.     

慈善赈济与近代中国——试论慈善赈济对中国近代社会秩序的矫正功能

自古以来,各类灾害就与以农立国的中华文明相伴而生。灾荒赈济成为历朝历代政府必须直面的问题。灾荒赈济是近代中国慈善事业的主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官赈还是义赈,都在社会运行中扮演着“矫正器”作用。近代中国慈善赈济的社会矫正作用是其基本功能,其实际作用的大小与社会多重变量关系紧密,但政府治理的政策措施和社会物质基础的作用尤为关键。在慈善赈济活动中,官赈和义赈的竞合协同在近代中国是时常呈现的实态,也是传承至今值得继续弘扬的宝贵经验。     

晚清时期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兴起

晚清义赈的兴起源于从1876年开始持续四年之久的“丁戊奇荒”,在这次灾荒救助中逐渐形成了一套颇具规模的灾荒救助组织体系和比较科学的灾荒救助运作模式,对于推动中国慈善事业向近代化转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戊戌维新运动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慈善机构出现了新的转机,进而产生了近代意义上的社会慈善事业,主要表现在具有近代色彩的慈善理念的酝酿萌生和具有公益性质的慈善事业的初步扩展。但维新时期的慈善公益事业犹如昙花一现,没能获得持续的发展,直到清末地方自治运动蓬勃兴起后,曾受顿挫的慈善事业才得以复苏,从而为旧式善堂、善会向近代新型慈善团体的转换提供了重要契机。     

华洋义赈会赈灾防灾的实践飞跃及意义

华洋义赈会在近代中国救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通过对其在河北省办赈活动的个案考察,深入剖析了该民间组织“有灾救灾、无灾防灾,与其授人以食,不如授人以技”的独特办赈理念。研究华洋义赈会从赈灾到防灾的实践飞跃,对当代的救灾和防灾工作也有借鉴意义。     

论光绪年间江南民间的河南义赈

光绪年间江南民间的河南义赈。主要有光绪三年和十三年两次,之后则趋于衰落。义赈的兴起与河南官方救济的严重不足、江南善堂的传统救济功能、西方近代救济行为的示范及《申报》的作用等有关。与官赈相比,民间义赈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专而精的施赈方式更为高效合理、义赈措施更具有实效性和针对性、善后赈济更注重为灾民谋生路、注重对弱势群体的救助、自捐自办的运行模式等五个方面。     

慈善事业与近代女性角色意识的彰显

慈善是中国传统女性较为本质的身份和角色,而正是经由慈善性这一行为路径,中国女性较好地完成了她们的身份和角色意识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历史进程。在近代社会,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的变动,女性职业化趋势促进了女性意识的彰显。妇女通过各种义赈组织参与办理慈善救济,从而突破了家庭、世俗、伦理的种种局限和羁绊,最终得到了社会对其身份意识的普遍接受与认同。     

互联网彩票的法律规制路径

互联网彩票是一种新型的彩票运营模式,对其发展,既不能听之任之,任其"野蛮生长",更不能一禁了之,任由其"在地底下"运行.对于互联网彩票的规制,必须走法治化路径.本文总结对比了被禁前我国互联网彩票的应然特点和实然特点,分析了互联网彩票制度试探后所展现出的利益分配、 行政监管和刑事犯罪方面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思路:互联网彩票是传统彩票与互联网结合的产物,是一种新型的彩票运营模式,而不仅限于销售模式;我国应当完善行业管理体制,使监管者全面退出互联网彩票的利益博弈;同时,应效仿世界通行模式,立法规定垄断性经营模式,以法律的形式平衡各方权利,并注重相关技术方案的配套和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