浸乎世风 染乎世情——全真教与元杂剧关系谈

本文从道家思想与全真教的关系切入,对元杂剧中关涉全真教的剧目进行了剖析,并据以历史事实指出： 元杂剧中的氤氲道气是全真教对元代社会巨大影响这一世风世情浸染的结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元杂剧中存在着终极意义层面上的审美超越倾向     

论常州词派妇女词的艺术风格

当常州词派盛行清朝时,常州出现了一支不可忽视的女词人群体,她们的词作艺术性较强,艺术风格以"幽怨凄丽"、"哀感顽艳"为主流.如庄盘珠的《秋水轩词》.这一风格的形成,与女词人的生平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女词人中,悲剧性命运有着一定的普遍性,她们多数遭遇坎坷,命运多舛,所以词作大多凄婉、柔丽,女性化特征较强.     

全真教对马致远杂剧思想内容的影响

全真教对马致远的杂剧思想内容影响较大,主要表现在:马致远的杂剧借助于全真教的教义主旨,重新阐释君权神授的思想,在消极悲观情绪中流露出对儒家正统观念无可奈何的思念之情;表达人生如梦、仙隐合一的人生虚无观念;推崇背离家庭亲情伦理关系的极端苦修思想;宣扬极端的禁欲主义和出家苦行的思想,以此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和反叛之情。     

略论全真教教徒的诗学观

金代全真教教徒王重阳、马钰、丘处机等人创作了大量诗歌,体现出独特的诗学观。他们不仅以诗歌来传道悟道、教化他人、联络道友、增进感情,还以诗歌来抒发道情和诗情,将诗歌当成传道、交友的文字游戏。他们的跨界创作偏离于诗言志、诗缘情的主流,成了宗教界、文学界别样的风景。     

全真教龙门中兴与满清王朝的关系

全真教是宋金之际建立的新型宗教,蒙元朝时期受到政府的高度支持,一度达到了鼎盛。随着明王朝的建立,全真教由于种种原因逐渐衰落,出现了沉寂状态。明末清初,全真教龙门派出现了一位极具影响力的高道——王常月,在其领导下对全真教进行了改革,使全真教一度出现了"中兴"局面。这与满清王朝的大力支持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金元全真教的社会关怀

道教自其创立之初,其教义就有着深切的社会关怀;金元全真教继承了这一传统,主要体现在真行与教化两个方面.全真教通过种种利国利民的举动,树立起了良好的形象,赢得了民间和朝廷的双重肯定,缓和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贡献.     

清丽:张先词的艺术特质

本文从清新绝俗的意韵和华丽精美的语言两个方面。分析论述了张先词的艺术特质，观照了张先对宋词清丽词风之形成所做出的努力与贡献。     

试论金元时期全真教兴盛的原因

金元时期,全真教的迅速兴起并达到鼎盛有着深刻的背景原因,本文从激烈的民族矛盾及其引起的动荡的社会环境;传统主流思潮儒家文化的失重及多元文化空间的形成;全真教适应社会潮流的成熟圆融的理论三个方面对此做了初步论述.     

论金元时期全真教的财产观念

全真教自金初形成后,主要以乞食为生,蒙古进入中原后方转为耕作自给.但不论是乞食还是耕作,全真教对财产的态度并未产生根本性的变化.可以说,在金元时期,全真教轻财如土、以义取利、公而无私的财产观念基本贯穿于始终,这也是全真教长盛不衰的重要因素.全真教形成的这些财产观念,并不是对世俗观念的简单重复,而是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具体而言,这些财产观念都和修道紧密相连,这就为全真教正确处理财产问题奠定了基础.     

金元全真教政治认同的历史考察

政治认同问题是政教关系的重要一面。全真教政治认同的构建是在金元王朝政教生态语境中循序展开的,呈现出理论性(遵国法、尚王道的论说)与实践性(以教辅政的政治支持行为)、动态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特征。根据表现形式的不同,全真教政治认同的构建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敬而远之、古朴清修(1159—1183),尊王讲道、赢得信任(1184—1219),以汉接蒙、体道辅政(1220—1256),主动臣服、依附发展(1256—1368)。特别是大蒙古国时期,全真教变被动臣服为主动构建,推动了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有机结合的元代统一多民族国家政制建设。全真教政治认同的构建是长期以来中国大一统历史语境下佛道佐国扶命、崇尚王道传统的赓续。在金元少数民族政治语境下,全真教成为以忠孝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基因的重要传承者。全真教的政治认同与金元统治者对它的认可是一个有机互动的过程。以“王律”统合“道律”是全真教成功发迹并取得长足发展的重要政治保障。     

论全真音乐机制与全真道士的诗词艺术

全真音乐主要是施之于修持,其法有唱诵与吟诵等;另一种是施之于庆祝、祈祷等法事的,以声乐演唱为主。全真道士在传教过程中,既与士大夫唱和赠答;亦面向大众布道而强化词的音乐性,其方式是或继承能歌的词调,或将词调进行改造,或自创词牌,使渐趋雅化乃至僵化的词变得鲜活、俚俗,使词体更容易向曲体发生转换,成为词曲之间流变的中介和津梁。这无疑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道教与元散曲的虚幻意识

元代道教盛行,对当时的文人创作影响甚大,在元曲特别是散曲作品之中,体现出极为浓厚的虚幻意识。表现在对历史兴亡更替的透视与淡漠,对功名富贵的消解与否定,对避世隐居、学道求仙的追求与向往,以及对纵情声色、及时行乐的认可与肯定等几个方面,反映出了元代的社会环境、文人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     

元代道教史籍发展的社会背景探析

道教史籍之编纂由来已久,考察发展大势,其芸芸大者当在宋元,尤其以元代最为典型。从内容和形式、数量和质量等多角度来看,元代道教史籍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说元代是道教史籍发展的成熟期,当不为过。     

元杂剧与南戏中人物上下场的表演按语

元杂剧中有所谓“开呵”,是人物上场时自我表白的按语,这种按语主要为自我介绍,但也伴有叙说剧本梗概、交代情节、请求赏赐等功能。“开呵”本是古代伎艺人开场时的熟例,元杂剧和南戏继承这一表演传统,并在表演形态上加以改造,由原来单一的散说转变成诗词韵语,唱念结合,甚至杂有所谓“焰爨”,即舞蹈形式。此外,元杂剧和南戏还在“开呵”的基础上发展出剧中的“按呵”和剧末的“收呵”,二者皆是以剧外人身份所作的断语,“按呵”是对剧情的发展所作的提示、评价,“收呵”则是对剧中人物的结局进行评说。     

元僧诗与僧诗文献研究

元代文学与元诗的特点之一是释、道、伊斯兰教、基督教四种宗教教士齐聚文坛。僧诗是元诗重要组成部分,但以往研究积累极少,文献散失亦多。本文对元僧诗基本情况作了概括,并就诗僧别集的散失、辑佚、考释等,作了专题研究。忽略元僧诗,导致元僧诗文献散失;文献散失,直接后果则是对元僧诗的忽略。两者互为因果。元僧诗文献研究可以证实:元代僧诗相当活跃;宋元之际士人出家与科举不再实行有一定关系,主要是出于生活方式的选择;迄于元,诗僧是受到南宋江湖诗派影响明显的群体。     

元代散曲中的戏曲史料及其价值述略

在元代散曲中,存有一些有关元代戏曲的史料。通过梳理、分析,大致可把它们归纳为四类:一是有关元代戏曲演出的史料,二是有关一些戏曲家的史料,三是有关部分乐妓的史料,四是关于少数戏曲故事和戏曲剧目的史料。这些戏曲史料的存在,有一定的补遗价值、认识价值和文学史价值。     

论金元易代之际河东段氏兄弟的诗词风格

金末遗民文学家段克己、段成己,身处金元易代之际,采取了淡泊名利、超然世外、独善其身、冷眼旁观的处世之道,这一处世之道决定他们选择了隐居田园、放情山水、饮酒赏花的生活方式。反映在其诗词创作中,则多写上述生活内容。段氏兄弟对于社会、人生的态度,决定了其诗词冷静、淡然的基调,从而表现出清冷超旷、恬淡疏朗的风格。     

论明代戏曲的文人化特征(下)

宋元时期的戏曲作家多为民间艺人或下层文人，自元末高 明作《琵琶记》始，文人学士、官僚士夫逐渐取代民间艺人成为戏曲作家的主体。而随着戏 曲作家的文人化，也使得明代的戏曲呈现出与宋元时期戏曲不同的特征。一是出现了具有 不同艺术风格的戏曲作家流派，如五伦派、昆山派、吴江派、临川派等；二是在戏曲的题材 、人物形象、语言、音律等方面都呈现出典雅化的特征。明代戏曲的文人化既提高了戏曲的 文学品位，使得戏曲与诗文一样，具有了经典性，同时也由于其精致典雅后脱离了舞台，异 化为一种案头文学。     

论元杂剧的悲剧蕴涵

元代杂剧中的悲剧大多呈现出悲中见喜,苦中有乐的特征,形式上的大团圆结局彰显出悲壮气氛与哀婉情调。许多生动典型的艺术形象的塑造带有明显的伦理情怀与道德批判色彩,深刻地反映了元代社会的生活现实与时代精神。     

元代蒙古族所着半臂形制研究

本文对元代文献资料进行分析,并结合元代传世画像、元代墓室壁画、石窟壁画和元代出土实物资料等,探讨了元代蒙古族中最为流行的直领齐腰汉式半臂、高丽式半臂、独具特色的交领右衽袍长过膝的蒙古式半臂的特点进行分析,另外还说明其服饰对明清服饰的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