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效率的程序——关于立法程序制度构造的另一种思考

民主,毫无疑问应该是立法程序的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但它不是惟一的因素,效率同样也是立法程序所追求的目标。事实上,许多立法行为或程序要素的设置并不具有政治或伦理色彩,却关系着资源利用和配置的优化,因而需要以效率的标准加以衡量。程序效率价值不仅可以用来作为评价一个国家整个立法程序制度优劣的指标,也可以用来对一部法律的制定过程进行定量分析。通过降低经济成本总量,实现立法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是提高程序效率的基本模式。     

关于行政程序的价值探索--兼论平衡论的意义

我国法律传统向来重实体轻程序,奉行"结果好便一切都好"的实用主义哲学理论.但是,在走向法治化的过程中,我国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程序的价值和作用.平衡论把行政程序的作用提高到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主张通过行政程序权利义务的倒置达到总体平衡.行政程序法的基本价值目标是公正与效率,平衡论对我国行政程序法公正与效率兼顾目标模式的确立作出了积极贡献,指导了我国行政程序法律制度,而且在行政程序立法实践中也有体现.     

立法程序的法理分析

立法程序乃是具有立法权限的国家机关制定、修改和废止规范性法律文件所遵循的制度化的正当过程 ,是限制立法者恣意进而使立法活动彰显程序正义的制度设置 ,也是国家通过立法手段协调利益冲突、规制社会秩序及配置社会资源的合法路径和正当法律程序。现代立法程序具有民主性、公开性、交涉性及自律性等几大属性。现代立法程序的价值体系主要由正义、效率和秩序等构成。其中 ,正义奠定了立法程序的道德基石 ,效率赋予了立法程序经济性的内涵 ,秩序则给立法程序注入了制度化的理念。现代立法程序的建构及运作应当遵循“正义优先、兼顾效率和秩序”的价值取向。     

刑事速裁程序价值的理论阐释与冲突衡平

最新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首次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刑事速裁程序。价值问题是刑事速裁程序的理论基础问题。效率价值、程序公正价值及实体公正价值构成了刑事速裁程序的多元价值体系。审前程序的整合、审判程序的简化以及诉讼期限的缩短是效率价值的具体表现。被告人程序选择权的充分尊重以及诉讼当事人的实质参与是程序公正价值的具体表现。控辩双方不可围绕特定罪名进行协商以及量刑协商不可突破法定范围则是该程序实体公正价值的具体表现。然而,在多元的价值体系中,价值与价值之间难免会出现相互冲突的情况。为了实现刑事速裁程序的三种价值,尽量避免价值之间的冲突,应当树立效率价值优先原则以及保障最低限度公正价值原则,以保障该程序在新的立法体系中更为顺畅地运行。     

论行政程序的效率价值

行政程序的价值是近年来行政学界讨论的热门话题之一 ,学者们普遍认为行政程序有公平价值、公正价值、公开价值等 ,却没有把效率价值放在核心地位来认识。而研究得出行政程序应追求效率价值的结论 ,并从程序与效率的关系、行政程序中效率价值的表现、效率对行政程序立法的意义几方面对该观点进行了充分论证     

行政程序效率与公正价值取向的博弈分析

行政程序的效率和公正价值取向直接决定着行政行为的结果正义,两者共同构成了行政程序的法律价值,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片面强调效率和公正无法实现行政程序的目标。公正和效率的价值趋向总是在相互的博弈中形成一种最佳的互相补充、互相牵制并最终实现协调和平衡的一种状态,形成良好行政程序制度,推进我国行政程序立法。     

面向立法程序的个人选择--公共选择视角中多数原则的可能性及其限度

从"个人"和"集体"两个概念的逻辑关系角度切入立法程序民主问题,挑战了传统立法理论关于立法的价值基础和标准的观念,提出"个人利益"而非"公共利益"是立法的价值基础和标准,并以此为理论预设,利用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方法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分析影响立法程序民主和个人利益实现的内在、外在的诸多因素,进而指出立法民主的可能性及其限度,最终从方法论、立法技术、立法程序、法学家使命等几个方面,提出了缩小立法理念和立法实践差异的思路.     

侦查阶段程序分流机制的构建

程序正当化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个问题是诉讼成本的提高,作为现代社会刑事诉讼的两大价值目标的公正与效率之间的冲突日益尖锐。程序分流作为提高诉讼效率的卓有成效的机制已经引起现代社会的普遍关注,但是国内学者论及程序分流仅指在起诉阶段通过不起诉决定和在审判阶段通过适用简易程序而进行的程序分流,对侦查阶段的程序分流则鲜有提及,本文试图另辟蹊径,在侦查阶段构建程序分流的具体方案,并提出若干立法建议。     

关于民事诉讼简易程序变换普通程序的思考

诉讼程序的转换在一定程度是必要的,同时也可以促进效率与公正两大价值的实现.程序转换本身涉及到许多问题,转换之后重新进行程序的方式和程序目前立法上的规定也很含糊不清或者说是个空白.笔者拟就简易程序转换为普通程序的原因、方式、转换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转换后的效力等问题做一个简单的探讨,并提出自己关于立法完善的浅薄建议.     

程序在私法中的重要地位

私法之中存在大量的程序规范。这些程序规范有如下功能:理顺交易程序,提高交易效率;控制优势权利的滥用,保障交易安全;适应经济服务化的要求,以程序界定服务。我们应当改变"私法不管程序"的观念,重视对私法程序的研究并完善有关立法。     

中国古代佛教法的证成

原始佛教法是由佛陀所制定并且为世俗法所承认的,原始佛教规范具备法律要素,既有内部立法权,也得到了世俗统治者的承认,是“未完备世界”的法律,而中国佛教法的效力渊源来自于两部分,一是佛教内部立法权的确立,此为佛教法立法权的继承,主要是“适宜”规则的运用。二是世俗政权的承认。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程序定位及立法模式选择研究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程序定位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具体问题展开研究的逻辑起点.依托传统民事诉讼程序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使其丧失了自己独特的个性.程序的设置应当与纠纷的类型相适应.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立法目的和保护对象的特殊性,客观上决定了建立价值与规则同一的相对独立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特别程序更为合适.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本质上属于民事诉讼的范畴,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特别程序属于民事诉讼程序群的一员.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特别程序立法有必要采用循序渐进的方式,近期可采用内置于现行民事诉讼法中的立法模式,在《民事诉讼法》中专章规定;当其具备较完善的立法体系内容,且立法时机成熟时,可单独制定特别程序法.     

从民事公诉的实践困境展望行政公诉制度的建立

目前,无论在我国立法上还是实践中,民事公诉已经"崭露头角",而行政公诉则"前途未卜"。然而,环境民事公诉的实践困境折射出民事公诉在督促行政执法进而维护公益方面难有作为。监督行政是我国检察监督的应有之义,行政公诉更能促进行政执法以维护公益、更契合我国国家机关权力结构和检察机关性质,行政公诉应该大有作为。在即将修改的《行政诉讼法》中,应当确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并明确检察机关的原告资格。     

论行政行为补正制度

行政行为补正是行政主体在一定期限内对程序存在轻微瑕疵的行政行为进行的补救,通过补正使原来违法的行政行为成为合法行政行为并维持其法律效力。行政行为补正的理论依据有行政程序双重价值理论、信赖保护原则、公正与效率的价值目标三个方面。目前我国行政行为补正制度并不完善,有必要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构建我国统一的行政行为补正制度。     

论加强大学生“中国梦”的理想信念教育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论述与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之间存在着内在价值上的一致性。针对当前大学生理想信念的现状,高校要从理论武装、现实问题指导、搭建网络教育平台和发挥教师的示范表率作用等方面,加强大学生"中国梦"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大学生把"中国梦"理想信念转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实际行动。     

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立法的冲突与协调

我国转基因食品标识囿于缺乏统一立法,地方立法监管无序,标识制度难以落实。基于立法体制特征与立法文本呈现,审视转基因食品标识立法体系,转基因食品标识中央立法分散、相互交叉冲突;转基因食品标识地方立法与中央立法规定和立法精神相违背。转基因食品标识立法矛盾丛生的主要根源在于转基因食品标识立法理念不一,立法权限划分模糊,地方立法保护主义滥用,国家立法监督制度缺位,制约了立法效果的实现。借鉴美国统一标识制度安排及其协调立法冲突的经验,进而立足本土需求,消解我国标识立法冲突之虞,中央立法应尽快制定统一的转基因食品具体标识规则,完善立法监督制度;地方立法应坚持“不抵触原则”,提升立法质量,实现保障食品安全、保护市场主体权益的立法价值目标。     

浅议提高我国刑事诉讼效率的若干问题

在我国刑事诉讼活动中,案件久拖不决,侵害犯罪嫌疑人权利等现象时有发生,究根求源,是我国刑事诉讼效率低下的表现。所以,提高刑事诉讼效率是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需要。本文在首先论述效率的概念后,提出了阻碍我国刑事诉讼效率提高的诸多因素,然后提出了改革的对策。尤其认为在完善立法的基础上,建立一支高素质的执法队伍是提高我国刑事诉讼效率的最根本保障。     

回应型司法下的程序选择与程序分类——民事诉讼程序建构与立法的理论反思

当前,我国正处在从政策实施型司法向回应型司法的转型过程中。民事司法结构和模式的转型呼唤程序自治性、程序主体性的制度建构,呼唤程序规则的独立性和经由程序的正当化机制的回归。价值取向和技术特征迥异的各类程序,如审判程序与执行程序、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私益诉讼程序与公益诉讼程序、财产诉讼程序与家事诉讼程序等,分类入法,可以满足当事人不同层次的实体权利和程序利益之保护的需要,以程序主义视角和程序利用者视角为导向的程序选择权由此获得新生。     

商谈法律理论视野下中国立法反思

在多元化背景下,如何寻求公平的立法以输出分配正义、建立集体价值共识,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哈贝马斯从交往理性入手,通过商谈法律理论为立法公平找到了正当性基础。因循哈贝马斯的理论,完善我国立法商谈机制,就应当树立主体际的立法观念,保障公民政治参与权,以合理化目标规范商谈程序。     

税收法定原则与我国税收立法完善

完善税收立法是我国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从而实现法治财政的关键,通过对比我国与美国的税收立法,研究了我国税收立法权、税收立法体系和税收立法程序的现状,分析了我国现行税收立法中存在的观念误区和实践偏差。我国的税收立法都是在税制改革进程中进行的,基于税制改革变动性与税收法律相对稳定性之间的关系,本文提出完善我国税收立法的路径,以利发挥税收立法对我国税制改革的指引和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