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多重矛盾及其破解思路

本文分析了农业转移人口大规模、持续性非永久乡城迁移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重点研究了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所面临的多重矛盾：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与市民化能力之间的矛盾、地方政府城市化动力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求之间的矛盾以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收益与社会成本分担之间的矛盾。据此,本文提出了深化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能力;改革财税制度和政绩考核制度,建立吸纳农业转移人口激励机制;完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担机制,提高地方政府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成本的负担能力等三方面破解思路。     

信息甄别、户改设计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序推进,需要通过机制设计引导其合理流动。借用合同理论对差别化户籍制度改革方案设计进行分析,可以揭示其具有对异质性农业转移人口个体进行甄别、筛选的功能。差别化户改政策作为实现有序市民化的有效手段,必须以扭曲低市民化意愿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为代价。以差别化落户政策和居住证制度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二维路径"有可能形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二元分割。     

推进福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经济学分析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和统筹城乡发展的影响下,福建省持续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从农业转移人口个人来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决策可以视为一种投资行为,其考虑迁移城市至市民化与否的经济动因是进行成本收益因素分析,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心理成本及收入收益、教育收益、医疗收益、文化收益。作为公共政府应该制定措施,降低市民化总成本,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要以强制性制度创新,构建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体系。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质量提升的思考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其关键在于提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质量。论文认为:农业转移人口的"融入"程度是评估市民化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融入"不仅是户籍与居住地的变迁,更是一个"文化—社会心理"的范畴,其程度的提高并非一个纯粹自然发展的过程,而需要制度与政策的安排。并进一步提出:制度安排与政策选择要重点关注与培育农业转移人口的适应性和现代性,这是提高农业转移人口"融入"程度、提升市民化质量的具体路径所在。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不仅有利于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缩小城乡差距,对实现"中国梦"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都具有重大意义。在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面临的社会保障缺乏、融入城市困难、子女受教育矛盾突出、自身素质限制等困境,并提出相应对策。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理论争辩、经验比较与跨学科范式建构

随着农业转移人口问题的拓展和日益复杂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不再是单一视角下的制度问题,也不是简单的个人发展问题,农业转移人口问题研究在理论方法研究和实践应用方面临诸多挑战,这种挑战表现在新形势下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新界定、市民化程度测量标准和指标的重新确立、概念框架的统一与理论体系的重新构建、研究领域的多学科交叉与融合。事实上,未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研究趋势除了加强原有发展经济学、发展政治学、发展社会学、管理学等原有学科的交叉研究外,还必须将发展生态学、公共健康学、政策学、发展人口学、发展人类学、营养学等其它社会学科纳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中,促进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更好地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不同学科相互作用研究领域的应用与发展,本文试图在跨学科框架内重新思考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关键议题和新的问题意识。     

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综述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对农业转移人口的称谓演变、市民化发展阶段进行了梳理。通过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水平测度、市民化障碍以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对策建议进行了综述,分析了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研究的瓶颈和不足,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希望为进一步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和借鉴。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逻辑、困境及政策变革—基于家庭的视角

中国要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其关键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社会变迁的历史语境中,通过话语分析发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逻辑意蕴是推动其家庭的城镇化。然而,当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正面临着家庭界面缺失、家庭成员离散以及家庭功能失衡等现实的困境。因此,基于家庭的视角,文章提出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政策变革的总体思路以及相应的实践策略。     

安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区域差异实施路径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这一思路的实践重点就在于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现阶段无论从外在的政策方向、经济发展和城市承载空间来看,还是从内在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来看,安徽省都具备了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条件。但由于不同地区、不同类别城市在经济、文化、生态环境、资源优势等方面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各地政府财力的承受能力也不同,不可能运用统一的市民化模式。因此,应采取区域差异化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路径,主要从皖江与皖北差异性、主体功能区差异性,以及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差异性三个维度来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农业转移人口对流入地财政影响的成本—收益研究——基于个体生命周期的财政净现值测算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我国城乡结构、人口结构以及产业结构变迁的主导因素,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首要任务.利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成本—收益净现值分析框架和财政统计数据以及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测算农业转移人口个体生命周期的财政成本现值、收益现值、净现值,结果表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流入地带来财政成本同时也有积极贡献,以全口径宏观财政负担估算的财政贡献大于一般公共预算口径的估计值;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净现值因个体生命周期所处阶段不同而存在差异;不同城市间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净现值差异也较大.因此,建议地方政府综合考量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财政成本与收益,提升农业转移人口收入,渐次分层推进人口市民化进程.     

河南省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社会保障研究

随着河南省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大量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必然趋势。实现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根本保证,就是探索一条符合河南省省情的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财政金融政策支持效率研究

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存在着人口城镇化明显滞后于空间城镇化的问题,这与现行的财政金融政策相关。基于DEA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可测算2005-2011年中国31个省份的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城镇化效率指数,研究发现,从整体发展趋势来看,大部分年份财政金融政策效率呈下滑态势,财政金融政策并没有很好地支持城镇化建设,这突出表现为财政金融政策偏向于空间城镇化而忽视人口城镇化。这主要是受现行地方官员考核机制制约,地方政府在"政治锦标赛"中,倾向于积极推动空间城镇化,消极应对人口城镇化。所以,应建立正确的地方政府考核导向和考核指标体系,引导地方政府行为;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权利,增强地方政府财政的可持续能力;建立合理的金融资源供给模式,通过金融扶持推进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创业和就业。     

城市化释义

21世纪是“城市世纪”。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成正比,呈现高速发展趋势。城市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现代文明标志及创新的载体,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信息中心,具有集聚、规模和辐射等功能效应。2000余年来,城市内涵随历史发展不断丰富。城市化一词的出现至今也有百余年历史,不同学科对城市化理解不同。其实质是一个以人为中心、受众多因素影响的复杂多变的软硬件系统化过程,是从传统向现代全面转型和变迁过程。不仅是农业人口向非农、并向城镇的聚集,而且是城镇在空间数量、区域规模、功能作用诸方面的扩大,以及城市经济关系、居民生活方式改变的过程。城市化与城镇化、农村城市化、农村城镇化及城乡一体化等相关新概念有所区别。从区位论、结构论、人口迁移论、非均衡增长论到生态学派论,从梯度推移、增长极与地域生产综合论到产业集群论的演进,体现了城市化发展理论的深化。不同学者对城市化动力机制认识不同,但在“推拉”机制上形成共识。不同阶段和同一发展阶段的不同地区,中国城市化动力机制相异,而其相同点包括:农业工业化推动、比较利益驱动、农业剩余贡献和制度变迁促进等。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观点辨析与理论研究

新型城镇化道路．对新时期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意义重大。传统的城镇化建设在中国存在不可持续性,必须走有质量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当前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城市化,即实现衣村转移人口市民化。因此,新型城镇化过程必须解决好房地产、户籍制度、土地制度、金融体系等相关的诸多问题,为此制定科学的产业促进政策,实现产城互动发辰;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调整房地产市场策略,满足新市民的生活需求;提高素利用效率,转变域市发展方式,实现有质量的城市化。     

我国人口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测定与影响因素研究

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衡是我国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运用异速生长模型对我国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的协调性进行实证测定。结果表明：不论从总体上还是分区域亦或是从不同城市规模角度看,我国人口城镇化都明显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在此基础上,从我国现存的外部制度和内在的经济发展方式两个层面分析了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失衡的原因,最后提出三项建议：一是中央应在统筹全局的基础上对现有制度进行适当调整和改革;二是限制超大城市;合理发展中小城市;三是为了缓解城镇化建设中的资金缺口,应在政府主导下,充分调动民间资金和民营企业参与到城镇化建设中去等。     

论城镇化背景下小规模幼儿园的合理性——基于小规模幼儿园不合法性的反思

城镇化是当今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特征,并将持续到未来的几十年之后,市民化是城镇化的核心。在城镇化进程中小规模幼儿园具有必然的合理性,具有＂广覆盖、保基本＂的普惠性质,对满足社会弱势群体的多元学前教育需求具有重要价值。认识误区和政策歧视使具有平民性质的小规模幼儿园被排斥在体制之外,遭遇合理性与不合法性的剧烈冲突。地方政府需要反思政绩观,转变政策理念,从底层民众的立场出发采用多种政策工具发展小规模幼儿园。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制度创新

从农业转移人口分化视角,分析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与农村土地产权结构的适应性及其对土地利用方式的影响,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的农村土地制度创新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市民化程度较低的兼业者、农民工对农村土地产权具有现时性偏好,比较重视土地的现时价值,倾向于直接经营土地或以短期方式不完全流转土地;市民化程度较高的准市民、市民则对农村土地产权具有长期性偏好,比较重视土地的未来价值,倾向于以长期方式不完全流转土地或以完全方式流转土地。需要保证产权结构具有一定弹性,适应不同市民化程度农业转移人口的异质性需求;通过创设土地发展权,合理分配农村土地增值收益,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优化配置农村土地资源。     

城镇化对农地利用强度的影响

以武汉城市圈为案例区,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从经济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社会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等方面定量分析了城镇化对农地利用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城镇化、土地城镇化、社会城镇化、人口城镇化对农地利用强度均具有显著的影响;人均GDP对农地利用强度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城镇化进程中非农就业机会的增加对农地利用强度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人均耕地面积和耕地减少量对农地利用强度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人口城镇化对农地利用强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公路密度对农地利用强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农业机械总动力在当前阶段对农地利用强度有抑制作用.     

城镇化和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梯度转移模式

文章从我国城镇化和劳动力转移的现实出发,总结了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传统的人口迁移模型给予述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农村劳动力的梯度转移模式,最后给出一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