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二语写作领域的“声音”研究

"声音",亦称作者身份,是近年来国外二语写作研究领域的热点之一。国内二语写作领域的"声音"研究相对滞后,对我国的二语写作教学与测评造成了不良的后续影响。笔者通过回顾"声音"的对话性理论根源,对过去三十年间国外二语写作领域已有的"声音"研究进行梳理,指出了现有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对未来二语写作教学和研究提出了建议。     

“三言”与“二拍”商人形象之比较

"三言"与"二拍"中都描写了大量的商人形象,但两者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三言"中的商人重情重义而"二拍"中的商人重利。这和明代商品经济发展导致人们观念的转变有关,更与编撰者的创作意图有关。冯梦龙注重小说的教化功能,所以用作品中的人物劝戒商人重情重义;而凌濛初书商的身份决定了牟利是他的终极目标,自然要迎合读者的欣赏趣味。     

“三言”“二拍”中的媒人与说媒场景

媒人是"三言"二拍"中的重要角色,他们身份各异,既有职业媒婆,也有众多其他身份者。媒人形象大都不够鲜明丰满,但在叙事方面又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将媒人看做小说叙事中的"功能性"人物更为确切。"三言"二拍"中有众多不同类型的说媒场景,说媒场景对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市井气息的渲染和故事情节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壬”、“■”字义考辨及字形规范——兼谈“任”与“仼”、“呈”与“■”的字形字义关系

从"壬、■"字形的历史演变过程和当前的应用层面提出字形规范统一的设想,以期为当前的汉字字形规范提供参考。从字源看,"壬"应写为"■",但历代字书中写为"壬",是为与"王"加大区别度;"壬、■"是形音义完全不同的两个字,但这两个字形很早就混同,字形本身已不具备区别字义的作用;在海峡两岸现行汉字的实际运用中,都出现"壬、■"混同的现象。从文字部件简化优化的角度出发,建议将"壬"确立为标准字形,将字源含有"■"的字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与"壬"同形,一部分与"王"同形。同时,也梳理了"任"与"仼"、"呈"与"■"的字形字义关系。     

苏绣与湘绣的“对话”

苏绣和湘绣,同为中国名绣,如今境遇却大不相同:苏 绣已成为代表苏州在国际舞台上展示生机勃勃形象 的"名片",而湘绣却被称为怎么也长不大的"小老 树"。如此强烈的反差昭示人们:创新,是把中国传统 民族工艺美术推向新高峰的根本之路。     

民间口头文学叙事中的“历史真实”——关于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中几个“史事”问题的探讨

神话史诗在人类学知识谱系的研究中通常与相应的"历史事件"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文章以文学人类学的多重证据法为理论观照苗族史诗《亚鲁王》的一些"史事",由此说明神话叙事中的"历史真实",并以此论证和探讨《亚鲁王》在口述史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     

从“三言”“二拍”看明代人口贩卖现象

"三言""二拍"中有关人口贩卖的篇目多达三四十篇,大致可分为亲人贩卖、主人发卖和人贩拐卖三类。人口贩卖既与"钱本位"下的生存压力有关,也与社会黑暗、盗贼猖獗相关。小说对人口贩卖的描写,使我们感受到了封建社会女性地位的低下、忠孝观念对人们思想的禁锢以及明末贞洁观念的渐趋淡薄。     

小议“二拍”的叙事模式——兼与文言小说比较

据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考证,凌濛初的"二拍"大部分的本事来源于文言小说集,而作为两种不同的文体,白话与文言在小说叙事上各有千秋。笔者从叙事学的角度对"二拍"的叙事做一简单梳理。     

张闻天与西安事变中的“二·二事件”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了送他回宁的张学良。正当西安的“三位一体”积极寻求解救张学良的方案时,东北军内出现了武力解救与和平解救的岐见。１９３７年２月２日,主战派头头枪杀了主和派将领王以哲等４人,史称西安事变中的“二·二事件”。本文通过对张闻天在“二·二事件”发生前后的言行考察和研究,揭示了这一事件的性质、真相及经验教训     

“浮士德精神”新解——“欲望”、“基督精神”及“人性”升华说

从三个方面突破传统对"浮士德精神"的解读:一是"欲望升华说",浮士德奋斗的一生是从"肉体欲望"升华为"精神欲望"的过程,他始终坚持了两种"欲望"的融合,彰显了完整的"欲望精神";二是"基督精神升华说",《浮士德》思想本身超越了基督教神学传统的框架,由上帝的"他救"走向人类的"自救",现出人类对自我力量的认同与信心,彰显了内蕴着的"超越精神";三是"人性升华说",浮士德在追求人性"终极目标"的过程中凝聚了"自由精神"。最后,探析"浮士德精神"的意义所在,即"揭示了人类永生的希望"。     

数词“二”和“两”古今用法之比较

在汉语中,＂二＂和＂两＂作为数词,常常互换使用,但从二者的来源和发展状况看,＂二＂和＂两＂并不相同,它们在使用上各有特点。     

从排斥到联合:“二大”前后中共对国民党态度的转变

中共"二大"前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民党的态度发生了转变,即由开始的排斥其他政党到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战线",最后同意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实现国共第一次合作。对国民党态度的转变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的进步,也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以大局为重,始终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     

“河湟”与“陇右”“河陇”“西羌”关系之考辩

今天的"河湟",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地理概念,即今青海与甘肃交界的黄河和湟水交汇地带,但历史上的"河湟",其内涵却相当复杂: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河湟"所代指的地域范围存在着与"陇右""河陇"等地域名词互通的现象,这主要反映了唐人对"河湟"在唐蕃交战中军事战略价值的一种认知;另一方面,"河湟"也常常被用来代指西羌种属(包括羌人、吐蕃、西夏等民族)活动区域,这主要建立在汉晋以来对羌戎、吐蕃主要活动区域地理认知的基础上,强调的是"河湟"所属地域的民族内涵。文章最后还对中华书局在标点《两唐书》和《宋史》中的"河湟"一词时所存在的问题,给予了探讨。     

“单独二孩”政策的利与弊

"单独二孩"政策有利有弊,其直接意义在于缓解"一个孩子"政策所带来的问题。该政策的积极效果表现在:可以适当提高生育水平;适当缓解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群众有更多自主选择生育的权利;家庭结构得到平衡发展;缓解出生人口漏报;缓解出生性别比过度偏高;缓解人口素质逆淘汰;推动计划生育工作综合改革。然而,由于政策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属于"硬着陆",必然会带来一些问题,主要包括:近几年会出现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夫妇的集中生育;很多高危人群生育会导致孕产妇死亡率上升和出生缺陷发生率的上升;政策调整本身就带来了生育的不公平或机会的不平等。建议:用奖励的方式鼓励年轻妇女晚生育第二个孩子;设立高危妊娠咨询和指导中心;政府为无机会和能力再生育的家庭承担更多责任。     

曾国藩的“学”与“术”

"学"与"术"兼备是曾国藩的重要特点。曾国藩的学问是以通识之学和躬行实践为特征的"士大夫之学"。曾国藩既能"躬行践履",又能"涵养本原",做到了本末兼修,体用兼备,在"学"——"术"——事业的模式下,以"诚"为"术"之本,以醇正之学,化成其贞正之术,终以成就其事业、事功。     

楚共王“葴”“审”二名关系辨正

楚共王,是春秋时期有名的君主,其一生有"葴"、"审"二名。关于二名之间的关系,目前学术界的普遍观点是:"葴"、"审"二字,读音相近,一也,皆为楚共王名。征诸史料,该观点值得商榷。楚王践祚后照例有易名的传统,"葴"、"审"二名,应是楚共王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称谓。     

基于法律文书语料库的数词“二”与“两”用法差异分析

“二”和“两”的用法差异研究一直被学者关注,但以往大多是基于定性的研究,而针对特定领域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二”和“两”在两个语料库的使用存在较大差异,法律语言须准确详细描述事实,多使用数词“二”,体现了法律语言的精准性;法律文书中注重细节描写,常用“数词+量词”这种搭配,且“二”和“两”有相对明确的分工,在选择量词时有固定倾向,而国家语委语料库中,“二”和“两”在选择量词时相对自由,体现了法律语言的稳定性;此外,法律语料库中更倾向于使用省略量词的说法,映射出法律语言的简洁性。     

不好的“二”

＂二＂是个数词,不仅在汉语中,在英语、德语等多种语言中,带＂二＂的具有感情色彩的词常有分裂、混乱、不专一、不健全、不完善等不好的涵义。从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普通话和方言以及国外语言三个方面阐明这种现象,并解释其原因。     

语素“的_2”再分析

为深入分析"的"字的性质与分类,把朱德熙(1961、1993)提出的语素"的2"一分为二:一个是后缀"的2",后缀"的2"是状态形容词后缀;一个是虚词"的2",虚词"的2"其实就是"的3"。并在梳理辨析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的"字的分合,以及后缀"的2"与虚词"的2"因同音而隐去的情况。     

日神与酒神精神视域下“哲学王”与“超人”思想对比研究

在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视域下,采用对比分析法对"哲学王"与"超人"思想进行研究,发现"哲学王"思想代表着外在的形式与秩序——日神精神,"超人"思想则体现了对生命力的肯定——酒神精神。到了现代主义晚期,文学作品中出现哲学王与超人形象相结合、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相结合的特点,这不仅反映了时代特点与思潮,也预示着希腊精神即将得到复兴,真正的艺术将会拯救时代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