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名士的旧名士之路——评郁达夫《采石矶》

郁达夫的《采石矶》以乾嘉诗人黄仲则为题材,初次体现郁达夫“借古讽今”的历史小说创作理念,借以影射郁达夫与胡适的一段纠葛。《采石矶》蕴含了郁达夫对名士“狂狷”精神的回溯,并揭示了以“立言不朽”来对抗“在世寂寞”的途径。郁达夫对黄仲则等旧名士的追慕,不仅仅止于其诗文,更是一种名士精神的坚持。     

“狂人”高二适的“君子之学”

20世纪书法史上,高二适在章草方面的造诣和研究至为深刻。他不仅著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证》,还开创了狂草新体,自命为"草圣"而被贴上了"狂人"的标签。考察高二适的书学观念,可发现其理念及方法与理学家曾国藩极为相似。高二适对章草的研究和传习,严谨而率性;在对书家的评论和审美趣味的追求上,他抑怀素而褒杨凝式,推崇的是"中和"的观念,可以说,高二适的书学之道并不是"狂",而是"君子之学"。     

三教融合与宋代文学“怀才不遇”主题的淡化

"怀才不遇"是我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普遍存在的主题,这一主题在唐代士人的文学创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不遇"现象的出现,与社会政治制度和用人政策有关,也与士人信奉儒家用世哲学,渴望建功立业,实现自我胸襟抱负密切相关。作为我国古代思想文化领域三大支柱的儒、释、道三教发展至宋代,呈现出融合之势,对宋代文人的思想结构、文化性格和处世心态造成了很大影响,进而使其作品中的"怀才不遇"主题大为淡化。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     

“心为太极”与邵雍诗歌中“狂”“闲”“乐”的生命境界

邵雍的太极观是"心为太极",具有三层含义:心生太极、心有众理、天人合于心,这样的本体论使得他的思想具有心学倾向。邵雍的诗歌境界、生命境界与思想境界是统一的,而"心为太极"的本体论则是这种统一的逻辑起点。他的诗歌境界、生命境界当中都有尊重主体、扩张自我的"狂";有无著无累、无滞无碍的"闲";有追求自由洒落、体验万物生意的"乐"。邵雍作为一个不同于程、朱的理学家,给我们提供了别样的思想境界与生命境界的范本。     

黄仲则和两当轩诗

黄仲则是清代乾隆年间卓越诗人,今年是黄仲则逝世二百周年。上海出版界十分重视这位文学家的创作,将陆续刊印《两当轩集》、《纪念诗人黄仲则》、《黄仲则书法篆刻》,《黄仲则研究资料》四种,供文史工作者及学术界参考。在此,爰将黄仲则生平及其诗创作向读者作一绍介。 黄仲则,名景仁,字汉镛,又字仲泽,号鹿菲子,别号西蠡。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为北宋     

孔子之“礼”新探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语境中,"礼"之集大成者,非孔子莫属。孔子之"礼",源自周礼。在治国、化人、济世等不同的层次,对它可有各不相同的解读。与"仁"、与"义"、与"乐",孔子之"礼"均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具体运用孔子之"礼",必须掌握其本质与具体分寸。当今在弘扬包括孔子之"礼"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当"扬"则"扬",当"弃"则"弃";此乃对中华传统文化、对孔子之"礼"乃至对孔子的最好的维护与尊重。     

从“感性对象”到“感性活动”:人的重新理解

费尔巴哈诉诸感性直观,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结果使人陷入了另一种形式的抽象;马克思则立足于人的实践,把人理解为"感性活动",最终找到了通向现实的人的道路。从人是"感性对象"到人是"感性活动",马克思实现了哲学史上对人的理解的革命性变革,即在理解人的逻辑前提上从"抽象的意识"转向"现实的个人"、在把握人的思维方式上从现成论转向生成论、在考察人的理论态度上从直观态度转向实践态度。     

“创造性叛逆”还是“破坏性叛逆”?——近年来译学界“叛逆派”、“忠实派”之争的偏颇与问题

近年来,我国译学界围绕"创造性叛逆"问题,形成了"忠实派"与"叛逆派"的理论论争。两派论争活跃了译学思想,也出现了一些偏颇与问题。"忠实派"的理论适用于"文学翻译"的实践要求,"叛逆"派理论则是对翻译成品即"翻译文学"的描述,但两者却将各自的主张绝对化。特别是"叛逆派",将翻译中的一切"叛逆"视为理所当然并加以肯定,没有看到翻译中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叛逆",一种是"创造性叛逆",另一种是"破坏性叛逆"。而只有看到"破坏性叛逆",才能正确认识"创造性叛逆"。纵观中外翻译文学史,翻译中的"叛逆"逐次递减,叛逆中的"破坏性"逐次递减,是人类翻译发展进步的基本趋势。     

《广韵》“古文”术语考究

文章穷尽性地对<广韵>中216条"古文"术语进行了梳理分析,考察了这些古文的来源以及字际关系.从中发现,<广韵>中的"古文",很可能是指出现早于宋代并在当时已经不使用的文字,它们与正体构成异构、异写、假借等关系.它继承了<说文>"古文"术语的概念,但又有着自己的收字原则.     

儒学与“六经”的文化同源与相互生成

儒学与"六经"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是"六经"孕育了儒学?还是儒学推动了"六经"的形成?考察历史可以发现,儒家学者源于三代王官之职的"司徒"、"师儒",儒家经典则源于三代王官之学及相关文献典藏。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儒家学派具有华夏文化的自觉意识,积极继承三代文献典藏中的政治智慧、伦理价值、礼乐文化,从三代文献典藏中收集、整理"六经"文本,并作出创造性诠释。从文化渊源的角度来考察"六经"与儒学,可以说它们均是三代文明的产物;而从文化建构的角度考察"六经"与儒学,则应该将它们看作一种相互生成的关系,"六经"原典的思想文化孕育、滋养了儒学,儒学推动了"六经"体系的建构。     

从《挽歌》看陆机的死亡观

有着独特人生经历的西晋文学家陆机,在许多作品里表现了“生命”这一传统的主题。由于受到儒学的深刻影响,陆机对生命本体的认识倾向于理性。《挽歌》是集中表现陆机生命观的诗作,包括其三首《挽歌》组诗与《庶人挽歌辞》《士庶挽歌辞》《王侯挽歌辞》《挽歌辞》等另外四首。通过对其挽歌系列作品的分析,可以看出陆机对“死亡”的态度是严肃的,执著的,且有浓重的“哀死”倾向。其原因源于其诗人的敏感心灵与所遭遇的社会变故。     

“革命”位置及“丸山悖论”——丸山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

丸山昇是知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在其学术著作中,＂革命＂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事实上,在日本战后“悔恨共同体”的情绪底色中,“革命”作为一种主题已经实际内化于丸山昇本人及其研究之中。此外,丸山昇在对“革命”进行细微辨析和宏观思考的过程中,还达成了对“革命”的深层次认同;同时,丸山昇超越了“竹内鲁迅”的“文学者”概念,建构了“革命人鲁迅”也是极具学术敏感力的选择。最后,从最深广的人性关怀出发,丸山昇始终保持了对“革命”中“人”及其选择的考察与思考,但在这一过程中又一直存在着某种矛盾,即如果拒绝了抽象原则,＂革命＂的动力将从何而来的问题,我们可以称之为“丸山悖论”。     

黄药眠的“生活实践”文艺论

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期,黄药眠冲破了前苏联文论的教条化倾向,提出了"生活实践"论的文艺观.他认为美的对象是"从人类生活实践中的立场去显现出来的".每个人的生活实践不同,对统一各个对象的美的判断也就不同.黄药眠在谈到自然美的时候,并不承认有单纯的自然美,认为文学描写自然形象的时候,常常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表现的是人的境界,人的感觉和理想.民族传统也是客观存在,是美与艺术的第二根源,是使美成为美的深层原因.在注重文艺的客观性同时,他强调"作家个人的具体感受"、作家的"主观世界"、作家的"创作心理",认为时代的和阶级的东西是不能直接宣讲出来的,必须通过作家个人的全部的经验和体验以及全部的智慧才能进行创造.他意识到单一的认识论,即"存在-意识"的二项关系式,不能解决全部文学问题,而认为马克思的实践论和价值论对于文学艺术问题更具有阐释力,这是很了不起的见解.     

辛稼轩"悲剧的诞生"说

以《稼轩词)为代表的辛稼轩作品,其蕴含酒神精神,是极其丰富而富有生命力的,对后世的影响至深至巨。从他的作品中追导其生命苦痛的根源,原来正是其酒神精神导致了他人生“悲剧的诞生”。     

论诗人阮籍的“身体语言”

魏晋风度中的很多现象,都围绕身体展开,士人们借助身体言说、传情达意,形成特定名士群体的＂身体语言＂。诗人阮籍更是身体语言艺术的大师。他的青白眼、他的裸裎、他的啸、他的醉饮、他的＂穷途恸哭＂,都是富有原创精神、极具歧义性的身体语言,传达出反礼教的深刻用心和独特的人生体验。阮籍的身体语言,既是魏晋任自然社会风气滋养的产物,也是魏晋玄学思维方式作用的结果;更与其独特的个性特征和生命体验息息相关。阮籍的身体语言,拓宽了传统意义上语言的边界,与儒家士人的身体语言形成鲜明对比。     

重“工夫”轻“本体”——谈黄宗羲编著《明儒学案》所贯穿的一条重要原则

在探讨明代灭亡的原因时,许多人认为明亡与心学的空疏有关,更有甚者,直接把明亡的原因归因于心学,这是心学重要继承者黄宗羲所不认可的。黄宗羲在＂工夫＂与＂本体＂孰重孰轻方面不仅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而且在编著《明儒学案》时充分贯彻了这一观点。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的编著中充分贯彻了重＂工夫＂轻＂本体＂这一原则。这一原则不仅是规范阳明心学的重要法则,也是判断阳明后学是否为心学＂的传＂的重要参考。同时,树立重＂工夫＂轻＂本体＂的心学发展脉络既是对那些心学亡明论鼓倡者的纠正和鞭辟,也浸透了黄宗羲捍卫心学门户的心理历程。     

语义成分分析与词汇化模式：“笑”类动词的英译

本文运用语义成分分析法和词汇化模式的观点,对比分析英汉＂笑＂类动词的词汇化模式异同,并结合汉英翻译实例探讨这种异同对＂笑＂类动词英译的影响。     

“护生”到“杀生”——论丰子恺创作心路的嬗变

一向充满童真诗意,倡导“护生”的丰子恺,解放后,他的创作开始由童真诗意转变为时代主题和历史叙事,不但如此,在他后期的散文里竞不吝笔墨向人们展示有违佛性的“杀生”场景,显示丰子恺的创作心路已发生嬗变。从“护生”到“杀生”的主题变化,叙说了作者在特定历史时期中的言说和遭际,和在不断“成长”中所滋生的困惑与痛苦,表达了他对人生现实和生命本真的哲学思考。“缘缘堂”传统思想在此被颠覆。     

各有“一方园地”：比较秦牧和丰子恺同题散文《秋》

秦牧和丰子恺的同题散文<秋>的写作方法差异很大.秦牧的是以"自然之秋"为主,引伸到对人生的感悟,丰子恺的是以"人生之秋"为主,将"自然之秋"的描写作为陪衬.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位作家的人生观和艺术观有很大的差异,虽然他们作品所产生的社会作用不同,却各有各的美丽,同时也给我们一个启示世界上不存在万能的作家,若想有所成就,应该学会扬长避短,在适合于自己"耕耘"的"一方园地"里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论李渔喜剧性小说中的生命活力

李渔的拟话本小说具有浓厚的喜剧氛围,作家和读者在创作和欣赏过程中皆能体验到一种重要的喜剧性情感,即旺盛生命力所带来的快感。李渔的小说情节多是沿着愕然大惊继而释然大悟这一基本轨迹一波波层出不穷、张弛相间的喜剧性节奏展现出生命力动态的持续平衡。他还凭借自身的丰富经验和机巧智慧,激发喜剧灵感和生命活力,使思维幻想化、趣味化,在设计与解决尖锐矛盾冲突的过程中,展示出生命力的活跃与强大。李渔小说中的人情、事理又常以新奇为特点切入人们的心灵,充分调动读者紧张、兴奋的心理机能和敏锐的艺术感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