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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初史料较为贫乏,王恽《中堂事记》则是其中有分量的著作。该书以日志形式记录蒙古中统元年（1260年）九月在燕京随中书省官赴开平会议,至次年九月返回燕京之事,保存了期间中书机构及其运作包括颁布政令的资料,文中所引多为原始公文、档案,翔实可信,对研究蒙元初典章制度和中统初年忽必烈推行汉法的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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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是以蒙古族贵族为主体的蒙、汉族统治阶级的联合政权。 蒙古族在中原地区的统治,是从公元一二六○年忽必烈即位并定都大都(今北京)开始的。忽必烈于1271年改国号为元,为了维护蒙古族统治者的统治,他曾向内地一些汉族隐士“问以治天下之大经、养民之良法。”根据刘秉忠等人的建议,元世祖忽必烈在政治制度、经济政策、使用前朝隐士、兴办学校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 首先采取了“重农为本”和“用贤为先,用贤则天下治,重农则百姓足”的治国安民方针。这样的治国方针的实现,必然要有求于教育、科学的发展。因此,元朝“世祖皇帝设官分职,征用儒雅,崇学校为育材之地,议科举为取士之方,规模宏远矣。” 元朝统治者为了加强教育,忽必烈即位后,及时于元统二年十二月甲戍,“诏整治学校”,在建国初期,建立了管理学校的机构——集贤院。集贤院的任务是“掌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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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十四·天文志二》永和五年……十月 ,月犯。占曰 :“朝廷有忧 ,军将死。” (中华书局 1974年 10月版点校本 ,第 713页 )按 :“占曰”云云 ,《晋书·天文志下》作“占曰 :‘胡有忧 ,将军死。’”与上载相去甚远。今考本书卷二十三 ,《天文志一》载魏正始元年有“十月寅 ,月又犯北头第四星 ,占曰 :‘犯 ,胡不安’”事 ,并记敦煌太守王延于次年斩鲜卑阿妙儿等事 ;同卷又载晋成帝咸康八年“八月 ,月犯 ,占曰 :‘胡不安’”事 ,并记石虎废石弘自立 ,幽杀石弘等事。可见此星变之应实在胡而不在晋 (朝廷 )也。按之下文记是年“十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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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高帝纪上》（明）三年正月……甲午,重申前命,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第１４页）按：中华书局点校本《校勘记》云：“按是年正月癸卯朔,无甲午,二月癸酉朔,二十二日甲午,疑上夺‘二月’二字。”今按,下有“三月甲辰”事,则此应为其年正二月间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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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坚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45(6):11-20
在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东部的金莲川草原上,至今屹立着一座雄伟的古城遗址,这就是沉寂了六百余年的草原国际大都会———元上都。古城始建于1256年,初名开平府。1260年,忽必烈在此登基,继蒙古汗位,这里遂成为临时都城。开平汗庭的建立,在蒙元史上是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蒙古国前四汗的统治中心都在漠北和林地区,从忽必烈开始,统治中心转移到了漠南汉地。元上都有宫城、皇城和外城三重城垣,外城平面呈方形,周长8 800余米。元上都的四关范围十分广大,每一关厢地带都如上都城址一般大小。依据调查材料,四关内的遗址大致可以分为官署、仓址、驿馆、大型院落、店铺、民居和兵营等几类,是上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上都周围发掘的元代墓葬,明显地分为两类。一类是汉人家族墓地;一类是普通蒙古人的墓葬。羊群庙奎树沟地区发现的元代祭祀遗址和石雕人像,反映了元代蒙古上层贵族对天和祖先崇拜的思想。在羊群庙出土4座汉白玉雕像的祭祀基址,应是元代权臣燕铁木儿三代祖先的宗庙和燕铁木儿本人的生祠所在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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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历史上有许多千古之谜,其中成吉思汗的陵墓地,概是其一。正像日本一代蒙古学学者小林高四郎所言:“关于成吉思汗的埋葬地点,一向就觉得暖昧不清。张相文和屠敬山二氏,曾经为着这件事作过有名的反复争辩。”法国著名东方学家伯希和也撰文对成吉思汗墓地作过一番讨论,可谓洋洋万言(参见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所编《蒙古史研究参考资料》,总第48辑,1982年8月)。总之,关于成吉思汗的真陵问题,国外蒙古史学者们啃尽各种文献,作过种种猜测,但他们企图找到成吉思汗真陵的意图,皆为徒劳无功,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史料,为他们的论证提供各家均能赞成的根据。所以,近年来在历史文献上的争辩,已作罢休,人们只期待一次重要的考古发现。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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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对孔令河、孟竹春同志为曲阜“仰圣门”事写的文章,简复如下: 今曲阜城南、北门各有“仰圣门”之说的根据是:《阙里文献考》卷二十九记:“正南日仰圣门。”《曲阜县志》卷五记:“金声玉振坊南为县正南门,曰仰圣门。明胡缵宗题(后改为乾隆帝题)额曰‘万仞宫墙’。”但在北门外首门额上却醒目地嵌着“仰圣门”三字。拙文《曲阜文物古迹》《《齐鲁学刊》1980年第4期)曾沿用南门成说。但日后渐觉不妥,在此后发表两篇有关的文章时,便采取了回避和“正南门”之说。到了一年半后的《孔林漫步》(《知识与生活》1982年第1期)一文中则又持北门说。理由如次: 一、尽管明、清时称南门为“仰圣门”,但门额上只有“万仞宫墙”题字,以前城上还有“万仞宫墙碑”。此门上下、内外皆无“仰圣门”字样,曲阜群众从来称“正南门”。二、孔庙是历代统治者祭享孔子的殿堂,历代统治者对其固然重视,但他们对孔子本人长眠于地下的孔林更加重视。如孔庙中的门钉多横七竖七,而孔林大门及墓门之门针则各为横七竖九,仿帝王制。因此。他们“进入”南门去瞻仰供奉“圣人”塑象的殿堂,不如“走出”北门去瞻仰埋葬“圣人”躯体的林墓更加隆重。故出北门“仰圣”不无道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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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初华夷正统观念的演进与汉族文人仕蒙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金、元鼎革,饱经战乱劫难的汉族士大夫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遭受的创痛巨大。他们对取代金朝的蒙古人,主要是恐惧、憎恶和种族文化上的隔膜。但是,随着契丹贵胄耶律楚材和方外道士邱处机率先摆脱华夷困惑与蒙古人合作,修端在金朝灭亡八个月后提出辽、金亦可为正统和尊蒙尊金的观点。郝经则与许衡一唱一和,从道统、君统等理论实践结合的层面推出“今日能用士,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主也”的新认识,使这种华夷正统观念逐步演进升华,影响越来越大,它既敦促忽必烈为首的元朝统治者比较积极地吸收汉法,又鼓励广大汉族士大夫打消顾虑、勇敢地参与进入元朝各级政权,因而逐渐成为元王朝官方和士大夫都能接受的正统观念,无形之中成了忽必烈所建元王朝的政治文化纲领,并构建起了以蒙古贵族为核心、联合汉族士大夫的统治体制。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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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忽必烈时代,我国的科学有很大发展。其主要原因是各族科学家和其他劳动者辛勤劳动的结果,但与忽必烈识人才、重科学的政策是分不开的。 忽必烈很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元史》卷四记载:“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蕃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中统二年(1261)四月,他命宣抚司官员在“劝农桑,抑游惰”的同时,还要“举文学才识可以从政,及茂才导等,列名上闻,以听擢用。”(同上)。至元十二年(1275年)忽必烈又特别派人到江南去“搜访儒、医、僧、道、阴阳人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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掀开蒙古史的扉页,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在贝加尔湖东南和黑龙江上游广阔的草原上,蒙古各部落的“古列延”毡帐。这些游牧部落从十二世纪末叶开始进入一个急骤的历史转变时期。 一二○六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库里尔台”会议上他被推举为大汗,尊号“成吉思”,从此蒙古也正象历史上那些称雄一时的亚述、波斯、马其顿的兴起一样,西征东战,到十三世纪六十年代,忽必烈建立元朝。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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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古贵族南下过程中,忽必烈周围的北方儒士在襄赞军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就全局性的战略决策和局部性的战术问题,积极主动地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为忽必烈的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他们在局部的军事斗争中运筹帷幄,临机决断,克敌制胜,享有“名将”之誉;他们不仅提出了建立战略基地的建议,而且保证了军需物资的供应;他们随军出征,拯救民命,搜求儒士,为保护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对忽必烈登上汗位、赢得战争的胜利乃至实现全国统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儒士在军事斗争中价值的认识,是忽必烈擢用儒士的重要原因之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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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宋本纪上》(义熙十三年 )八月 ,扶风太守沈田之大破姚泓军于蓝田 ,王镇恶克长安 ,禽姚泓。 (中华书局 1975年 6月版点校本 ,第 2 0页 )按 :刘裕军克长安、灭姚秦事 ,《宋书》之《天文志三》、《武帝纪中》、《晋书·天文志下》、《魏书·太宗明元帝纪》、《通鉴》卷一一八、《建康实录》卷一一亦皆记在今岁八月。而《晋书·安帝纪》、《北史·魏本纪》则记在今岁七月 ,与此有异。周家禄《晋书校勘记》以为应以七月为是 ,不知何据 ?《卷二·宋本纪中》(元嘉七年 )十一月癸未 ,又克虎牢。壬辰 ,遣征南大将军檀道济拒魏 ,右将军到彦之…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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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上承译注(二)。在这部分译注中,除去继续像译注(二)中那样记载噶玛巴什的传播佛教的事绩外,着重叙述噶玛巴什与蒙哥及忽必烈的关系。噶玛巴什虽然最初于1255年受忽必烈之邀赴蒙地与忽必烈王子相见,并受到忽必烈的敬重,并希望噶玛巴什留在忽必烈身边。但噶玛巴什却希望并请求回西藏。可是1256(龙年)身为汗王的蒙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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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宋本纪上》今命使持节、兼太尉、尚书左仆射晋宁县五等男湛授相国印绶 ,宋公玺绂。 (中华书局 1975年 6月版点校本 ,第 18页 )按 :“湛” ,即袁湛 ,其奉晋命授刘裕相国印绶、宋公玺绂事在晋安帝义熙十二年 (4 16)十二月。今考之本书《袁湛传》云 :“义熙十二年 ,为尚书右仆射。武帝北伐 ,湛兼太尉 ,与兼司空尚书范泰奉九命礼物拜授武帝 ,帝冲让。”本书《范泰传》云 :“后加散骑常侍 ,为尚书 ,兼司空 ,与右仆射袁湛授宋公九锡 ,随军到洛阳。”皆记袁湛至洛阳授刘裕宋公玺绂等事时所任乃尚书右仆射 ,与此作“尚书左仆射”者异。又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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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1260年3月,忽必烈在开平称汗,建元中统,“以国朝之威法.援唐宋之故典.参辽金之遗制.设官分职.立政安民,威一代王法.”①与此同时,尊吐蕃高僧八思巴(hphags-pa)为国师,“授以玉印,任中原法主,统天下教门.”②始于吐蕃全面建制施政.其先后在中央设置的管理机构有总制院、功德使司和宣政院.本文拟就总制院与功德使司的有关情况予以讨论.关于宣政院,将另文探讨.(一)总制院总制院之名不见于前代史籍.《旧唐书》卷43职官二记,兵部“尚书、侍郎之职,掌天下武官选择及地图与甲仗之政令.其属有四:一曰兵部,二曰职方,三曰驾部,四曰库部.总其职务,而行其制命.凡中外百官之事,由于所属,咸质正焉”.或取此义也.兹分论如下:一、总制院的建立背景《元史》记“至元初,立总制院而领之经以国师.”是总制院建立于至元元年(1264).它建立与这样几个因素有关:1、适应对吐蕃地方统治的需要.1239年镇守凉州的蒙古皇子阔端派大将道尔达(rDo-rta,或Dor—tog)进兵乌思藏,沉重打击了各地势力,为乌思藏地方归附蒙古奠定了基础.1244年道尔达再入吐蕃,奉命召请萨斯迦班第达(sa-skya pandita kun-dgah rgyal-mtshan,省称萨班,sa-pan,1182—1215).1247年萨班与阔端议定乌思藏归附蒙古条件,乌思藏正式置于大蒙古国治下.蒙古统治者许吐?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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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元太祖十三年(1218)蒙古赴高丽征讨契丹叛军,到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继位,是大蒙古国政权与高丽互动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高丽对于蒙古政权屈服与抵抗并存,经过蒙古的征伐,高丽出现了归附蒙古政权的趋势。元世祖忽必烈继位以后,改变了对高丽武力征讨为主的政策,通过对高丽怀柔、政治胁迫以及武力威慑相结合的手段,使高丽纳入元朝的藩属体系,元朝统治高丽的制度体系建构完成。这个体系是蒙古统治者政治军事扩张政策和高丽追求国家生存努力综合作用的结果,表现在高丽以臣服和成为元朝藩属为代价,保住了其政权的生存,元朝则通过控制高丽国王任命、高丽世子入质、元丽通婚等手段控制高丽政权。这种制度成为元朝中后期元丽互动的主要政治规范。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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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宋本纪上》二年春二月……执政使使者诛皇弟义真于新安。 (中华书局 1975年 6月版点校本 ,第 30页 )按 :庐陵王义真之死 ,《宋书·少帝纪》亦记在景平二年二月 ,而《宋书》之《徐羡之传》、《武三王传》则记在是年六月。《通鉴》卷一二○从传亦记在六月 ,《考异》云 :“《宋》、《南史》《本纪》 ,二月废义真徙新安之下 ,即云 :‘执政使使者诛义真于新安。’《宋·义真传》 :‘六月癸未 ,羡之等遣使杀义真于徙所。’《羡之传》亦云废帝后‘杀义真于新安 ,杀帝于吴县’。按《长历》 ,六月庚寅朔 ,无癸未 ,盖癸丑也。”福林按 :《宋书…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