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反腐败刑事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如何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理念和措施,创新与完善我国反腐败的法律体系和相关机制,是我国法学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我国历来重视腐败犯罪,在打击腐败犯罪方面积累了许多有效经验。但是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我国依然需要修改腐败犯罪刑事法律,进一步跟进和加强国际合作。     

国际执法合作:反腐败斗争的新路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主要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反腐败领域的第一个重要公约,加入和实施该公约对于中国的反腐败斗争必将产生深远影响。该公约的签署揭开了反腐败领域的国际执法合作的新篇章,这为我们的反腐败斗争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新路径,即集世界各国之力共同打击腐败这一人类公敌。适时调整我们的刑事司法制度,适应公约的要求,加大反腐败国际执法合作的力度,让贪官污吏真正无处可逃,是当前一个刻不容缓的重大课题。     

论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后我国反腐败法律的调整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联合国历史上通过的第一项专门指导反腐败斗争的国际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现行反腐败法律的规定是不同的。国际公约的生效实施,有赖于与各国国内法的协调。完善现行法律的规定,是我国必须履行的国际法义务,也是司法实践的需要。     

实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治理商业贿赂

商业贿赂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亟须解决的全球性问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国际社会通过国际法律合作治理商业贿赂新的里程碑。我国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按照公约的规定治理商业贿赂,不仅是我国履行公约义务的责任,也是高效而有力地预防和打击腐败的必然要求。按照公约的规定治理商业贿赂,还将有效促进反腐败领域国际法治与中国法治的良性互动。     

健全与完善我国反腐败法律制度论纲--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如何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理念和措施,创新与完善我国反腐败的法律体系和相关机制,是我国法学界所面临的重大课题。我国应明确建立健全预防犯罪、注重实效、加强国际间合作的反腐败法律制度的总体指导思想,并从完善刑事立法方面加大对腐败犯罪的打击力度;同时,通过健全家庭财产申报制度等相关措施,构建立体反腐败法律体系。     

从开平中行案看反腐败国际合作的新发展

近年来,反腐败国际合作有了新发展。开平中行案在反腐败国际合作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反腐败国际合作的含义随着腐败概念的动态发展而发展。反腐败国际合作进一步深入,主要表现在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迅速增加,腐败资产流入国积极配合,非政府组织也积极推动。中国在反腐败国际合作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然要加强国际合作,参加更多的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开展广泛的国际交流,严格审查外资,修改法律使之与国际接轨。     

腐败资产追回机制研究 --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腐败犯罪已成为许多国家共同关注的一种国际公害,伴随腐败犯罪分子的外逃,有大量腐败资产被转移出境,如何追回这些被转移的腐败资产就成为各国普遍关注的热点,也成为反腐败斗争的重点和难点。《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构筑了腐败资产的追回机制,为各国追回腐败资产提供了国际法意义上的依据和法律路径。     

中国反腐败刑事法治国际化论纲

基于国际的和国内的多方面原因,当今中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国际化趋势日益加强.但中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国际化还存在立法技术粗疏、刑事处罚过于严厉、缺乏针对性、相关前提性法律缺失、人权保障不足以及国际合作不力等欠缺.为进一步促进中国反腐败刑事法治的科学合理化,需要进行多方面相应的改进.     

建立我国反腐败专职机构的构想

建立反腐败专职机构是构建我国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基础性工程。它既是将来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履行公约义务的要求,也是加强国际合作有效打击腐败犯罪的需要,同时更是我国深入开展反腐败工作的客观需求。建立反腐败专职机构既有源远流长的吏治经验和国外的成功经验可资借鉴,更有厚实的现实基础。“人民廉政院”是作者经过深思熟虑后为反腐败专职机构所冠的名称。此名称既反映了反腐败专职机构的本质属性,又符合人们的思维习惯,可谓恰如其分。独立性和高级别性是反腐败专职机构能够发挥其职责的根本保障。该机构的职责应界定为“惩治和预防”相结合。     

从国际法层面解读《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腐败作为一个人类公害越来越受国际社会关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出台将全世界反腐败斗争推进一个新的阶段。《公约》在扩大规制主体、强调预防腐败、加强国际协作等方面具有突出特色,解决了一系列国际法问题。《公约》的推行将对我国的反腐败法制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     

世界主要国家反腐败经验对中国预防腐败的启示

世界主要国家已形成比较完善的行之有效的反腐败体系,通过分析具有代表性的芬兰、新加坡和日本的反腐败体制的特点,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可以为探索建立和完善我们的预防腐败体系提供有益的借鉴.主要思路应当是建立严密的预防腐败体系及严密而科学的监督机制,努力养成廉洁文化,全面打造清廉环境,积极强化国际合作.     

关于完善反腐败斗争策略的思考

我国的反腐败斗争形势严峻,任务艰巨。目前,反腐败斗争中还存在着权力制约机制不完善、亲情关系仍在扯着反腐败的后腿、反腐败行为还没有达到自觉的程度、反腐败力量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挥等问题。因此反腐败斗争应该克服错误思想,从娃娃开始进行反腐败教育,坚持严惩腐败,保持势头、持之以恒地争取反腐败斗争的彻底胜利。     

提高理性认识 增强反腐信心

为了增强反腐信心,必须对腐败现象的产生与存在有一个正确的理性认识:我国现阶段出现的腐败现象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腐败问题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权最大限度地遏制了腐败;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制度的完善,腐败问题肯定会得到更有效的解决。     

过程防腐:制度反腐向更深层次推进的重要途径

过程防腐是当前中国制度反腐的最薄弱环节,其缺位直接导致了制度反腐效果的不理想。它作为制度反腐向更深层次推进的重要途径,应当成为反腐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将过程防腐机制建设作为深化制度反腐的战略重点,推行更大范围的政务信息公开,健全权力运行的社会监督体系,将权力监督的重心由结果控制转向过程控制,并切实发挥制度对过程防腐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当前,从过程防腐的环节探讨制度反腐向更深层次推进的对策,将有助于从各项党政工作的过程中抑制可能出现的腐败现象,这至少为推进反腐倡廉工作的制度改革和创新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社会行动的意义效应与东亚三国集体结构的锻铸--关于现时代中、日、韩关系的一种社会学理论构想

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对东亚地区产生了日益深刻的持续影响.一方面,为了成为全球化的适应者,东亚三国强化了国内的政策调整与制度改革,以提高对超国家的全球体系的应对能力.另一方面,在金融、贸易、生态环境等领域,东亚已形成了跨国性的区域合作.如何使国家在全球体系中获得安全,并进一步促进跨国性区域合作,以对国际关系机制形成广泛而积极的影响,是东亚国家所要面对的共同课题.从社会行动意义效应的理论角度看,社会行动与社会结构是同一社会过程的两个观察侧面,它们之间是相互胶着和彼此建塑的关系.现代社会主体是"意义主体",社会行动则是"意义行动".在社会主体行动的意义效应过程中,促成了意义化的行动关联模式体系,亦即行动的结构.结构中的"异者"与"异见"可通过结构意义资源的不断生成而建立起某种共同的悟知和一致性的意愿.如果结构内部的意义资源能够形成一轮又一轮的递进状态,将为持久、稳定、富于生机的合作体系奠定坚实的基础.因此,"东亚三国集体结构"可以说应当是作为行动主体的中、日、韩三国间的行动意义效应过程所锻铸或建塑的一种事实过程.随着中、日、韩三国共有悟知的发展,去中心化过程、主体平等必将进一步推进,从而使相互间通过让与或坚持、接受或拒绝,增进认可、理解、共识以及智慧和创意,将为"东亚三国集体结构"提供现实性基础.     

反腐败刑事立法及其完善

在社会主义法治视野下,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成为主流话题。为惩治与预防腐败,我国刑事法治已几度修订与完善,但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仍存一些差距。为适应新形势下的反腐,我国刑事立法需加大力度,并不断完善,尤其应尽快实施《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设立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制度。     

腐败征候群解读与制度反腐策略

腐败征候群理论从"参与"和"制度"视角比较研究世界范围内四种腐败类型的征候特点和治理策略,有助于我们客观理性地看待和治理我国的腐败问题。我国腐败现象丛生和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忽视了制度反腐的策略性,故而优选理性可行的循序渐进、有效管用、对症下药和自下而上等治腐策略,是端正反腐理念和改进反腐成效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     

公务员财产信息公开的法治维度

公务员财产信息公开制度是反腐的一把利剑,是预防腐败的第一道关口。党的十八大再一次高举反腐大旗,表明了反腐的坚定决心。我国已经在地方层面上进行了包含公务员财产信息公开内容的有益尝试。随着中国民主法治的不断完善,将公务员财产信息公开纳入法律规范调整将是必然的需要。我们也将在结合中国法治实际的基础上,对公务员财产信息公开进行制度的创设与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