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左台阁诗歌与贰臣诗人

明末清初的诗歌经历了由靡弱到性灵的转变,清朝建立后,又重提经世致用向着师古崇雅方向转变.如果说,遗民文学的风貌代表了鼎革之际的创作风貌,那么山左贰臣诗人群及其台阁诗歌的创作则代表了清诗的发展脉络.其既有遗民文学的痛苦呐喊,也有台阁文风的悠游不迫,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态势.     

清初史学史上的贰臣——兼谈贰臣的社会文化功能

贰臣,因违背封建社会标榜的忠义之道而备受清初社会舆论谴责,对该社会群体的文化功能研究往往因其政治行为而被忽略.本文拟探讨贰臣在清初吏学史上的作为,并分析这一特殊的社会群体在清初史学发展的进程中所显现出的社会文化功能.     

清初贰臣文人的用世心态

明清鼎革之后, 相当部分的前明官员没有选择为明朝死节或守节, 而是选择了与新兴政权的合作, 成为所谓的 "贰臣". 对于这部分文人的选择, 后人多以贪生怕死谓之, 这远不能说明这一群体文人选择的真正原因, 对他们心态的解读也流于肤浅. 究其原因, 清初 "贰臣文人" 的这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文人用世之心的体现. 这种用世之心, 使他们超越了传统文化中 "忠君" 思想及 "夷夏" 观念, 积极投身于新政权的建设中, 对清初的社会稳定、 制度重建及文化保护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为清廷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论清初贰臣士人"两截人"的处境心态

两截人是清初贰臣处境与心态的典型写照。他们在明朝的前半截人生,大多具有较为完美的自我人格,持有传统儒家道德观念。改节仕清,对他们固有的道德观念是较大的挑战,他们因此而以改节为分界,形成了完美前半截与失节后半截的双重自我。部分贰臣试图抛弃原有的自我而开始新朝的人生,也有少部分一度失节的贰臣执著于挽留过去的自我。所以,入清以后,他们普遍在双重自我之间挣扎而无所依归,面对着自我评价大幅度降低,人格前后割裂的痛苦处境。     

遗民与贰臣：易代之际士人的生存或文化抉择——以明清之际为中心

真正意义上的遗民,即以王朝认同为理由决定不仕的人,而不是一般的隐逸之士。遗民作为符号,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对应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内涵。一般的改朝换代只是朝廷变姓易主,衣冠礼乐还是照旧,从士大夫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感觉不到多大变化。而像赵宋亡于蒙元,朱明为满清取代,异族入主中原,情况就不同了。是文明、文化之亡,也就是顾炎武所谓的“亡天下”,绵延数千年的华夏文明由此面临存亡的危机。本文以明清易代之际为例,从遗民与文化守护之责、清初士大夫群体的分化、贰臣所处的舆论环境三方面,分析身处其间的士大夫所做出的生存策略或文化认同的抉择。     

清初关中遗民生存境域与文学生态——以游幕、隐居、结社为例

文学创作者的生存境域是文学研究中的显题,而生存境域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和时代性的特征,这些问题在文学作品中都是作者较为关注并得到表现的对象.明清之际关中遗民作为一个较为独特的士人群体经历了明清易代与神州板荡,他们身居异朝,心怀故国,或隐逸、或游幕、或秉承晚明的结社遗风,他们的生存境域直接影响了清初的文学活动、文学批评以及文学的表现形式,其文学作品的题材和风格反映了遗民的心路历程.     

清初诗人张笃庆及其诗歌创作

张笃庆是清初山东诗坛上的一位重要诗人 ,其诗歌创作见解精辟 ,别具特色 ,在有清一代享有较高的诗名。诗歌还有着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他与蒲松龄交往很密切 ,从他同蒲松龄的赠答诗里 ,可以考知《聊斋志异》创作的一些罕为人知的、至为重要的情况。     

京师词坛赠柳词唱和与清初稼轩风

康熙九年,京师词坛上演了赠柳词唱和,此为秋水轩唱和之前的一次重要的稼轩风词学唱和活动.它是在江南词坛稼轩风唱和的影响下发生的,标志着京师词坛对稼轩风接受的扩大和深化,是秋水轩唱和能够发生的重要前提,表明清初稼轩风运动的方向是江南一京师,在清初稼轩风演变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论新月诗人的诗学探索及其文学史地位

以理性节制情感、创格律熔铸诗性,是新月诗人顺应新诗发展要求做出的诗学选择。尽管新月诗人对“规范”的利用并未表现出充分的艺术自信,但新格律诗的出现,至少代表着新诗发展的一种向度和可能,其诗学贡献不容抹煞。     

明清之际词的中兴及其词史意义

自明天启至清康熙前期的半个多世纪里,数量众多的词人跨越明清两代,在同一风会所趋下相继而起,前后呼应,传承有序。他们一方面怀抱末世之心和故国之思,创作了一系列既不同于以往明词、又有异于康熙后期词风的感事性空前凸显、力度美空前张扬的变徵之音;另一方面在词学主张和创作风格上,改变了造成明词衰落的唯《花间》、《草堂》是从的单一化取向,开创了多元化格局,谱写了词的中兴历史。从文学史意义观之,这段历史既不属于明代也不属于清代,它标示了中国词史上一个相对完整的发展阶段,具体佐证了文学发展与朝代更替并不同步的事实,也告示了中国文学史以朝代史为框架的叙写模式的缺陷。     

晚明清初文学为中国古代文学高峰说

晚明万历年间至清初康熙年间,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段里,无论是作为通俗文学的戏曲、小说创作,还是作为传统文学的诗文创作,以及文学理论及批评,都达至极其繁盛的程度,涌现出了众多的文学大家和传世作品,堪称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最后一个高峰。这个文学高峰与文学史上以往的以单一文学样式或一两种文学样式所形成的文学高峰不同,是一个复合型的文学高峰,不仅持续的时间很长,而且文学现象也异常丰富。作为一个跨越了两个朝代的文学高峰,突破了以往以朝代为断限的文学史叙述模式,对文学史书写提出了新的问题。     

明末清初遗民群体的立言情结

明末清初遗民群体大力纠正宋明儒学对立言的偏激态度,将立言视为儒者理想人格不可或缺的要素,为自身从事著述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前提。在立言趋向上,遗民群体偏重经世致用的述学文章,对诗歌和古文创作也要求具有思想学术品格与历史实录价值,同时又提倡以经史尤其是六经作为立言根柢。他们对立言的渴慕,既出于接续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家学说的文化心理,也与自身对立言特性的体认以及对个体声名的追求息息相关,从侧面展现出其坚毅刚强的心态与奋发有为的生命精神。     

元末明初移民与明清桐城文化的兴盛

元末明初,由于战乱等原因,许多徽州、江西等地移民纷纷卜居桐城。经过数代人的努力,通过科举入仕,这些移民逐渐由普通的耕读之家发展成为声势显赫的著姓望族。这些望族的形成,为明清时期桐城文学的发展、文化的繁荣,以及文献之邦的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积蓄了更为持久的力量。     

明清时期通俗小说创作历程探绎

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创作总体上呈现了一种由改编逐渐走向独创的历程.这一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世代累作与文人集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由此产生,并开启了历史演义、神魔小说等创作流派:2.书坊主效颦复制,导致了通俗小说创作的繁荣和流派的形成,并为后来通俗小说创作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做了一定的铺垫:3.文人改写拟作,反映了小说创作主体性、写实精神与独创能力的日益增强,标志了通俗小说由改编向独创的过渡;4.文人独立创作,其主体意识和自我表现色彩浓厚,小说创作思维、创作意图、创作方法等均有很大转变,从而强有力地推进了通俗小说创作艺术的发展与成熟.     

明清时期汉口的发展历程

明清时期汉口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明代中期至汉口开埠,它是传统商业市镇的兴起与鼎盛时期;二是汉口开埠至张之洞督鄂,它是早期现代化的萌动时期;三是张之洞督鄂至清朝灭亡,它是早期现代化的发展时期。这三个阶段的历史各有其不同的特点,不论是从城市史的角度,还是从早期现代化的角度,都值得加以总结。     

明清文学教育与戏曲文学的生成

本文以明清蒙学的教育内容及教育效果作为主要对象,从三个方面考察明清时期文学教育与戏曲文学生成之间的因缘关系.(一)文学知识与戏曲故事的生成.蒙学读物中的历史人物故事为戏曲创作提供了丰富而便捷的素材,其伦理内涵也为戏曲创作提供了明确的导向,进而培育了文人戏曲家"寓义于事"或"借事明义"的创作理念,促成了独特的戏曲之道. (二)文学思维与戏曲叙述的生成.八股教育所形成的文学思维方式与戏曲叙述的生成有直接关系,八股文起承转合的结构方式为戏曲的长篇叙事结构所借鉴,而其"代圣人立言"的文体特征造就了戏曲叙述的深层结构. (三)文学表达与戏曲语言的生成.文词派戏曲典雅绮丽的语言风格是"以时文为南曲"的产物,更进一步看,则与戏曲家早年接受的蒙学教育有关,传统蒙学教材大都是整齐、对偶、押韵的诗歌,这种诗歌教育对戏曲语言的生成具有深远影响.总之,明清文人士子经由特定的文学教育所形成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成为戏曲文学生成的催化荆,并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戏曲文学的鲜明特征.     

明末清初“鼓山禅”的几个基本问题

鼓山涌泉寺号称"东南第一丛林",明末清初时期,著名的永觉元贤禅师在此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赫赫有名的"鼓山禅"。"鼓山禅"与曹洞另一法脉(博山无异等)共同开创了当时江西、福建和广东三省曹洞禅的兴盛局面,使曹洞禅与江浙密云圆悟一系的临济禅形成了对峙的形势。本文就"鼓山禅"的法脉传承、禅学主张、政治倾向、社会关怀等方面展开讨论,从而指出"鼓山禅"在中国佛教史特别是禅宗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鼓山禅"的历史地位以及佛学价值值得我们继续深入地探讨。     

试述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载体简

明末清初是中国古代对外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在频繁的对外文化交流中,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开明的士大夫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这些人群在当时的活动,为后人了解和研究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通过综述这些人群栽体的活动,了解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的特性与意义。     

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疫情研究

在历史上 ,东南地区是疫病的多发区。明清时期东南地区疫情十分严重 ,这在《明史》、《清史稿》中都有记载 ,但《明史》、《清史稿》对此记载不详 ,颇多疏漏。为了弄清这个问题 ,作者查阅了东南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一市的方志 ,就东南地区的疫情、疫病的种类、疫病爆发的相关因素及疫病的社会影响等问题作了初步考察、分析和探讨 ,从而弥补了正史对这方面记载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