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陈启天“新国民”建设思想探析

"新国民"建设思想是陈启天"新国家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源起于应对民族危机、建设现代中国的问题意识。陈启天从剖析国民性的弊端与危害入手,继而提出改造国民性的具体路径与方法。在陈启天的"新国民"建设思想中,国家主义意识的培育是其秉持的核心内涵。     

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对申采浩“新国民”思想的影响

近代之初,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对韩国爱国启蒙志士们的影响最为引人瞩目。梁启超在社会进化论思想的基础上,为了摆脱国民的"愚民性"和"奴隶性",提出了"新民说"。培养"新民"同等于培养国家的势力,而培养"新民"正是当时梁启超创作文学的目的之一,梁启超的《新民说》对申采浩的《二十世纪新国民》影响甚大,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对近代韩国文人产生了广泛影响。     

“新民”视野下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观

由于思想改造与文学革命目标的一致性,梁启超的"新民"观与其文学观念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密切联系,在"新民"观的制约和影响下,梁启超的文学观念和创作实践体现出鲜明的启蒙性、功利性与通俗性特征。这种文学观念和文学实践不仅支配了清末民初文坛,也同样波及到五四及其更远的现、当代文学,成为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实主义文学的一把钥匙。     

从“新民”追求到现代性判断——梁启超人学思想探微

论述了梁启超把握中国现代化中的核心问题,形成了对新民的追求,又对西方现代性进行批判,并从中出现了社会主义诉求。指出虽然梁启超没有找到人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相统一的途径,但却以一种＂初始性问题意识＂提出了关系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重大命题。     

张恨水报刊思想的“市”“民”意识

张恨水从事报刊工作达30余年,以其丰富的编辑内涵、敏捷的新闻思维、超前的新闻意识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报刊编辑思想,"市""民"意识凸显其思想的时代性和开创性。张恨水报刊编辑思想中的平民立场、追求真实和经营赢利,令其在自己的时代语境中成为公认的"副刊圣手"。     

申采浩与梁启超：历史主体认识及“新国民”构想

在近代东亚,韩国与中国都肩负着反封建和反对外来侵略的任务。申采浩和梁启超作为探究两国国民性的先驱者,都认识到了在这种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创造“新国民”的必要性。申采浩的“新国民”目标是保全民族,恢复国权;而梁启超胸怀创立民族帝国的梦想。他们之所以在作品中塑造了不同的“新国民”形象,是因为国家的有无造成了两位启蒙先驱者心境的差异。     

借“翻译”以“新民”——梁启超翻译思想探究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翻译家,由于身处历史转折时期,他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政治,他将翻译视为一种宣教启蒙的工具,旨在以西方思想来启迪中国民众的智慧,从而达到强国的目的。梁氏这种借翻译以"新民"的思想指导着他的翻译理论与实践并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     

梁启超由“公德”到“私德”的思想矛盾困境解读

公德与私德是梁启超受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影响而提出的两大道德范畴,在论述这一对范畴时,梁启超分别对二者的含义和存在的必要性做了充分论证,以此表明公德和私德的重要价值地位和由公德到私德转换的应然选择。梁启超由公德到私德前后思想不一致的矛盾主要有两大原因:其一是特定的历史现实和思想冲击使梁启超表现出不同时期对公德和私德不同的倾向性;其二是在如何培养公德上,试图以"外推"的方式经由私德培养塑造国民公德,促使梁启超在后来特别强调私德价值和作用,这一原因是梁启超思想矛盾的根本原因所在。     

新媒介依存症:从“电视人”到“网络人”、“手机人”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媒介与我们始终形影不离。传统媒体时代媒介依赖的典型"电视人"是媒介依赖现象的理论基础,它同样适用于新媒体时代的媒介依存现象的理论分析。新媒体依存症是基于网络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网络和手机本身的特性是新媒介依赖的客观基础,同时,"网络人"和"手机人"的主体是受众,因此受众的心理因素是新媒介依赖的主观基础。通过"电视人"到"网络人"、"手机人"的变化发展,着重分析了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依赖现象及其形成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     

论梁启超对墨家逻辑推理思想“说”的研究

推理是墨家逻辑的重要内容,梁启超对墨家逻辑推理"说"进行了详细的探讨。虽然存在一些不足,但梁启超用西方逻辑知识,较为明晰地对"说"加以界定,揭示"说"推理的依据,探讨了"说"的具体形式,让世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我国墨家逻辑的推理思想,体现了墨家思想的逻辑价值。     

从“思想鲁迅”到“思想五四”——王富仁鲁迅研究的深刻内涵与现实意义

王富仁的鲁迅研究提倡“回到鲁迅”“回到文学本身”,强调鲁迅作品的思想意义,指出鲁迅的小说创作不仅是中国反封建“政治革命的镜子”,而且首先应该是“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以此为基点,王富仁建构了重新阐释鲁迅的学术系统,这对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鲁迅研究以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王富仁指出,鲁迅毕竟是一个作家,他的根本价值在于从文学的角度促使人的精神觉悟,进而从思想启蒙的层面影响中国社会革命的进程。鲁迅的思想高度代表了“五四”思想启蒙的高度,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化自觉的高度,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进取的高度。     

人性与管理——从一般人性理论到“超复杂人”理论

“超复杂人”理论,认为人通过对自然、对他人的不同需要表现出不同的“自我”,不同的“自我”在实现自己的需要过程中因别人对其帮助或者阻碍而表现出“善”或“恶”,管理者可以根据组织的目标与被管理者的需要,分析其所处的“人性关系圈”的位置,考虑相应的管理措施。     

试论孟子“民贵”思想的被动性

孟子是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也是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被儒家学者尊称为＂亚圣＂。＂民贵＂是孟子思想的重要方面之一,但是从其出发点分析,论其实质,＂民贵＂是各方相互妥协的产物,其实际上可以称之为＂被民贵＂。＂民贵＂是统治阶级与平民阶级之间相互妥协的产物,也是孟子被时代所迫而妥协的产物。     

论梁启超“善变”的孔教观

梁启超的思想以"善变"著称,他对孔教的态度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早期,他师承康有为,力主"保教",提出了孔教的"六大主义"说;中期,他"尊孔而不保教",放弃了"保教"主张;而在欧游之后,他的儒家情结被激活,对孔子及其思想进行了重新解读。了解梁启超孔教观的"善变",有利于我们在当今多元文化的并立中重新定位和评估孔子及其所代表的儒家文化。     

“反英雄”：西方文学叙事从“典型”到“类型”的现代转换——兼论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关系

自然主义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基本表现形态已经不再是在“典型环境”中产生的“性格典型”，而是源于生命本体的“气质类型”。这既是传统“性格典型”开始瓦解的起点，同时也是现代主义叙事中那种往往体现为“心态”的人物“类型”的开端。在传统西方文学叙事所带来的卡通式的人物世界，里面满是傀儡、木偶般的“英雄”“巨人”；在自然主义文学叙事中，“英雄”陨落了，“巨人”坍塌了，西方文学在人物形象内涵上的现代演进，显然也是从自然主义文学这里开始的。     

从“词章不能谓之学”到“文学”宜有专史——梁启超“文学”观的变迁与近代中国文学史观的形成

近代中国的学科体系是在汲纳西方学术分科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梁启超作为促成近代中国新旧学术转型的重要学者之一,其"文学"观念也经历了由"词章不能谓之学"到"文学"宜有专史的转变。考察梁启超"文学"观的变迁,有助于揭示"文学"概念演变的历史轨迹及近代中国文学史观的形成。     

地理环境论与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

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受到多种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地理环境论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梁启超不仅系统介绍了地理环境论的主要思想,还具体探讨了地理环境与中华文明之间的联系,并试图通过中西地理环境的差异解释中西文明的不同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历史认识的提高和深化。但梁启超并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他只是将地理环境作为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一方面因素。      

简析鲁迅及其作品中的“人本”思想理念

鲁迅是20世纪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在那个特定年代，他一直关注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关注和探索着个体的人应有的生存、成长和发展的状态，思考人应该怎样对待人，并用其作品和言行向我们展示了他先进的人本思想理念。     

梁启超“合群之学”与“群学之用”社会学思想探微

梁启超的社会学思想继承了康有为、严复的“群”的概念,其“群学”思想不仅仅着眼于学术,更在于将合群与物竞天择相联系为他的政治变革理想做铺垫.在怀着解决社会问题、探寻民族发展道路的学术实践背景下,他在“合群之学”的基础上,以“群学之用”的实践将历史学与社会学紧密联系在一起,吸纳社会学理论,推动了史学的社会学研究转向.     

作为嗣续光大“国民性”与“国性”的文学——梁启超1915年前后文学观的转变

1915年,梁启超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中宣布将报国的方向由政治转向社会,其借改造社会以改良政治的思路与同样以该年为起点的《新青年》同人取得共鸣。但其思想中不断增强的文化民族主义因素使他修正了对"国民性"等问题的负面认识,这与后者单纯的启蒙立场分歧明显。梁氏认识的转变反映在这一年写成的三篇文学短论中。他不再将文学视作改造"国民性"的利器,而是将其作为传承光大"国民性"和"国性"的重要手段。以此他指斥当下有害于国民和"国性"的"新小说",并将文学的发展联系于本国的文化和历史。梁氏此期的认识转变预示着其投身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动向,其与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主流话语的分歧也以此为开端。